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如何阅读、如何研究、如何理解？这本就是一个难解之题，因为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研读常常会受到史料的政治背景、个人的见解和情感、年代的久远以及迥然不同的记载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对于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女皇帝而言，她的身上则存在着更多的谜团与讨论，揭开这些谜团则需要更为大量的研究，但也因此而产生了丰富的政治与文化解释空间。

孟宪实教授在本书一开篇便围绕着有关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研究方向和依据展开了讨论，相继阐述了几种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其中，公共史学中可以参考借鉴的观点和资料并不算多，因为“公共史学，虽然是史学的一部分，但是重心所在是消费历史，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了解历史故事、编排历史故事、通过历史故事感悟人生、理解文化以及传扬民族精神”。

而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也存在着研究倾向上的差异性，传统史学更注重政治借鉴和道德评价，于武则天的研究而言，则是体现在对其个人品行、道德，以及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上；新史学则是主张实事求是、客观评述，具体到武则天的研究，则是更强调其社会意义。

在《武则天研究》当中，孟宪实教授是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来解读武则天其人其政，从武则天的出生到归葬，她充满传奇性的一生被细细拆解开来，呈现出最真实、最完整的一代女皇。

书中围绕着“废王立武”事件进行了大量阐述，其中不乏从李义府、李勣等评价很低、名声很差的将相入手，进行了大量史料的对比研究，不以私德等主观因素进行过度解释，而是以更为客观的态度分析这一历史事件。

以李义府为例，作者在书中写道，“史家把李义府与武则天相牵连，武则天才是真正目标”，这样做的原因其实与将武则天和唐高宗对立起来的叙事策略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妖魔化武则天，在李义府身上挖掘与武则天的联系也是如此，李义府这样一个得志小人的靠山，“自然也不会是正人君子了”。

而在有着“奸臣”之称的唐初杰出军事将领李勣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强行”关联，因为李勣在唐高宗“废王立武”时表达了支持的态度，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让唐高宗更坚定了这一决定，李勣也因此而背负上奸臣骂名。

对于李勣事件，史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陈寅恪主张的地域集团说以及后来的阶层集团说是比较主流的说法，然而作者认为，研究“废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团说和阶层集团说，都有过度解释之嫌。经过作者大量的史料研究、分析和论证，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支持唐高宗的李勣、许敬宗和李义府都是来自于不同地域，而他们选择站在唐高宗一方支持其废王立武的决定，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东宫旧部”，而在唐朝历史上，“王府、东宫的属官参与政治斗争是常态”。

事实上，对于武则天“妖魔化”的评价，一直在传统史学中占据着主流地位，不仅限于上述与群臣关系的解读，也包括赫赫有名的小公主之死事件。

有关武则天与唐高宗的这个新生小公主的夭折之谜，相信很多人听过的不外乎这样两个版本，一则是公主“暴卒”后，武则天将公主之死的罪魁祸首推给了王皇后；另一则更是离奇，说是武则天亲手扼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当然，还有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就是武则天先亲手杀掉女儿，然后嫁祸给王皇后。

这几种说法均有史料记载，且传的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但事实究竟怎样？孟宪实教授在书中提出了质疑，而且面对那些记载翔实的史料，他认为“细节越生动详细，越发引人怀疑”，在进行反复推敲分析之后，作者提出这样一个现象——

公主之死的文字记录，有一个由简至繁的变迁过程，在该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确认，但是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

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苦肉计的实施是有巨大的风险的，一方面正得宠的萧淑妃是王皇后之间是联合的关系，武则天要面对的并不只是王皇后这一个敌人；另一方面，所谓的苦肉计要付出牺牲自己亲生女儿的巨大代价。

作为武则天与唐高宗之间的第一个女儿，新生的小公主原本可以增进他们的夫妻感情，况且彼时王皇后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如此大的代价换来的只能是一个完全无法预料的事态走向，未免有些得不偿失，聪明一世的武则天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时过境迁，小公主究竟是为何而死，或许我们很难去确立一个定论，但既有史料中重重的疑点和矛盾却是不争之事实，这至少可以让我们警醒，在研读一段历史、分析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不该盲目地去相信一些一面之词，而是应该阅读并仔细分析更多的史料，进行比对和思考。

诸如此类“妖魔化”武则天的叙述，在传统史学中并不少见，对于武则天称帝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彻底偶然事件，无论从政治领域、历史领域以及文化领域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人们无从参考，在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也无法做到绝对公正，因此，事后诸葛亮式的“归罪”，以及“妖魔化”的评价解读，其实都是不客观也不可取的，历史真实的声音，或许更需要我们已经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