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潘光旦（1899-1967），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于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庭问题、人才分布等均有研究。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

人文学科，包含文学、哲学、历史一类的学科在内，而比较广义的文学可以赅括音乐艺术，比较广义的哲学可以赅括宗教，合而言之，是一个人生经验的总纪录。

这纪录可能是很杂乱，也很有一些错误，但因为累积得多且久，代表着人类有文宇以来不知多少千万人的阅历，杂乱之中也确乎有些条理，错误之中也有不少的真知灼见，足供后人生活的参考。

人文学科所能给我们就是这生活上的一些条理规律，一些真知灼见，约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经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一些常经。说前人的阅历中全无条理，全无真知灼见，全无效验，当然是不通的，因为如果完全没有这些，人类的生命怕早就已经寂火，不会维持到今日。人类可能会寂火的恐惧，倒是近代科学昌明以后才发生的事。

分而言之，文学艺术以至于宗教所给我们的经验是属于情绪生活一方而的，即多少可以使我们领会，前人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情绪上有过一些什么实际的反应，对于喜怒哀乐的触发作过一番什么有效的控制。

艺术作品之所以为伟大，文学纪录之所以为真实，全都因为一个原则，就是孟子所说的"得我心之所同然"。我心也者，指的当然是后来一切读者与赏鉴者的心，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有力量打动我们共同的心弦，有力量搔着基本人性的痒性，打动与搔着得越多，它们就越见得富有实验性，越见得伟大；李杜的诗歌，莎士比亚的剧本贝多芬的乐曲等，可以百读不厌，不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贬落它们的价值，原因就在此了。

说到我心之所同然，或共同的心弦，或基本的人性，就等于说，有了这一类文物上的凭借，后来的人，无论在别的生活方而如何的大异其趣，各不相谋，至少在最较根本的情绪生活上，可以相会，可以交通，而相会与交通即是偏蔽的反而；根本上有了会合交通的保障，其他枝节上的偏激与参商也就不碍事了。

哲学与历史的功效也复如此，所不同的是，哲学所关注的是理智与思想生活，而历史关注的是事业生活；前人的经验里，究属想到了些什么，知道了些什么，以及有过什么行为，什么成就，思想有何绳墨，行事有何准则，撇开了哲学与历史，后人是无法问津的。

历史可以供给行事的准则，小之如个人的休戚，大之如国家民族的兴衰，都可以就前人经验里节取一些事例，作为参考，前人"以古为鉴"的说法无非是这个意思，近人也有"历史的镜子"的名词。有了这样一面镜子，再大没有的镜子，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懂得如何利用这镜子，来整伤其衣冠，纠正其瞻视，解蔽的工具岂不是又多了一件？

这镜子虽大，可能不太完整，不够明晰；但此外我们正复找不到第二面。近代的心理、伦理、社会、政治一类和行为问题有关的学问到如今并没有能提供什么实际的标准，教我们于遵循之后，定能长维康乐，避免危亡；即使有一些细节口的贡献，也往往得诸历史的归纳。

心理学家讲个人的智力，时常用到的一个定义是，利用经验的能力，即再度尝试时不再错误的能力，或见别人尝试时发生过错误，而自己尝试时知如何避免错误的能力；这便是历史的意识，也就是历史的效用了。荀子说到"古为蔽，今为蔽。"食古不化、或专讲现实、或一味希冀未来的人，其所以为蔽者不同，其为缺乏历史的意识、不识历史的功用、不足以语于有效力的智慧，则一。

自然科学昌明以后，我们早就有了一个"宇宙一体"的理想，不仅是理想，并且已经成为有事实衬托的概念。不过这概念对于人事的改善，关系并不贴切。自社会科学渐趋发达以后，又值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之余，我们又有了一个"世界一家"的理想。这是和人事有密切关系的。不过这还是一个理想，观成尚须极大的努力，并且还有待于另一个相为经纬的理想的提出，交织成文，方能收效。

"世界一家"的理想只是平而的，只顾到一时代中人与人群与群的关系的促进。平而也就是横断而，没有顾到它的渊源，它的来龙去脉，是没有生命，没有活力的。没有经，只有纬，便不成其为组织。如果当代的世界好比纬，则所谓经，势必是人类全部的经验了；人类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积流播的文化精华，全都是这经验的一部分；必须此种经验得到充分的观摩攻错，进而互相调剂，更进而脉络相贯，气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长与繁荣的张本。

不过要做到这些，我们似乎应该再提出一个理想，就是"人文一史"。口前已经发韧的国际文化合作可以说是达成这理想的第一步。仅仅为了做到这第一步，为了要有合作的心情，合作的材料，我们就不由得不想到人文学科，而谋取它们的东山再起了。

来源：《政学罪言》，观察社，1948年4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