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靠不住。”
“那我靠谁啊？”
“老蒋？”
“一个写日记的人。”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你写日记吗？”
“我不写。”
“我也不写。”
“谁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啊。”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下贱！”

《邪不压正》的这段台词算是给《蒋介石日记》做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调侃。正经人谁写日记、日记强国的种种评价，让人好奇蒋介石到底在日记里面写了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也让人深深的怀疑蒋介石做人的人品。

《蒋介石日记》可谓是人类历史一大奇迹，绝对能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从1916年开始，29岁的蒋介石开始每天坚持用毛笔写日记，一直写到了1972年他病入膏肓之际，其中几乎没有过中断（但日记有过遗失）。写完日记他还要写周记、年记，大有今天互联网打工人写周报的既视感。

如此坚持写日记目的是向曾国藩学习，用日记来自省、自勉。说句客观的实话，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可谓是“真情流露”：年轻的时候频繁戒色却频繁破戒、看到中共的宣传小册子佩服的不行、在日记里面几乎骂遍了他的同僚、亲属、盟友。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是深恶痛绝，却也无能为力，于是乎网上就有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比喻：蒋介石是崇祯再世。

蒋介石到底是“真性情”还是“真虚伪”？他的日记里到底写了什么让后人们争讼不已？今天我就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窥视一下这位名人的内心世界。

1919年3月8日，蒋介石的日记写下一条：“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和季羡林在日记里坦诚地说北师大附中女篮球队员的腿儿倍儿黑、年轻时就想多日几个女人不同，蒋介石性格严肃审慎、不苟言笑，这样的性格导致了他总想着“掐死欲望”，但欲望这个事情往往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壮年时期的蒋某人和曾国藩一样，无力抵抗哺乳动物的本能，这种挣扎在日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妓女昵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第二天他很有可能就又进到妓院里面去了，他愤怒地写下“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3天后他还在反省自己：“其有始终如一结果美满者又几何？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2天后他又反省道：“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

1919年10月1日到10月7日，蒋某人大概是跟某个妓女你来我往，陷入爱河了，但出于自比曾文正公的“体面”、他选择在日记里鞭笞自己，其心可悯，但真的要“戒色”实在是太难了。这样的事情在次年又发生了，1920年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何异！”一周多后，蒋介石又逛到妓院里了，他在日记里写道：“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又感慨：“何窒欲之难也！”有时候就算不去妓院，蒋介石也会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自慰。

随着年龄渐长，蒋某人估计对性事丧失了兴趣，戒色的内容在日记里不再出现了。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渐升高位，成为国民党的中流砥柱乃至最高领导人，这样一个身份还整天逛窑子太容易被人攻讦了，政治达人蒋介石自然是不会冒这个风险。换言之，蒋介石戒色的目标还是外力影响下达成的，再自律都不管用，这故事实在是太真实了！

成为政界要人后，蒋介石的日记中往往能出现他和公开场合中表态所不同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他对中共的真正态度：敌意中夹杂着钦佩。1934年11月，国民党军队围剿湘南地区的红军，结果大败亏输，蒋介石在日记中无奈的喟叹“自愧不如也”，称“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对红军的战斗力十分的惊讶。

起初，蒋介石并不能理解红军制胜的道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开始认真地研究起他这个对手来，尤其是在国共合作后。1938年，蒋介石底下的人帮他搞到了《党的建设》这本我党出的小册子，看完后他在日记中忠实的写下了他的读后感：“自本日起看共产党密件《党的建设》小册，殊觉有益于我也。”《党的建设》这本小册子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是如获珍宝，可这本小册根本算不得什么密件，有学者考证这本册子应该是各大解放区马列学院使用的一种教材，只要是我党干部那是人手一本。

这本册子里主要写了“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干部政策、组织的领导、宣传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对于组织涣散、派系斗争纷乱不堪的国民党来说，可谓是一剂良药。其实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是曾经跑到苏联考察的，马克思的作品，他是经常性地翻阅。

