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女子欧某接到侦查人员的指令，让她向黄某提议购买毒品，以便顺藤摸瓜抓获黄某及其背后的上家，以尽力将整个毒品销售网络斩断。当天，欧某让黄某跑腿代购，代其向万某购买7克冰毒。黄某看在朋友的情谊，答应了欧某的请求，但在给万某发了若干条信息后，均未得到万某的回复。

眼看事情未得逞，欧某很着急，一天内给黄某拨打20多次电话，称毒瘾发作，让黄某赶紧联系上万某。在黄某数次联系万某未果后，欧某依然不断打来电话催促购买毒品事宜。最后，在迫于无奈下，欧某要求黄某先从兜里抽出0.5克冰毒交由自己吸食。黄某不胜欧某的电话纠缠，便答应欧某的要求，随即欧某向侦查人员举报。待黄某交付毒品时，被预先埋伏的侦查人员抓获。与此同时，侦查人员从黄某的房间内搜查出26克冰毒及30克大麻。

一审法院认为黄某向欧某出售0.5克冰毒，由此在他住所内查获的56克毒品也应推定系用于出售，故将案件定性为贩卖毒品罪，判处黄某八年有期徒刑。

黄某提起上诉，称自己根本就没有出售0.5克冰毒，且住所内的毒品系供其吸食的，不应视为用于出售，不应计算在贩毒的总数内。二审法院改变案件的定性，认为黄某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假如黄某有贩毒行为，侦查人员在抓获黄某后，在黄某住所或者车辆内查获数量较大的毒品，黄某辩解是用于吸食的，但为何办案人员要将之纳入贩毒总数中呢？要知，假如仅持有毒品用于吸食，数量较大的，仅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若将之推断为用于出售，则定性为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量刑上迥异，罪名上的定性不同所带来的刑罚千差万别。譬如上述的黄某一案，一审法院认定黄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刑罚是八年，二审法院认定的罪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刑罚是两年。

在吸毒人员住处查获数量较大的毒品，系认定为贩卖，或仅是非法持有，因被追诉人的主观目的不同，而导致定性不同。假定被追诉人是为了吸食毒品或者不能证实其有贩卖、走私、运输而持有，数量较大的，则应定性为非法持有毒品；假定被追诉人持有毒品是为了贩卖，则应定性为贩卖毒品罪。但确定被追诉人主观目的，又系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持有毒品之人往往不会主动承认为贩卖而持有，多辩解为吸食或帮助他人保管。故在判断主观方面上须回归到对客观行为的分析。

那么从黄某住所查获的56克毒品是认定为非法持有，抑或贩毒？办案人员之所以将这56克毒品纳入黄某出售毒品的总数，其背后实际上是依据《武汉会议纪要》的一项规定，即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则依法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假定被追诉人具有贩毒行为的，则连同在住所、车辆内查获的毒品也一并视为将要用于出售，这又是一项在从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下，对被追诉人不利的推定。这种推定背后所遵从的逻辑系当某种既定事实存在时，则可依此去推定另一种事实也存在。即假定黄某曾经实施或者正在实施贩毒的行为，那么之后从其身上或者住处查获毒品，也可推定黄某对这些毒品具有贩卖的故意，由此一并计入贩毒总数中。

理解这一推定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据以推定的基础事实要成立，若要结果成立，必须大前提站得住脚，推定黄某住所的56克毒品用于出售，前提是黄某此前有贩毒行为或准备要实施贩毒行为。假定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黄某此前具有贩毒行为，或者由于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无法排除黄某提出住所内的毒品是用于个人吸食的合理怀疑，无法否定黄某辩解的合理性的，则仅将这56克毒品认定为非法持有。二是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仅是常态化的联系，而非必然联系，故允许黄某提出反证，假定黄某能够提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这56克毒品并非用于贩卖，则这样的推定可以被推翻。

回归到黄某一案，在案证据则难以推定黄某具有贩卖毒品之故意。假定黄某具有出售毒品的主观故意，其没必要在毒品交付之前，与欧某进行20多次的电话联系，完全可以一次性一口气交付毒品，避免欧某的电话骚扰，并且在欧某提出要购买7克冰毒时，黄某手上所持有的毒品数量完全可以满足欧某需要，黄某也能依此获取较大的利益，但从黄某仅交付0.5克冰毒的事实，即可看出推定黄某具有贩毒之主观故意不具有合理性。

其次，黄某在欧某提出要为其代购7克冰毒后，多次向万某提出购毒，但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万某的回复，最终在欧某多次电话纠缠下才让出0.5克冰毒交由欧某吸食。由此可见，黄某仅有代购毒品的故意，无出售毒品牟利之主观目的。然而，代购毒品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贩毒行为，至于黄某之所以拿出0.5克冰毒给予欧某，其缘由在于欧某为了协助办案人员抓获黄某而不断电话纠缠所致，由此亦不可认定黄某具有贩毒的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