20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书法领域中，碑帖变奏是最具鲜明时代特色。然而，碑学的形成与思想、实践等问题尚属于新鲜事物。作为传统书法的经典帖学在此时遭遇到了不曾有的冲击。对于书法而言，复古曾是不同时代书家对技术与精神的向往。碑学的兴起不啻又为一次复古，但这次复古却是作为新鲜事物而存在。新鲜事物往往生命力强大但问题也随踵而至，直至今天我们面对这场新与旧的冲击，其中依然有不少遗留的问题仍待反思解决。

郑孝胥即是这时期的有重要影响的书家之一，其书法延续了清末碑学的甸作思想，于晚年形成了气魄宏大、凝重苍劲、霸悍张扬的书风，对于研究清末民国的碑学创变具有重要意义。郑孝胥同样是近代史上的一位复杂而重要的人物。在其一生的书法中，书风的多样性与思想的矛盾性契合了他人性的复杂。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谈艺事往往重人品，为历来之恒言。然而此论亦有其局限性，不可一概而论。且孔子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夫子不以人废言，这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历史、反思历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况艺术之事，不能只拿一个简单的“人品即书品”理论来套。人品即书品，可悬为某种理想，但事实上艺术史的规律却是元遗山所说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文艺与作者未必是同一的，中间总有距离，亦不可不察。所以本文对郑孝胥的研究将在不“泛滥的人品书品观”为前提下进行讨论，力求做到真实客观。

郑孝胥是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书法与书学观念在近代碑学审美时期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郑孝胥一生经历晚清、民国、伪满洲国三个时期，近代碑帖冲突，西学东渐的洗礼，以及社会转型大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生经历与人性复杂扩及到郑孝胥的书法中所呈现出的风格亦是多姿多样。

郑孝胥的书法是近代书家中很有个性特点的一位。以擅长行书著称。郑孝胥早年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并参以张裕钊之法，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满人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诗中将郑孝胥比作书法中的诸葛亮，可以看出对其才艺能力极为推服。不免感慨，如果他保住晚节，不去天寒地冻的东北当什么伪满朝廷的“总理大臣”，人们想起他的时候，更加会佩服其书法成就和满腹学问。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郑孝胥终究是货真价实地做了伪总理大臣，于是，他的“名声”连不怎么钟爱书法的人也知道中国近代有他这么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