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离世就如同他的出生，充斥着死亡和杀戮的阴霾。——《成吉思汗》”

在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麦克林所著的这本成吉思汗传记当中，以上面这句话为成吉思汗的杀伐一生画上了句号。实际上，从出生到崛起、再到不可一世、直至陨落，成吉思汗的一生当中无不充斥着杀戮与死亡。

对于成吉思汗这位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者而言，性格和思想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在他的身上体现无疑，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被征服之人就应在其被征服之地接受统治。”“分而治之”的偏好与他身为蒙古人传统的“单一民族”概念相抗衡，然而纵观成吉思汗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抗衡与矛盾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我们常说，成吉思汗是一位开创者，是豪杰，是草原上的雄鹰。但在他的权力崛起之路中所引起的各种残酷与暴虐也是无法让人忽视的，他的一生充斥着杀戮和死亡，更是充满了矛盾与抗衡，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成吉思汗本人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同样也体现在后人对他的评价之上：一方面，残暴征战过程带来巨大伤亡，很多文献记载中也记录了当时残忍血腥的场景，这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很多看成是散播恐怖和暴虐、手握无数死人头骨的暴君；另一方面，却是非常宽容且令人钦佩的，他既没有种族偏见也对宗教十分包容，甚至还在侵略过程中使耕地变森林，间接地为绿色环保做出了贡献。

在《成吉思汗》中，麦克林将那句来自成吉思汗本人的“预言”写在了扉页之上：

“在我们之后，我族的子孙要穿金线绣衣，享用美味佳肴，骑骏马，拥抱美丽的女人。但他们不会说这一切都是父亲和哥哥们的功劳，他们会将我们和那些伟大的日子遗忘。”

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预言”其实不无道理，日月常新，然世事无常，一个目不识丁的草原牧民，竟可以成为“世界上连续陆地版图最大的帝国”的统治者，并且让很多同时代的国家闻风丧胆，而他光彩熠熠的一生当中，也充满着很多尚待挖掘的史料，麦克林以力求客观、真实的态度书写这位留下无数传奇史话的历史人物的一生，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那些发生在13世纪的欧亚大陆的故事在这里逐一被还原，也让我们了解到关于蒙古草原的文化、背景、民俗等相关知识。

一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往往跟当地的气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些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者来说自然也是如此，蒙古西部可以为牧民们提供较好的冬季牧场，东部则相对雨水更加丰富一些，且冬季不怎么下雪，四季都可以放牧。尽管如此，供水不足、蒸发太快、太阳辐射等问题导致的水分迅速流逝，使得蒙古的气候一直是将至关重要的农业生产拒之门外的。

所以畜牧业在蒙古草原上一直都是主导产业，然而，畜牧业无助于人口的稳定与持续，牧民们需要面对很多严峻的问题，他们需要在气候的不断变化中，寻找一种饲养和管理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这五种不相同的家畜的更为平衡的方式。其中，绵羊以数量上占据50%-60%成为明显的原始经济支柱，但是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种家畜，就是马。

众所周知，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没有马的蒙古人就好像失去翅膀的鸟儿，在蒙古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能对马了如指掌，在蒙古人统治整个大草原的征途当中，马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蒙古马有着比中世纪西欧军马更短的体型、更厚的毛皮，它们还拥有用蹄子刮去积雪从而接触到下面草地的“天赋”，这些让它们更加适合在蒙古草原的恶劣气候中保持更惊人的耐力，即便是在冬日里作战，蒙古马也是一把好手，有了蒙古马战力加持的“蒙古铁骑”则更快速地开始了他们的征程。

《成吉思汗》中提到，有学者认为，草原栖息地的人更容易倾向于快速且粗暴的解决问题，因为“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容易让人变得孤立并缺乏对彼此的了解，从而让互相的劫掠成为生活中固有的一部分”，实际上，游牧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霸凌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铁木真，也以此来作为他扩大版图的方式之一，作为一位非常伟大且重要的历史人物，铁木真的出生自然也被赋予了一些神话色彩，但是让他第一次能够真正展现个人魅力的时刻，其实是在他求婚的时候，尽管当时的铁木真一穷二白，能够作为预付定金的财产就只有一匹马而已，他却凭借个人魅力让孛思忽儿部首领最宠爱的儿子一下子就接受并喜欢上了自己。