到了1938年年底，蒋介石总结几年的读书情况，认为《土耳其革命史》、《黑格尔辩证法》和《党的建设》是今年阅读最有心得的三本书，并在第二年的日记中写下，国民党干部应该看“管子、王安石、张居正、黑格尔辩证法、党的建设、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这些书，给国民党的广大干部做了一个“安利”、推荐。

蒋介石看完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宛如看到了“别人家的孩子”，对“自家的孩子”便愈发的恨铁不成钢。在1939年3月，他在日记中连续写了十几个问题，准备测温“中央训练团”的党政干部，这些问题实在是太过尖锐，有兴趣的可以大概浏览：

一、问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健全；
二、问本党 党务何以不能发展，何以二等以上人才不肯加入本党；
三、问本党地方之党政机关与人员为何不能协调合作；
四、问各级党部同一机关之党委人员何以对立不能团结；
五、问本党各级党部何以不能掌握教育保甲与生产合作机关……为何党政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使党团能发生实际作用？
六、为何民众不信仰本党与党员？问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
七、问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作基层工作刻苦耐劳；
八、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
九、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
十、为何党委变成官僚；

从以上的策问中，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蒋介石对国民党弊病体悟之深，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到了1945年，共产党发展十分迅猛，其理论建构也愈发炉火纯青。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他在日记中写道：“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

中共的辩证法思维也让蒋介石佩服不已，这种“科学办法”是封建荼毒的国民党无法学习的法宝。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一败再败，他在8月份的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认为：“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但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尽管词语用得非常有主观色彩，但实际上是可以当作一种称赞了。1949年败亡之际，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优点：“一、组织严密。二、 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义第一。”

“非梦想所及”一句，充分地表明了蒋对共产党的羡慕乃至于嫉妒，引起了他对国民党政府内部深刻的反思，因此他经常在日记中“讨伐”那些他看不惯的僚属、亲友，其用词主要围绕“寡廉鲜耻”四字并追溯其祖宗，当然了，蒋介石用毛笔款款然地写日记，自然不会用“娘希匹”这样的污言秽语。

蒋介石骂人人数之多令人咋舌，曾经有学者试图统计他骂过的人，统计着统计着发现不对劲，实在太多了搞不过来，就开始用排除法：统计蒋介石没有骂过的人，结果算下来只有蒋经国、吴稚晖等寥寥数人。

比如他曾骂国民党二把手陈诚“气狭量小，动辄严斥苛求，令人难堪”、又说他“不智与懦弱，毫无定识”，骂为中共谋求合法地位的孙科“阿科今日又为共匪《新华日报》辩护，而发表其否认对中央记者谈话之记录，其人格与言行实已扫地殆尽。总理而出此子，不仅为党国惜，而亦为其家族悲也。”除此之外还骂小舅子宋子文狡猾、骄傲跋扈，决不可用；骂孔祥熙可耻之至；骂李宗仁、白崇禧是无耻之徒；骂空军将领周至柔“枪毙十次都不够”。学者汪荣祖认为蒋介石“骂别人十分具体而恶毒，甚至离谱”，因为“他说胆大包天的张学良‘怕死胆小，狡猾糊涂’；他指责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是‘匪谍’；他痛斥驻美大使叶公超是‘汉奸’，都是口不择言、虚妄不实的话。”

对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盟友，蒋介石对他们态度也不好。20年代，反帝青年军人蒋介石把“打到英美帝国主义”写在日记的空白处，并将英国写成“阴番”，说“阴番不灭，何以立国？”大有当年卫青、霍去病的“气概”。有人统计从1925年6月到1926年9月，蒋介石骂英国人的次数达300次以上，几乎每天都在日记里开骂。北伐期间被视为国耻的“济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的开头一直写有“雪耻”二字，一直写到了晚年。他称帮助国民党的斯大林为“史丑”（当时斯大林翻译为史太林），骂推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为“尼丑”，在日记本儿里口诛笔伐。

