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撰稿 杨泽宇
“大师说”——网易研究局高端人物访谈 NO.001：对话《灰犀牛》作者、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
米歇尔·渥克，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也是著名的“灰犀牛”概念的提出者，她巧妙借用灰犀牛，来形容那些显见但又常被人们忽略的重大风险。
这个概念在她2016年的畅销作《灰犀牛》中提出后，也受到了中国高层的重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曾撰文表示，“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1]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对‘灰犀牛’风险隐患 摸清情况妥善解决”[2]。
而就在“灰犀牛”这一概念风靡4年之后，米歇尔·渥克又在近日推出了一本新作《灰犀牛2：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仍未结束，世界经济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相比于之前的作品，这一部作品融入了很多渥克对当下不确定性风险的思考，而且更多地针对于个人应该如何处理与风险的关系。
她提出了“风险指纹”（risk fingerprints）的概念，她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像指纹一样鲜明的风险人格，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人格特质、经历和社会背景的组合而形成的，了解自己的“风险指纹”，能让我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了解自己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而了解他人的“风险指纹”，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际关系——我们如何在人群中相互联系，进而影响每个人以及组织风险决策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
在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环境下，理解自己的“风险指纹”，对每个人应对风险和挑战，可能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时下热议的问题，网易研究局对米歇尔·渥克进行了专访。
以下为专访内容精编：
网易研究局：你怎么定义风险和创新的关系？比如，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太害怕犯错，太关注风险，太关注我们不能做什么，就会错失很多机会。所以，关注风险会阻碍创新吗？
米歇尔·渥克：如果你认为风险只是负面的，或者可能带来损失，那么对风险的考量就会令人沮丧。如果你过于关注您想要得到什么，那么你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去做危险的决策。也就是说，风险包括两个部分：积极的和消极的，最后的结果是取决于针对风险做出的决策以及偶发性因素。在一些研讨会上，我经常让参加者给出他们对风险的定义，结果很有趣，因为不同的群体对风险的定义各不相同。有时他们主要关注损失，有时关注的是可能性，有时他们对风险的定义则会结合对这二者的考量，变的更加微妙和中立。这种对风险的综合考量才是我们应该采纳的，人们应该综合考虑每种风险的潜在收益和损失，应该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做）比什么更危险?”这种思考可以帮助人们意识到无论是拒绝改变还是做出重大改变都是风险，这两条路都有不确定性。而人们通常认为的保持不变是风险较小的选择，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如果没有冒险，没有经历过许多不确定性，就不可能有创新。所以，要想有蓬勃的创新能力，你就需要接受一定程度失败的历练。而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适合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风险指纹”：天生的个性、经历、习惯和环境的结合，塑造了他们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高自我认知、改变习惯、环境、同伴和思维模式来重塑自己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适应程度。
公司是否能创新，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招募和吸引的员工的“风险指纹”特征，另外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些公司创建的“风险生态系统”——能否鼓励有建设性的风险担当行为，并阻止不明智的冒险行为。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在公司里像“吱吱响的轮子”（ “squeaky wheel”）[3]的员工更有可能有创新能力，意思是说，那些说话不好听但是最终会让企业避免承担不利风险，不至于错失发展机遇的人，他们会助力企业承担那些为了走向成长和繁荣之路所必需承担的风险。公司需要的是风险人格的混合体：一些人提出令人兴奋的促进增长的新想法，另一些人关注细节并帮助避免意外后果。同样地，一个害怕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可以通过与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人相处而变得更加舒适，并通过培养新的习惯来扩大他们的舒适区。
网易研究局：疫情还没有结束，世界经济仍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目前的背景下，你对个人如何应对和处理风险方面有什么建议，什么才是明智的选择？
米歇尔·渥克：这场危机引发了许多人的反思，重新定义了风险，以及他们对生活中轻重缓急事项的排序。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即使是出门去做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工作，也会涉及到风险计算。
这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工作、生活和世界上的很多风险。不少人开始关注死亡：我们所爱的人在世界上剩下的时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这改变了许多人做事的优先级和风险计算规则。随着疫情的某些部分变得更加可控，我们看到了一种被许多人称为“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4]的趋势：人们辞职，往往没有另一份工作可以马上去做。在美国，仅8月份就有近3%的工人辞职。一些观察人士可能认为辞职是“风险更大”的行为，但在我看来，这种辞职只是工人们对什么才是最大风险所在的重新计算——对于可能接触新冠病毒较多的一线工人来说，工作风险可能已经过高；白领们可能已经更加意识到工作无聊、老板粗暴、长时间忽视家庭对健康、自尊和事业的危害；而对其他不想换工作的人来说，从事一份枯燥的工作并不是太大的风险，因为他们不想拿自己的健康或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去冒险置换，因为从事一份更令人兴奋的工作可能会让他们承担这些风险。每个风险的计算取决于面对这些风险的人，我们都在重新思考在生活中所承担的风险。疫情促使人们在生活的某些领域尽量减少风险，在其他领域则加大风险。
我鼓励人们把他们的风险偏好看作是一个投资组合，延伸到生活的不同方面：职业、财务、健康、人际关系、安全以及其他我们的选择中带有巨大风险的领域。就像理财顾问告诉你要分散你的金融风险一样，你也应该考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分散风险。
