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9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林肯纪念日晚宴上发表演讲，声称手握一份205人的美国国务院间谍名单，在美国的反共运动中又添了一把柴火。

（中间为麦卡锡）

这出大戏，已被后世谈论多次，但其中一条支线，却较少被人提及。

时任副国务次卿的约翰·佩利福伊，在麦卡锡的演讲后不久便发表声明，否认了国务院存在间谍的指控，并透露说，一些被视为存在安全隐患的人员早已被清退，其中包括91名同性恋者。

（约翰·佩利福伊）

佩利福伊此番话，本意是想平息猜忌，实际却起到了反效果。

许多议员想知道这91人当初是被谁招募的、他们后来是否在政府其他部门又找到了工作、其他政府部门是否也存在同性恋，等等。

全美各地的恐惧和愤怒被点燃了。

国会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国会委员会进行了多番调查，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许多政府官员把抓捕和解雇同性恋当成了一场互相攀比的竞赛。很多政客、媒体乃至民众都认为，同性恋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害，比共产主义者更大。

以往鲜少出现在主流媒体笔下的同性恋群体，突然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这场被称为“薰衣草恐慌”的闹剧，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它起初只是国会里的一个党派斗争工具，后来成了20世纪50年代渗透在美国政坛恐慌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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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闹剧中，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华盛顿确实有许多同性恋，而这一现象是历史的产物。

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联邦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颁布了诸多政策，众多新的联邦机构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新增的行政岗位（联邦职工人数在1930年至1942年间，从7万增加到27万）。

这些职位空缺吸引了许多外地年轻人，每月都有数千名年轻人来到华盛顿。大萧条期间，美国各大城市的人口都在减少，唯有华盛顿的人口增加了36%。

“新政”创造了一个年轻人的世界。每天傍晚时分，年轻的男男女女如潮水般，从各个政府大楼里涌出。

华盛顿不仅工作岗位多，选拔制度和工作类型也特别适合弱势群体。

在那个白领工作由男性垄断的时代，联邦政府为节省成本，招聘了许多女性负责文职工作。在一些行政工作高度集中的部门，女员工占比高达60%。到40年代时，为联邦政府工作的女性人数达约15万人。

这些行政类工作，也吸引了许多男同性恋者。他们与传统的男性主导的职业环境格格不入，而华盛顿的文职工作则与他们十分契合。

这样的人口构成，为性少数群体造就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尽管在官方层面上，同性恋仍是一种“不道德行为”，但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无需避讳自己的性取向。

而这种宽容的环境，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同性恋来到华盛顿，成为这股繁盛亚文化的一部分。拉菲特广场及其周边的社区、餐厅和文化机构，成了同性恋交友的热门地点。一种强烈的社区意识形成了。

（拉菲特广场）

二战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顶峰。随着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住房紧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五六名陌生人同租一间卧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华盛顿的性环境一度变得非常开放。

到了1948年，伴随着“新政”以及二战结束带来的种种变化，美国主流人群开始察觉到，传统道德规范正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松动。

那一年，性学专家金赛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出版，并连续六个月位居畅销书榜首。书中写道，37%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有过至少一次同性行为。

（《人类男性性行为》封面）

这一数据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将金赛这本书中的内容，视为美国道德滑坡的标志。许多家长惶恐不已。作家约翰·契弗把1948年称为“每个美国人都担心同性恋的一年”。

这种情绪也传递到了文艺界。1948年上映的、传奇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夺魂索》，便讲述了两个同性恋人谋杀另一男子的故事。虽然因审核条例所限，该片无法直白地说明二人的性取向，但人物设定中的种种细节已隐晦地说明了一切。

（《夺魂索》剧照）

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打击行动开始了。

以上文提到的拉菲特广场为例，截至1950年2月，警方已在这里逮捕了数百人。一个男人只要在那些知名的同性恋聚集区闲逛，都会被警察拦下、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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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由麦卡锡间接引爆的政坛同性恋抓捕活动，无异于火上浇油。

