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收录了大量山精鬼怪与凡人恋爱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女性精怪所选择的对象往往都是落魄的书生。
这种故事大量出现，就说明其背后必然有着某些社会基础，人们将客观世界里的某些愿望或者现象反映在了文学当中，并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价值观念。
那么，落魄书生为何会成为山精鬼怪的钟爱对象呢？这背后就很有趣了。
鬼狐花妖的爱情，代表了蒲松龄对爱情的极端思想
如果要问《聊斋志异》讲述的什么故事，或许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一些鬼怪的离奇故事，但实际上其中也有大量不涉及鬼怪的作品。
就像描写男女爱情故事这一类题材中，蒲松龄就在《聊斋》中讲述了人与人、人与鬼狐花妖等等主体的故事，他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所以并没有囿于常识性的主体。这就形成了两种恋爱题材的对比。
在人与人的恋爱故事里，蒲松龄重点描写的是封建社会中森严的礼教对人性的压迫，爱情是不自由的，也是较为无奈和悲戚的，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是通常的结局。
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无非就是贫富差距、门户之见以及封建家长制。所以要想打破这种森严的壁垒，那么必然要在具体的层面上对阻碍男女爱情的因素予以排除。
鬼狐花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好的选择，蒲松龄没有试图去粉饰一个虚假的现实世界，而是致力于再造一个理想的幻影世界。
因为山精野怪的身份，自然可以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所以对于令现实众人坚守的礼法就没有了意义。
在这一故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极为大胆的言语。
比如在《荷花三娘子》的故事里，宗湘若在问询狐女姓氏的时候，狐女却说：
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
有时候，这些鬼狐花妖所求的并不是长久的陪伴，而是率性而为，极为自由洒脱。虽然这种行为在今天依然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却在客观上对封建礼教有很大的冲击作用。
没有封建家长制的束缚，自然也就没有了门户之见，而“嫌贫爱富”的社会风气在这一幻想的世界里同样行不通，甚至蒲松龄为了抨击现实，还故意选择那些潦倒的年轻书生与贫苦的小市民。
《聊斋》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穷书生的戏份，实际上是人为因素，是蒲松龄个人有目的的选择。
然而，这些人与鬼、人与妖之间的恋爱，结局又是什么样子呢？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是幸福美满。作为人的一方拥有至情，并不在乎与之结合的是什么种类的生命，生儿育女，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
第二种就是最终破裂，往往表现在山精鬼怪等对人的鄙夷和抛弃，主动决裂。其背后的原因更是耐人寻味。
落魄书生的形象，是封建末世文人的叹息
从鬼狐花妖的角度来说，这些爱情故事自然是冲破了封建的束缚，所以她们也成为了真正的主角。然而从落魄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身上也反映了复杂的社会风貌。
那些以悲剧结尾的故事里，虽然是山精鬼怪们的主动决裂，但根源还在于这些落魄书生们身上。
这些人虽然落魄，但身上依然存在着现实世界里的烟火气，其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
比如说，在《葛巾》的故事里，常大用便怀疑葛巾是牡丹花妖，而因为这样的怀疑又四处求证，这种行为无疑表露了他对礼教的畏惧和认同，不敢冲破世俗观念。葛巾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毅然决然地掷儿离去。
由此可以看出，在常大用的眼中，鬼狐花妖等角色是不能和人相比的，这种认识的来源正是封建社会里贫富差距、门户等第的变种，自然与幻想世界里自由的爱恋格格不入，悲剧性的收场就成了令人惋惜的结局。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落魄书生们的身上其实有着两重性质，这是他们身处封建末世所带来的。
蒲松龄生活的清朝，从一个大的文化的范围来说，正好处于两千余年封建时代的末世，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受到了质疑和冲击，接受了封建礼教熏陶尤为严重的读书人对摇摇欲坠的“道统”更为敏感，他们自身便有着一种危机意识。
所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便想要寻找挽救“道统危机”的方法，坚定自己所接受的信念，在其身上就会表现出怀疑、猜忌等等负面的情绪，以至于原本浪漫的爱情故事最后却以悲剧收尾。
但同时，这些人身上还有着一股冲破束缚的渴望，并且随着自身的落魄、贫苦而变得更为强烈。封建末世里的精神文明已经成为了当时人性发展的阻碍，正处于其内部剧烈变革的时期，即量变已经在进行中，长此以往终有质变的一刻。
这些穷书生们为了释放所承受的压抑，在行为上难免会表露出追求自由的洒脱，而正是这一种品质对鬼狐花妖有了吸引力，这才导致二者的结合。
这些落魄书生、穷苦市民的形象十分生动，和蒲松龄的个人遭际有关。他19岁便得到当时文坛大家施润章的赏识，但直到其71岁还没能通过乡试，考中举人。正是颠沛流离的落魄生活，让蒲松龄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
所以，这些穷书生与鬼狐花妖的恋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蒲松龄个人的幻想，他自身也是封建末世文人的典型，不同的故事结局代表着对现实不同程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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