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 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

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抒发起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

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被牵强为灭清兴明。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曲解为辱骂满清夺了朱氏江山。二从皆被戮尸。

江苏生员韦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个“赦”字，被杖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员程明湮给人写寿文，用了“创大业”三字，被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牵连。安徽贡生方芬的诗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一句，被刨坟戮尸，祸延子孙。

“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作诗行文稍有不慎，就被牵强成罪，横受诛戮。文字狱的兴起给一些挟怨小人提供了报仇之机，挖空心思在对方诗文中寻字摘句，进行诬陷，狱案一成就是家破人亡，株连亲友。

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说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挠皇帝之所痒，借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罢了。

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缺德事干得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

文化为避免文字狱，常常将涉嫌字眼改成其他字代替，或者干脆空起来，往往搞得文理不通，雅韵全无。后来连“胡”、“虏”、“夷”、“狄”等也成了避讳字，书籍中往往空格不刻。乾隆为此特发一道谕旨，说：“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常作空白，有的还改夷为彝，改虏为虏，这类情况很多。揣其本意，无非是为本朝忌讳，以表示作者的敬慎，其实不知这种作法本身就是相当不敬的。孟子说过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可见夷狄等字不过是方域称谓，自古以来圣贤们并不避讳。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复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削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之心，实有关系。”

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鲁迅：“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方志远：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其实是在清朝被折断的。从维护社会稳定来说，清代有借鉴意义；但从倡导自由开放和社会发展来说，似乎明代更具有胸襟气度。

李凌：清朝的文化专制导致中国积弱贫穷。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窜改历史， 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而《四库全书》 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周宗奇：清代文字狱呈现康乾盛世背后文人血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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