麦卡锡的反共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反谁不是重点，重点是刷足存在感、积累政治资本。

反同性恋，对他来说，更是纯粹的政治工具。不过他在反同这件事上，没有像他在反共上那么高调和投入。个中原因说来也颇有趣：麦卡锡本人常年被人怀疑是同性恋，后来成为他头号属下的罗伊·科恩，更是半公开的同性恋。

（罗伊·科恩与麦卡锡）

这种状况下，麦卡锡的几个政治盟友——参议员斯泰尔丝·布里奇斯、肯尼斯·威利、克莱德·霍伊——接过了这个任务。他们认为，反同运动可以令麦卡锡的反共运动更可信，进而可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

（斯泰尔丝·布里奇斯）

布里奇斯呼吁调查是谁让那91名同性恋进入国务院的，并表示同性恋者是美国的邪恶敌人，还坚称这些人出现在国务院绝非偶然，而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他们进入国务院，是因为苏联想让他们进去”。布里奇斯要求参议院“找出那个间谍大师”。

共和党高层看不上麦卡锡，但他们在同性恋问题上却同样持相同立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尔森对媒体表示，对国务院进行“清理”非常必要。

（盖伊·加布里尔森）

同性恋问题被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国会、媒体、民间要求调查同性恋的声浪越发强烈。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收到了来自三名助手的联合备忘录，其中对同性恋事件进行了重点强调。

就在杜鲁门尚未做出实质性应对时，共和党这厢已迫不及待了。相关议员提出禁止部分政府机构雇佣同性恋的议案，并抨击民主党对同性恋过于纵容，媒体也煽风点火，将民主党塑造为窝藏危险分子的源头。

在1950年的美国，关于政治话题的公共讨论中，同性恋问题一度成了比共产主义更危险的存在，一些美国人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

一些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例如同性恋苏联特工惠特克·钱伯斯、前总统罗斯福的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等人的故事，更是加深了普罗大众的刻板印象。

一时间，“在国务院上班”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毒蛇一代》这样的畅销书，也把矛头指向了同性恋。

（《毒蛇一代》封面）

国务院的男员工们开始刻意避免成群结队走在一起。为争取议员支持、扭转刻板印象，国务院还举办了一系列由其员工和国会议员出席的非正式聚会，以进行公关。

此外，国务院还加强了内部自审，对与同性恋者打过交道的员工进行了调查。截至1950年年底，已有约3000人接受了审查。

国务院还对外派往全美乃至全球各地的员工，进行了“揭露同性恋者的方法”特别培训。人事部门也收到了类似简报，被要求“尽一切可能找出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种种措施之下，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约有1000人因同性恋相关原因被开除出国务院。到了60年代末，国务院官员出席每年的国会拨款委员会例行听证会前，都要先汇报一下前一年国务院开除的同性恋人数。这几乎成了安抚拨款委员会以便获得拨款的必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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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蔓延的火势，很快就烧出了国务院以外的地方。

中尉罗伊·布里克在一次秘密庭审中表示，华盛顿有约5000名同性恋，其中四分之三都在联邦政府上班。

这场庭审本应保密，且这番话是布里克为给自己所在的警队增加预算而做的随意猜测，不仅不准确，而且很容易反驳，但这段话依然被迅速传开。

流行文化里不断重复、强化着这一错误认知，诸如《华盛顿机密》等畅销书都以此为题材。人们要求彻查那些被开除出国务院的同性恋，都是在哪里再就业的。

（《华盛顿机密》封面）

调查结果加深了很多人的恐惧。以佩利福伊最初提到的91人为例，这些人里有22人后来在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找到了新工作。公务员委员会火速下手，将这些人重新开除出政府部门。

