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往往就意味着选择，我们站在自己人生中的十字口路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可能会决定着之后将要走上这样的道路，而对于一个朝代来说，“十字路口”上的选择更是会影响着一段历史是我走向。
开弓便无回头箭，人生尚且没有回头之路，那么，对于那些处在关键时期的历史的“十字路口”而言，更是机不旋踵，宛若瞬息之间，一个错失便可能就此“一锤定音”，然后让自身的文明于大时代洪流之中止步不前甚至背道而驰。
中国明朝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当世界历史拉开新的序幕，世界各地的文明进程争先恐后地繁荣发展着，大航海时代开启，“文艺复兴”如火如荼，西欧的经济和思想得到飞速发展；蒙古帝国开始瓦解，阿拉伯文明开始了在亚欧大陆上的势力扩张；在寒冷的北国，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小公国变成了疆域庞大的的俄罗斯帝国，俄罗斯文明也建立起来……
当其他文明开始竞逐、放眼世界范围的时候，明朝却仍是以“中华亚洲秩序”为最终目的，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中选择了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方向，也因此错失了历史机遇。
那么处于同一时代的明朝又发生了什么呢？这样的结果究竟是“错过”还是“必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赵现海先生，结合多年来对于明朝历史的潜心研究，编著成《十字路口的明朝》一书，在这本作品当中，作者将明代“中华亚洲秩序”的视野和格局拓宽到全球范围，从包括了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等多方面角度，更加全面、客观、立体的历史角度来探讨明朝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的选择结果。
被“轻视”的近世中华文明
不得不承认，与同时期的各种文明相比，近世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轻视”的，“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崛起”、“伊斯兰扩张”……
近世中国被其他文明迅速赶超，我们的“明长城时代”却依旧保持着内敛，实际上，明朝的疆域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便走向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的历史方向，此时无论是从经济、军事还是文化等层面，明朝都呈现出落后的趋势。然而，明代虽然被“轻视”，但却绝不该被“忽视”，正如《十字路口的明朝》中所说：“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与其他文明一起出发的明朝世界，应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大关节和重要角色之一，明朝形塑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道路。”
通过作者在《十字路口的明朝》中的分析和讨论，我们逐渐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在明朝建立之后，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朱元璋不仅复活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分封制度，还将之设定为明朝的基本制度，自此奠定了朱氏皇族“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基础。待到“靖难之役”朱棣即位，明朝的政治格局和明蒙的战略态势都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朱棣的登基总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至今都还有很多争议和讨论，朱棣对此也是相当在意的，为了弥补自己这方面的形象，朱棣时期的疆域政策变得不再那么内敛，而是在北方陆疆、南方陆疆与东南海疆多次开展大规模行动。
但这些行动其实收效并不算明显，因为朱棣虽然一改内敛的模式，但思维和观念依旧停留在“中华亚洲秩序”层面，虽然彼时的明朝已经具备扩张的条件，但显然帝王们并没有那样的意识，而是依旧停止在传统观念之中，满足于维持洪武时期已经形成的宗藩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积极扩张，仍只是满足于充当亚洲一隅的天下共主，而非全球化时代的开创者”。
其实“四海咸宾”的永乐时期气象恢弘已逾越汉唐，甚至达到了“中华亚洲秩序”的高峰，但实质上依然没有跨出那迈向全球化的一步，就连举世瞩目、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顶峰的郑和下西洋，也由于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时代，而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
纵观整个明代中国，在疆域政策上都是极为内敛的，不仅官方没有“带头”开疆拓土，还严禁民间开展的海外贸易，这样的政策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而且影响了近世中华文明的整体走向。
明朝政治纷争局面的根源及演化
众所周知，明朝“乱”，皇帝一个赛一个的“荒唐”，他们“爱好”广泛，什么玩蟋蟀的、当木匠的、宠奶妈的、爱嗑药的……简直超出想象。
所以明代的皇帝在历史当中，口碑似乎总是差强人意，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吗？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局面的发生呢？
其实，各个朝代都有着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皇帝水平“参差不齐”，既有文治武功、励精图治，也有昏庸无度、荒谬绝伦，明君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昏君也会做些好事，但这种贯穿整个时代的“乱”，很多时候就像蝴蝶效应一般，一环套一环。
朱元璋通过“胡惟庸党案”，不仅清除他所猜疑的政治势力，还从根本上将权力完全收归皇帝，实行了两千年的丞相制度就此被废除。
那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看历史总要从两面去看，诚然，丞相制度被废除，皇权得到集中，但局面也变得更加混乱，就像《十字路口的明朝》所写：
“由于祖训之中眼睛复设丞相，所有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所获得的中枢权力，又都缺乏制度性保障，这便导致明朝不同政治势力，为了获取、保持中枢权力，不断展开政治斗争，使明代中枢政治一直呈现变动不定、斗争不断的混乱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明朝政治纷争，恶化了政治风气。”
可以说，朱元璋的一个举措，正是成了明代后期“党争”的根源所在，无怪乎黄宗羲曾评价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在经历“土木之变”的军事灾难后，明朝通过坚决固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之后景帝也是励精图治，通过提拔、委任以于谦为代表的的一批官员，恢复朝堂议政等举措，使得明朝政局不仅转危为安，甚至开始显现出安定和活力的新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实施了很多英明政策的景帝却在迎回英宗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景泰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分野开始出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之后，对建文帝后人颇具同情心的英宗，却对于这位弟弟动了杀心，还残忍地让一众嫔妃全部陪葬，只一个废后汪氏得了善终，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此举已属不易，作者在书中也发出如此感叹：“家庭亲情没有因为政治变故而被彻底摧毁，这也使明中期的政治在惨厉之余，仍保留一片温馨。”
明朝亡于崇祯，但实际上，使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边疆危机，自万历年间就已经产生了，《明史》在分析明朝灭亡时就这样写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彼时，“党争”开始与当时日益激烈的宫廷冲突交织在一起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这样的风气对之后几代皇帝和政局都形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晚明党争风气的影响下，崇祯对文武官员都缺乏信任，他杀掉袁崇焕，逼孙传庭出关，却重用起初防范的宦官。到明末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十七世纪危机”爆发之时，内忧外患渐露端倪，而彼时的崇祯帝再怎么励精图治、殚精竭虑，也绝对难以凭一人之力救国于危难。
历史的两面性向来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很难去设想，如果当时的明朝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时选择了另一条路，历史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走向呢？或许正如《十字路口的明朝》中所阐述的那样，历史的选择其实正是必然的结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