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看见那苦难告终的一天， 那经过艰苦奋斗而赢得正义的一天终于到来。”——聂鲁达

我们常说，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成为莫逆之交，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价值观，也更愿意互相支持、彼此认同，即便偶有分歧，也会是他们追求共同目标过程中的一段插曲。

对于上世纪国会共和时期的智利来说，政局动荡、民族工业发展缓慢、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维系这种“志同道合”的纽带，往往就是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信念，这一份信念无关身份也不看出身，他们倾尽毕生心血所为之奋斗的历程，就是“志同道合”四个字的最好见证。

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和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便是由着这相同的信念、相互的尊重作为纽带，将他们奋斗的一生、动荡的一生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挚交好友，也是彼此事业上最强有力的支撑。

《聂鲁达和阿连德》所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友情，一段历史”，诗人与总统的交会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20世纪智利的核心人物以及智利左派的代表，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友谊长青的见证，更是一段历史的书写。

其实，说起197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聂鲁达，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并不陌生，聂鲁达曾三次来访中国，并与诗人艾青成为好友，聂鲁达曾在他的诗歌作品中记录过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既有想象中的中国，也有亲眼所见的中国；既不吝褒奖好的一面，也并没有掩饰不足之处。

爱默生曾说：“艺术作品都不应该是与生活脱节的表演，而应该是临时即兴的表演。”聂鲁达也将他的文学作品作为反映现实、书写历史、表达情感的工具，他不喜欢被贴上标签，也不愿意被划分进什么流派，或许正如他的好友、文学大师马尔克斯所言，聂鲁达的内心深处，依然是一个孩子，他愿保持着这一份“天真”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用自己的文字和热情来记录写他所看到、想到的一切。

于是，聂鲁达将天真与严肃结合，让浪漫融入现实，因为，“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

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聂鲁达的事业，更是他的责任和使命，聂鲁达怀着这份对国家的责任感，对个人理想和国家理想的追求都报之于最大的热情，时局的动荡也让他更加渴求民主与进步，作品也从个体化逐渐转向集体和民族的主体性表现。或许个人的力量尚且不够强大到推翻种种恶行，但聂鲁达毅然决然以文字作为武器，一面记录着拉美人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历程，一面控诉着魏地拉的独裁统治。

正因如此，聂鲁达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对其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正是出于这样的共同信念，诗人聂鲁达与总统阿连德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聂鲁达和阿连德》中，作者以时间为序，记录了聂鲁达与阿连德的七次“交会”，记录了他们是怎样以自己的热血与热情诠释了各自战斗的一生。在了解到那样一段特殊历史的同时，诗人与总统彼此间的扶持与理解也让我们看到，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友谊竟可以如此坚定不移、如此让人动容。

如果说聂鲁达是以文字作为武器，那么阿连德的“武器”则来得更为直接，他一生奔走于政治事业当中，为通过和平选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甚至最后以身殉国，在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进攻总统府时英勇殉职。

总统阿连德也是中国的朋友，他在位时间虽然并不长，却推行了很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大力推动土地改革、教育发展以及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阿连德在总统选举获胜后不久，便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使智利成为继古巴之后，第二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一个中国”原则的拉丁美洲国家。

聂鲁达与阿连德的出生和背景并不相似，甚至是千差万别，一个生长于农户之家、早年丧母，另一个则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衣食无忧；一个过着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的生活，渴望着以“远行”的方式来“跃入整个世界”，另一个在目睹了政策的缺陷和社会的冲突之后，开始意识到作为个人参与政治事务的紧迫性。

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局对于有识之士而言，既是威胁与未知，更是一种风云际会，正如同聂鲁达与阿连德，他们所处的时代让他们的学业收到了干扰，权利遭遇了不公，但也正是智利这样紧张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促使他们坚定了理想与信念。

谁说理想是虚无缥缈的？谁说信念的力量不够强大？从聂鲁达与阿连德的身上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为社会、为政治振臂高呼的年代”里，理想与信念的力量足够滋生出强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足够让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彼此扶持着砥砺前行。

在对“温尼伯号”西班牙流亡者的人道主义救援当中，阿连德以共和党人朋友的身份参与其中，亲自迎接并指导难民，使得他们登陆之后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同时也让对西班牙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基础的诗人聂鲁达，对其更加刮目相看，诗人与总统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而更加紧密起来；在诗人得知自己即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想给好友阿连德打个电话，他恳请瑞典文学院的委员道，“我想求你一件事，如果今年的得主真是我，我希望比媒体早知道。阿连德和我一起奋斗了这么多年，我想第一个告诉他”；在陆军总司令皮切诺特发动军事政变，总统阿连德以身殉国之后，聂鲁达从清晨的收音机中听闻这一噩耗，阿连德的离世以及他的最后一句遗言给聂鲁达的事业和身体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口述了回忆录的最后一章“阿连德”，并于不久之后也离开了人世……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在为了理想与信念奋斗的历程当中，诗人与总统的“交会”又岂止七次呢？《聂鲁达和阿连德》之所以以“七次”作为书的章节划分，其实正是在书写“一份友情”的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一段历史”的发展走向，每一次交会都代表着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关键的节点，也是他们友情一次次加固、加深的过程。

诗人与总统之间其实还有更多值得传唱的动人故事，他们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于未来世界的关心，让那些“充满威胁的日子”，生出了来自于自由和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