其他政府部门亦纷纷跟进。以商务部为例，他们在几个月时间里提报了49名同性恋者，并对其进行了开除等处理。

共和党参议员肯尼斯·威利是煽动这股浪潮的关键人物之一。在反同、反共的旗帜下，这些共和党人的更大目的，是将同性恋、共产主义等美国人抵触的标签，与罗斯福“新政”牢牢捆绑在一起，暗示是由于民主党的领导，才把美国变成了一个不道德、物质主义、官僚主义的国家。

（肯尼斯·威利）

由民主党人掌权的白宫，对此进行的应对，是将同性恋“淡化”为一种精神疾病，而非国家安全问题。白宫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主持这些会议的是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精神病学负责人罗伯特·菲利克斯。他表示，同性恋者应该被排除在敏感职位之外，但除此之外，只要同性恋者行为谨慎，就可以担任政府职位。

民主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很多人表示，当务之急是取得国会议员的认可，而不是让精神科医生满意。

1950年12月，负责调查政府同性恋事务的霍伊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名为《关于政府对同性恋及其他性变态者的聘用》的报告，得出了同性恋不适合在政府工作，否则会危害公共安全的结论。

（《关于政府对同性恋及其他性变态者的聘用》）

直到多年后，人们才发现，这份报告毫无任何可靠证据材料，但这未能阻止该报告产生的深远影响：

因为这份报告，“同性恋威胁国家安全”的概念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正式认可，“薰衣草恐慌”超越了党派之争，得到两党一致认可；随后，该报告成为联邦安全手册的一部分，被送到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情报机构，并被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引用多年，成为将同性恋排除出公职机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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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同性恋话题自然是极有存在感。共和党的竞选口号是“让我们清理房间”，承诺要清除联邦机构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共产主义、腐败、“性变态”等等。

共和党强调其候选人埃森豪威尔是普通人，是崇尚道德、敬畏上帝的人。整个竞选过程中，埃森豪威尔经常携妻子一起露面，隐晦地攻击对手阿德莱·斯蒂文森的离异身份。

（埃森豪威尔夫妇）

为了帮埃森豪威尔赢得选举，FBI局长胡佛大量散布斯蒂文森因“同性恋罪”在纽约被捕的消息。由于此事纯属捏造，因此没有正规媒体刊登，但这个耸动的消息还是在民众间流传开了。

（帮忙抓捕同性恋的胡佛本身就是同性恋）

埃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不到三个月，就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称“任何触犯法律的、臭名昭著的、不诚实的、不道德的、可耻的、过量使用麻醉品的、吸毒成瘾的或性变态的”行为，在政府雇员中都将被严厉禁止。

在埃森豪威尔的首次电视讲话上，他亦隐晦地给“同性恋问题”定了调：“政府员工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他们不会有任何叛国的想法，但他们的个人习惯可能会（使他们）成为那些试图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人的勒索对象。”

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则表达得更直白：“许多忠诚的美国人，由于不稳定、酗酒、同性恋或先前倾向于与共产主义阵线团体联系，而无意中成了安全隐患。”

在埃森豪威尔负责相关事务的，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麦克劳德。他对同性恋事务极激进，在上任后仅仅十天内，就开除了21名“有道德偏差”的职员。

（斯科特·麦克劳德）

麦克劳德手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此类工作的小组，在1953年，该小组开除了99个同性恋员工。为加速进程，他们使用了许多手段，最常用的包括测谎仪和个人访谈。

政府对同性恋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还造成了汹涌的民间举报热潮。大量匿名信涌入麦克劳德的办公室，信中内容要么举报某人是同性恋，要么给办公室提供寻找同性恋的建议。

除了自查外，麦克劳德的办公室还向国际组织施压，要求这些组织进行同样的内部清洗。

另外，国务院还发起了一场广泛的游说活动，以确保将同性恋者从所有美国所在的国际组织中驱逐出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向联合国秘书长特雷格韦·赖伊传达了这一信息。赖伊同意了，并解雇了美国要求的27人中的19人。虽证据不足，但美方坚持要求将剩下的8人也一并解雇。