有很多人从以上的内容中，误以为蒋介石是真性情的真汉子，但历史的真相便是如此吗？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形象，就是真实的蒋介石本人吗？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一直是一个争讼不已的话题，近代史学者杨天石认为蒋介石的日记“主要是为写给自己看的……其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示人传世”，有的人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现得龇牙咧嘴，因此也不会拿出来示人，而且所记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假的（仍待考证），再加上蒋介石从未拿他的日记做过宣传，足以可见其真实性。

而汪荣祖则针锋相对的认为：“若有人说‘蒋氏日记是仅供他个人参考的私密空间、无意传世’，则纯属昧于事实。”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生前已经将他的部分日记传抄出来，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也一直参考了部分“流出”的蒋介石日记进行研究，如果蒋某人没有自己授意，他的日记又怎么会这么早让大家熟知呢？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蒋某人希望他的日记能够留下来为他个人立传。

在早期公开的部分内容中，蒋某人骂人的场面很少出现，这显然是经过了刻意的删改。他死后日记由其家属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都是蒋氏一家之言”，这个版本中本就经过一系列的删节和涂抹，既不可能完整也不算很真实。

如果偏信、全信蒋介石的日记，很容易会被蒋介石和蒋家后人带进坑里。学者考证在中山舰事件、西安事变、重庆会谈、抗日战争期间对日本接触的这方面重要史料中，蒋介石在这其中进行了很多主观臆断、猜测、甚至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说法，因此让人不禁产生一个疑问：蒋介石在日记里的“真实”形象，要么是蒋某人当年自己在说服自己的一个记录，要么也让人怀疑有示众的嫌疑。

评价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但实际上却对帝国主义处处顺从，连在抗日战争期间都曾“暗通日本”；对僚属批判和认识十分透彻，但在执行层面上却纵容四大家族贪污腐败、纵容官员上下其手甚至纵容军队对百姓的欺压……蒋介石真的没有能力“力挽狂澜”吗？可能面对国民党制度性的腐败无能，蒋介石确实没有这个能力，但主观上认为这是错的，还是纵容事情发生，这难道是后人应该原谅的吗？

正是因为在日记中倡导的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一致，所以蒋介石才落下一个“日记强国”的评价。也正如学者汪荣祖所言：“蒋介石日记最大的用处，应该是从他的每日所记之中，细察他有意或无意透露出来的内心世界，以便深入分析他的性格，作为分析史事的一定依凭。”

大概看完蒋介石日记的主要内容，许多人都会有一个真实的想法：蒋介石太像当年那煤山上上吊自杀的崇祯皇帝了。

崇祯皇帝认为当官的都该杀，死到临头认为“朕非亡国之君”，而是“诸臣误朕”,他的对手李自成也说“君非甚暗”，只是他底下的那些个官员太贪污腐败。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位积极能干的皇帝，但也遮蔽不了崇祯疑心太重、国家战略决策失误的重大过错，在他在位的在位十七年内阁首辅换了51个，平均一年3个，其中杀了10多个。

崇祯对亡国之兆的预见，也和几百年后的蒋某人一样。1947年，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拟定了《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广大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这种话实际上暗合了共产党和广大中间派民主人士的批评，蒋介石此时觉得“军队与政治之复杂腐败，尤其军政制度，不能与共匪斗争也，思之寒心。”到了败亡之前的1949年，他喟叹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 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于是乎大家也就能理解网上那个驰名已久的段子：

崇祯多了许多少年般的鲁莽，而蒋介石则更多的是中年人的狡诈，两者性格、做事风格上面区别其实挺大的，但结局实在是类似。不过比起崇祯来说，蒋介石更幸运一些。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有了很长的时间整理党务和内政，并且有了更深的反思。

他学习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在台湾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陆续地将台湾地方政府的党、政、军权全面控制在自己手里，蒋家两代人的努力奠定了之后台湾发展的基础，“四小龙”之名蒋介石可谓是有大功。

千人千面，没有完美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蒋介石也只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真实的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