这样一来，经常回顾你的生活风险投资组合（life risk portfolio）就是个好习惯：问问自己你在哪里做了好的或坏的决定；你希望在哪些方面冒更大的风险，比如重返校园深造还是要求加薪或升职；你希望在哪些方面冒更小的风险，比如在财务或健康方面；你需要改变什么来实现你的生活风险投资组合中的风险平衡？
理解自己决策的过程，这会对你非常有用。如果这些决定总是带来失望，那么理解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可以帮助你做出积极的改变。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决策过程来做出风险选择：一些人情绪化地做出决定，另一些人相信自己更理性、更有依据。花些时间去了解你从哪里得到信息，你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情绪，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证据和事实，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可靠，情绪和理性的混合是否平衡。了解你的同伴和爱人如何做出这些风险选择也很有用，虽然他们可能和你做的不一样，但这没关系，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你克服因选择风险的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
网易研究局：你如何评价气候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如何看待企业ESG未来的潜力，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而言，发展ESG值吗？
米歇尔·渥克：气候变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金融和人力成本风险，尤其是由于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不仅要应对包括洪水和干旱在内的极端天气，还要应对对保险公司、供应链、农业、房地产和健康等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因如此，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世界各地的央行、监管机构和许多大型基金管理公司都越来越迫切地发出警报，要求制定更宏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回想一下，曾经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保险公司无法兑现承诺，然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产生了连锁反应。所以，在气候问题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不能把气候风险和投资风险分开。
人们常常会忘记平日里那些显而易见的经营的成本和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20年，全球对化石燃料补贴接近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6.8%。2020年，全球最大的60家银行斥资7500亿美元为化石燃料公司提供贷款。2021年上半年，灾难性极端天气造成的全球保险损失达到420亿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水平，而这仅仅是投保的损失，未投保的损失很难计算，但据估计至少是这个数字的3倍。
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预估资金与上述这些数字相比，可能低至每年1-2万亿美元。这远远低于全球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支出，也大大低于世界每年用在化石燃料补贴、融资以及应对洪水和野火造成的损失上的支出。
这就是为什么对气候危机中可避免的成本给予足够重视是如此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考虑需要花费什么，还要考虑我们能从中受益多少，以及我们不再需要花费什么。可避免的成本不仅来自于我们尽最大努力减缓气候变化、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防止天气变得更加恶劣、以及通过投资抵御气候变化的措施来阻止极端天气。它们还来自于通过提高效率和尽量减少浪费而获得的结余。消费者和企业还受益于更低的能源成本，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低于传统能源，而且健康成本也更低，因为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也会减少导致呼吸和其他健康问题的污染物的排放。
这一思路将问题的框架从“我们能承担得起做什么”转变为“什么时候放弃某种机会会更危险？什么类型的风险如此重要，以至于选择不承担它们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这也需要计算中长期的成本和收益，而不仅仅是最近一个季度。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为应对客户需求变化而投资新技术和弹性基础设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和财富。
网易研究局：你怎么看中国Z世代的风险控制能力？有观点觉得，这是一代从小没吃过苦的年轻人，他们家境、机会和条件都比上一代人好的多，喜欢挑战但无视风险。你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的风险特征？
米歇尔·渥克：你说的对，中国的Z世代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一个经济状况大幅改善的国家的现实与一个经济停滞的国家的现实是不同的。就像每一代人的处境不同一样，不同国家的人以及每个国家内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人的经历也不同，比如农村与城市、教育水平、家庭等差异。所以在中国，Z世代的“风险指纹”也会有很多差异。
这就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不同的策略。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因此有一个缓冲来保护自己)和最贫穷的人(他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最有可能承担在别人看来的更大的风险。因此，对于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国家来说，一个大问题是如何确保政策生态系统（policy ecosystem）让他们有信心承担某些风险，比如接受更高要求的工作挑战，或创办企业等。
如果你是针对特定人群进行营销，你就需要考虑目标市场的风险特征。这可能会很棘手，因为环境在不断变化，但是你至少可以对其做一些一般性的归纳和经验总结。
如果你是公司的一员，要和员工或特定客户打交道，你就要注意更多的细节：比如那个人的“风险指纹”是否能与更广泛的受众相匹配，因为这将影响你的策略——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或说服你的客户购买你正在销售的产品。
网易研究局：你很重视刻板印象的危害，但是刻板印象的形成非常复杂，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能扭转的，比如像性别歧视。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刻板印象带来的风险？
米歇尔·渥克：性别歧视是有害的。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看到进步，尽管它没有我们许多人期望得那么快。我们这一代的女性比我们的母亲那一代有更多的机会，但仍然有很多骇人听闻的关于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故事，以及人们对此的粗言秽语和由此导致的可怕行为。
