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考古所所长郭伟民：夏朝是否存在，不是考古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历史研究|夏文化|考古所|许宏|郭伟民

（一）从湖南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的一篇论文说起

201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夏文化：传说与史实中的考古学角色》。[1]该文认为，就考古学而言，夏文化的族属特征不易判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粹意义上的夏文化”。当然，这不是说在考古上要否定夏文化的存在，也不是说不能从考古学上讨论夏文化，而是要注意边界。他举例说，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的马氏南楚王朝文化，在考古上“甚至分辨不出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但我们能否定南楚的存在吗？同理，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个体存在，也无法从考古学上去一一判断。无法判断是因为学科本身的局限，是现有的认知能力无法解决的”。郭先生又指出：

二里头遗址

考古学的规范就是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所以即使将龙山晚至二里头时期的所有考古学文化都梳理清楚了，不剩任何未知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期别，可能还是不能准确分辨出哪一支考古学文化或类型、期别就是夏文化。……考古学语境下的这种做法，与历史语境下的信古、疑古是没有冲突的，与夏是否存在或是后世的虚构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夏文化的研究的出路在哪里？郭伟民先生接着说：

夏是否存在，是否要寻找夏，是文献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而非考古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考古学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作用是提供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和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前）则更需要通过考古学的方法独自去构建历史，其方法与文献史学有明显不同，因为它很难（像文献史学那样）通过具体的人物或者事件去重建历史，而是通过经济技术、生计模式、人类行为、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去构建一个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大致模型，并对这个模型所能体现的社会文化和族群朝代及其变迁做出合理的推断。

（二）考古学界谈考古学科的局限性

关于考古学学科的局限性，其实已有许多考古学者进行论述。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

人类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活动，还有很多活动需要语言文字来表达，而这些东西我们在考古学上既见不着、也很难研究。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研究宗教遗迹，但是很难由此确定宗教教义；我们只能拿现代的认识去类比，推测这些遗存可能是什么宗教的遗存。当然有些可以类比，有些无法类比。……所以，要依靠考古学去全面复原、研究历史，很难。我们只能从遗存方面，去探讨人类历史的一个侧面。人类的历史需要多学科分工合作，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2]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

徐苹芳赞同张忠培的看法，提醒“考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的头脑，不要去做那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也指出：

根据考古资料描述、解释和复原历史，首先面对的是资料的破碎。不是所有历史都能留下痕迹，留下痕迹的物质遗存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又变得七零八碎、模糊不清；更要命的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包括调查和发掘）从根本上说又几乎都是抽样性的，这就决定了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是不完整的，是有残缺的，任何把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绝对化的倾向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当然更没有意识到解释者个人所处时代和能力的局限性。[4]

1977年，夏鼐在“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谈话中，把夏文化定义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5]许宏在谈到夏鼐的这一定义时评论道：

（这一界定）包含了狭义史学中的政治实体、确切的时段（“夏王朝”）和具体的族属（“夏民族”）概念，而这些恰恰都不是考古学所擅长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以其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究竟对应于哪些考古学遗存的争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6]

顾颉刚先生像（图源：新浪）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学界在夏文化探索活动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重考古学、轻文献学的倾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年“古史辨”派深感传世文献存在太多问题有关，故顾颉刚[7]、李玄伯[8]、郭沫若[9]等先后提出，夏文化研究的出路只能依靠考古学。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以后，类似的声音在学术界再次出现。如邹衡说：

夏朝能否确证，只靠古代文献恐怕是独木难撑，运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找出夏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才能最后确定夏文化。[10]

李学勤先生也说：

夏代问题的解决还得靠考古，靠其他材料是不行的。[11]

朱凤瀚先生同样说：

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无可置疑，对于先秦史学与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尤其如此，如关于夏文化的探索，考古学已成为最终解决若干笼罩于夏史上层层疑团的唯一手段。[12]

二里头遗址

然而，摆在学术界面前的尴尬事实是，二里头遗址从被发现至今已六十多年，始终没有发现能证明其身份的文字材料，甚至也没有发现王陵级别的大墓。与此同时，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考古研究逐渐步入深水区，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些问题则引发了更大的争论。如北京大学的张海先生所指出：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问题。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夏商周考古年代学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体系，由此产生了一个与传统的文献记载的三代编年体系的对应问题，再加上日益积累的碳十四绝对年代，使得三套年代框架在整合的过程中常常是顾此失彼、难以周全，其中涉及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呈现出交锋的高潮。[13]

早期学者把证实夏文化的希望寄托于考古，是因为看到了文献记录自身的局限性，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还缺乏认识。而现当代的考古学家提出夏文化的实证不能完全寄望于考古学，则是看到了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并希望能使考古学摆脱为历史学注解的附属地位。比如，许宏在谈到早期城址的研究时说：

以复原历史为终极目的研究传统，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探寻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整合之路，对早期城址的考古发现进行解释和复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就产生了某些倾向。譬如，简单比附文献记载，匆忙将考古遗存与文献所载地名、城名对号入座。有关某些王朝都城的具体地望的讨论，甚至一度成为三代考古和早期城市考古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这类论题到目前为止仍聚讼纷纭，处于难以深入的境地，本身就已很说明问题。

因此，许宏认为：

应当把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复原历史进程）和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考古学方法）与研究过程区别开来。……应当适当强调考古学研究的一定的独立性。[14]

类似这种反思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声音，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考古界出现得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些考古学家“反对或拒绝探讨夏文化”的新现象。[15]

（三）夏文化研究的出路

因夏文化研究引发的我国学术界对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反思在当前已经形成一个明显趋势，即考古学应当摆脱“证经补史”的地位，形成符合自身学科体系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已为大量考古学家所认同。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考古学无论如何发展，在夏文化研究的这个课题上，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结合仍然是必由之路。正如张光直教授所说：

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16]

张光直教授和苏秉琦教授（图源：搜狐）

只不过，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如何防止考古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草率结合。可以这么说，当前夏文化研究陷入困局，问题并非出在考古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不应当结合”，而是出现在有太多的“不恰当结合”。朱凤瀚教授认为，“历史学与考古学要做到科学对接，其前提之一，即加强上述两学科自身研究的深度与规范性”。[17]而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夏文化研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期间对夏文献进行考察的学者竟然绝大部分均为考古学出身的学者。而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张光直教授的高足——罗泰先生的一个忠告：

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料的时候，往往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要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18]

笔者研究先秦史多年，确实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有关“夏”文献的审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北京大学的孙庆伟教授认为“《史记》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19]，因而在默认《史记》体系可靠的情况下，以所谓“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方法，完成《鼏宅禹迹》一书，赋予了二里头文化以夏王朝“信史”的地位。[20]

孙庆伟先生作《鼏宅禹迹》的学术报告

然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史记》的三代体系其实与大量先秦文献甚至与《史记》自身的不少记录是存在严重冲突的。也正是基于对这些大量“矛盾”性材料的处理，笔者形成了“夏商并行”、三星堆文化即先秦人观念中的夏文化的观点。复旦大学陈淳教授此前多次批评，一些学者“在没有对文献可信度做详细论证的情况下”，便以此“作为确凿依据来推算夏的起迄年代并和碳14断代相印证，而且推算出各位夏王在位的年表，或据此将考古发现的城址与各夏王都邑相对应，其结论备受质疑并不令人奇怪”。[21]对于这个批评，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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