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1919年~1982年），“长安画派”的一面旗帜，最为耀眼、最具个性的一代画家。他以生命的磨砺与实践成就了他视为至高无上的艺术真诚和人格真诚。他那富于独创性的风格，以及对生活感受的新颖性和敏锐性生创作了许多冷峻犀利的花卉、刀砍斧凿的山水和书法，倔强耿介、狂歌当哭，令人惊心动魄。他备受折磨过早天折的生命悲剧，他挺然独立慷慨悲歌的后期作品，都对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深刻的启示。著名的中国美学理论家王朝闻曾经说过：“我对石鲁短促又悠长的一生的理解，仍然认为他对艺术以至人生的意义，是持久永不止息的。”

对于中国画笔墨的表现性，石鲁认为传统的笔墨技法和程式是源，要学习，因为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但学习不是局限于某家某派的模仿，要“真正追本求源，不仅是各家继承的演变，更重要的是了解整个中国绘画传统的规律。”石鲁认为，今天的画家在用中国传统笔墨表现这个时代特定的新内容时，就必须创造出一套与表现画家主体情感和意境相适应的新技法、新程式。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整体，是相辅相成的。

石鲁先生所表现的黄土高原作品，方法没有固定模式。总是视对象的不同、意境的不同、感受的不同，而用笔用墨用色都不同。表现方法变化多，更完美地把黄土高原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他说：“我的作品到底该是什么，总是要按照内容和自己的审美兴趣、个性要求，来创造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形式不能是外加的。为了适合自己的全部感情，就会追求一种全新的形式。”“特定的内容要求相应的形式。

这种形式属于这个内容，穿别人的鞋总是不合脚板。我要有我法，但我法又要与古法的一般性规律特点相通，也就是要符合艺术形式美的法则当《东方欲晓》还在构思阶段，石鲁先生曾写过一首诗：“长宵漫漫绝豸虫，不谢红花兴正浓。银钩铁划书天地，刺破东方一线红。”本想把它题到画上，画完成之后，觉得没有必要用题诗对画作补充说明。也许是绘画趋向艺术本体的观念转变，是对形象自身内涵的觉悟，使造型艺术的形象从手段上升为目的。说明他正在逐渐地强化主观的表现性和笔墨的自主性。

石鲁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本能和潜意识得到激发，他以心灵的意象去表达对当时文革中所见所感的现实的观照。石鲁在“无意识”思想的影响下，将人们心目中几百年传承的“文人画”系统，变为己用，有了新的面目，印章不再是非刻误用，笔法不再是某家传统，墨色更是为己抒情所需，“诗、书、画、印”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成了“我有我法”的变化体。人不再是传统的文人，而是一个可以游走于“狂”之间的“苦行僧”，但是许多人未必看得懂石鲁文革时期的创作，那些似文人画而非传统文人画的元素，被解读成精神特殊状态下的一种“图案”或“符码。

解读如果只经由逻辑、理性的分析太过简单，“图案”与“符码"的错综复杂，使石鲁的画作更接近一种“梦魔”。在它们象征意义的背后，在不自觉中大脑所反映出的潜意识的东西最能代表一个人的心理意识状态。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弱处，所以石鲁在“狂”时期的美术作品，在引起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的共鸣的同时，也使现代人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在逆境中的重生之路。

石鲁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怀疑甚至否定的时代，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批曾经留学欧美的艺术家妄想以西方绘画的理论来改造中国画，这也曾经深深地影响过石鲁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还是深深地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并且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从而成为中国画坛上的一代天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