通常，成功女性会主动对我说:“我是风险厌恶者。”但当我们开始深入交流时，我就会发现，实际上她们的经历里冒了非常大的风险，以很多标准来看，她们的作为都相当大胆，但她们依然说，自己是风险厌恶者。这就像是有人进入了她们的大脑，让她们知道必须要这样看待自己，以此让大众觉得女性应该厌恶风险的刻板印象成立。看到这么多女性被洗脑，我感到很不安，但每次当我们结束谈话时，我又会很高兴，因为我看到她们能用一种新的、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刚刚看到一个数据，在2020年，只有2.3%的风险投资流向了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而在我的新书中，我分析了风险刻板印象是如何导致这种投资不足的，这种刻板印象不仅让女性创业者付出了代价，而且也会伤害到那些没有做足功课的风险投资者。因为研究表明，女性领导的初创企业更有可能成功。
克服刻板印象影响的一个方法是一定要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这样你就不用对某人的“风险指纹”进行假设，而是可以直接与他们进行对话，然后想想别人是用怎样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你，而这又会如何影响你的自我认知和行为，然后再想想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更容易对自己坦诚相待。
网易研究局：最近，市场都在担忧美联储Taper这样的操作会让股市，尤其是美股震荡，你怎么看？对Taper也好，还是缩减QE也好，真正的风险是什么？
米歇尔·渥克：央行让利率上升的最大危险是在于对企业和政府债务的影响，这会降低企业和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可能在整个经济中引发连锁反应。当然，投资者担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将打破存在于世界许多地方的巨大金融资产泡沫。
美国人倾向于过度关注股市，将其视为经济的指标，这是错误的。美股也不应该成为对政策影响最大的因素。有多少次，我们看到美股下跌，美联储匆忙降息以稳定局势，但当市场好转时，却并没有给市场降温。美国市场应该有一次健康的纠偏，原因如下：1）美联储的巨额刺激计划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在造成通胀的同时，其影响也会减弱；2）收益预期与现实脱节，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金融市场，无意中也会损害经济增长。市场上理智的投资者们应该明白这两个道理。
人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不缩减购债规模（Taper）的风险，或者至少没有考虑到无法抵消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最糟糕的意外后果。
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当涉及到那些难以从盈利中偿还债权人、经常像“僵尸”一样运营、而不是屈服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5]的公司时，资本将不能有效配置，无法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
另一个副作用是，极低的利率让那些收入固定的美国人面对艰难选择：因为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金融工具的收益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得把钱投到股市，虽然现在股市在上涨，但当不可避免的下跌到来时，这也让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而且，泡沫越大，破裂时的痛苦也就越大。
当然，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缩减购债规模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对最脆弱人群的负面影响。在美国，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呆板的工具，美联储在抵消意想不到的后果方面就只能做这么多。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审视美联储是否需要更多的权力，或者国会和财政部是否愿意提供更多支持。比如，通过税收政策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抵消美联储一直给投机者的巨额补贴；直接向公民出售利率较高的特殊养老金债券，这样，在许多分析师都在警告股市可能出现亏损的时候，获得固定收益的人就不必冒险把钱投入股市；更好地将资金直接导入实体经济，而不仅仅是向金融市场注入空气一般徒劳的流动性；建立缓解僵尸企业破产副作用的机制。
网易研究局：目前，全世界正在经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也高企，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局面？
米歇尔·渥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原因是经济复苏和需求旺盛，部分原因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通胀。央行通常认为金融资产通胀与实体经济通胀是脱节的，这是错误的。当固定收益（指银行、债券等的利率）几乎不产生任何收益，当巨大的股市泡沫显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时，资金会更青睐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实物资产，而不是金融资产来对冲通胀。原材料价格会影响成品价格，能源和运输燃料价格也是如此，而房地产泡沫则导致租金上涨。
与2020年相比，现在情况反转，供应问题一直在推高油价，观察这种状态接下来如何发展会很有趣。一方面，化石燃料价格上涨使可再生能源对消费者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高企的化石能源价格也鼓励石油生产商加大投资，开采化石能源。鉴于污染严重的能源生产商正在从市场中获得补偿，这将是一个减少对它们补贴的好时机。
编辑注：
[1: 《周小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周小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11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122/c64094-29660265.html.]
[2: 《中财办：对“灰犀牛”风险隐患 摸清情况妥善解决》,新华网,2017年7月27日,http://m.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27/c_129665449.htm.]
[3：“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是一句英语谚语，意思类似于“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里单独使用“squeaky wheel”，是指那些忠言逆耳，说话让人不舒服但可以解决问题干实事的人。]
[4：美国大辞职潮来临，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被称为“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的风潮中，美国高达95%的员工正考虑换工作，92%的员工甚至愿意转行寻找合适的职位。]
[5: 创造性破坏理论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名的观点，这是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他称之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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