（特雷格韦·赖伊）

美国向国际组织施压解雇同性恋职工的行为，一直持续至1972年。

在1954年的国情咨文中，埃森豪威尔宣布了他“清理工作”的初步成果：共有2200个“安全隐患”被开除出联邦工作人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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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的深入化和广泛化，民间对“清理工作”产生了抵触心理，但这并非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是因为许多异性恋者也成了被调查对象，被骚扰得烦不胜烦。

当时，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政府特设了名为安全官的岗位，招募了约900人。这些人没有任何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素养，基本都是被安插进来的关系户。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抓捕同性恋。

在外界施压下，埃森豪威尔适度放松了以往一刀切的严厉举措，但他并不想放弃清洗行动。他与内阁达成一致，即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公众理解运动”，说服大众意识到清洗的必要性。

于是，不久后，由埃森豪威尔团队操刀的文章在《读者文摘》等畅销杂志上刊出，文中以各种事例，向读者传达清洗运动的必要性。

不过，一件意外的发生，放缓了他们的步调。

1953年10月，参议员莱斯特·亨特的儿子小莱斯特，因进行同性恋活动在拉菲特广场被捕。因此背负了巨大压力的老莱斯特，在1954年6月自杀身亡。

（莱斯特·亨特）

此事成了1959年的畅销小说《建议与同意》的灵感来源。书中不仅描写了一个因对手威胁揭发其同性恋情，而被迫自杀的参议员的故事，还揭露了同性恋只是美国政客权力斗争工具的本质（后被拍成电影《华府千秋》）。

（《华府千秋》海报）

此书热销一时，肯尼迪、尼克松都曾被拍到阅读这本书。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要求对埃森豪威尔的清洗运动进行审查。

激进的反共头子麦卡锡在1957年就已病故，生前臭名昭著，这无疑也给埃森豪威尔间接增加了新一重压力。

不过他被另一件大新闻救了：

1960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伯农·米切尔，携友人威廉·马丁，一起叛逃到苏联，并因此成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叛逃者之一。

（米切尔和威廉·马丁）

这桩新闻，重新点燃了全美的“薰衣草恐慌”。事件发生后，国安局审查了所有员工记录，并开除了26名同性恋员工。

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环境，变得艰难异常。很多人不敢在职场上有任何表现，生怕因太过出挑而被别人盯上。负责审讯的政府官员鼓励被访者彼此揭发。同性恋者的自杀案件接连发生。

这种充满恐惧和不安的环境，影响的不仅是同性恋群体，而是那个时期的整个华盛顿。公交车上的乘客们异常安静，许多政府官员的妻子，都被丈夫告知不要和未得到安全许可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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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各类民权运动席卷全美。肯尼迪上任总统后，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要求不分性别地雇用员工。公务员委员会（下文简称CSC）主席约翰·梅西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政府拒绝采用种族、信仰、肤色、性别或其他歧视性标准，以确保所有群体有平等的入职和晋升机会。

（约翰·梅西）

但CSC对民权的理解并没有延伸到同性恋。约翰·梅西甚至多次拒绝了华盛顿当地同性恋权益组织面谈的请求。

直到60年代末，CSC才开始意识到，由于社会道德认知的变化，外加司法机关方面的压力，随意解雇同性恋员工已不像以往那样轻松。

其他地方的政府实体正悄悄松动着政策。比如，纽约政府从1966年开始，便低调地雇用起了同性恋者。

第一个转折，发生在1969年的“克利福德·诺顿案”上。

克利福德·诺顿因在拉菲特公园有“不当行为”而失去了美国宇航局的工作。但在1969年7月的判决上，法院判定诺顿胜诉，联邦公务员不能仅因其性取向而被开除。

虽然该案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在之后的数年里，仍有因性取向而被解雇的人打输了官司。

直到1975年7月，CSC才在官方新闻稿中表示，将对所有员工采取同样的评价标准，而不再考虑其性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