那时的铁木真已经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孛思忽儿部生活的日子成为他启蒙教育的重要阶段——他从草原的规则中洞悉了部族间的仇视所造成的草原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分裂。

然而，有散发魅力的时候，就也一定会有极不光彩的一章，而铁木真战斗生涯中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一，就是妻子孛儿帖被夺，而他则抛下了她跑路了。时过境迁，已经没人知道当时的铁木真究竟是处于怎样的目的做了这样的选择，但事情就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而且当孛儿帖回来之时，已经怀有身孕，自此，被称为“大草原上的特洛伊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开启。

铁木真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是极富有吸引力的，麦克林在书中这样形容早期铁木真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年轻人欢迎铁木真，把他看作一股清新的空气，一个因军事胜利和掠夺而拥有魅力的领袖，一个真的能够带来财富而不只是嘴上说说的人”，他所倡导的新型组织模式吸引了众多高水平人才，同时也非常擅长寻找人才和鼓励追随者之间进行配合。

这样的特质让僵化陈旧的关系和结构得到改善，但同时也助长了对大男子主义和暴力的推崇，在当时的蒙古人眼中，武装抢劫和强奸是男子气概的展现。

实际上，这样的“男子气概”展现也大量出现在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甚至其儿孙统治下的征程当中。俘虏们被推上前线当炮灰是蒙古军的常规操作，很多被侵略地区的人们饱受了欺凌、骚扰甚至随意杀戮的苦难。在之后的各地征战当中，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残暴行为，譬如剖开老人的内脏来取出珍珠；令大批的印度奴隶和俘虏收集大米并将大米储存在仓库中，然后杀掉这些奴隶，只是为了不用喂饱这些“无用”之人；甚至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胎儿劈成两半……

这样的暴行给很多城市留下不可逆转的伤害，就比如当时被围城十二天的布哈拉，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战争发生一个世纪后到访此处时，“这座城市依旧是一片荒芜，就好像蒙古人的入侵仅在昨日”。

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一个世纪后到访此处时，这座城市依旧是一片荒芜，就好像蒙古人的入侵仅在昨日。

除了残酷暴虐之外，成吉思汗还具有其他一些负面人格，譬如忘恩负义、病态的猜疑、偏执、欺诈、愤怒、嫉妒等等，他会对有救命之恩的人忘恩负义，对自己人猜忌怀疑，对背叛怀有近乎病态的恐惧，却可以十分宽容大度地将差点杀了自己的人纳入麾下。麦克林在《成吉思汗》中非常贴切地形容他“始终是一个无情、实际和务实的人，他痴迷战争和征服，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一个真正的尼采式超人”。

然而正如书中所言，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并不仅仅是“毁灭”的代名词，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之前，蒙古人中就有一群“大草原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长途贸易、定居世界的组织形态、艺术文化甚至抽象思维都很感兴趣。铁木真正继承克烈部的汗位并称为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建制成为“国家建设”的巅峰之作，在蒙古历史上经常被提出但由于派系主义以及领导人有限的想象力而从未实现的“超级部落主义”终于成为现实。新的政治结构使得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但与此同时，任人唯贤的精英主义也孕育了蒙古权贵阶层，安答关系也变得不再重要。

在“大河以北，烟尘四起，鼙鼓震天”对金朝的征战中，蒙古人并不仅仅是在打仗，而是扎扎实实地写到了很多关于攻城和火药相关的知识，成吉思汗还凭借他天才般的洞察能力，觉察到征服中原的可能性，并达成与契丹人的协作，成功达成开疆拓土的战略目标。

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在历史中形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而言，自然是极具争议、褒贬不一的，麦克林以非常客观的态度和全面的叙述，书写了成吉思汗传奇的一生，这对于一本传记来说非常难得，或许正如麦克林写在最后的那段评价：“成吉思汗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征服者，但与同一时代的亚西西的方济各相比，他似乎是一个道德上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