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杀了这么多人，现在有什么想法。”公诉人问。“咳，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不公平，我就找一个平衡，现在平衡了。”杨瑞喜说。
“你对这几个人都恨吗？”“那是，恨之入骨。我都想杀……他们把我欺负的没有活路了，我要下地狱，就要拽一帮人一块儿下地狱。”杨瑞喜说。
死亡名单
2012年8月17日，平谷区。气象资料显示，当天气温接近30℃。
早上7时许，杨瑞喜戴着遮阳帽，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平谷路上。
一米六左右的个头，还驼着背的杨瑞喜摩托车后备箱里，装着三把尖刀。
他心中还揣着6个人的死亡黑名单：薛强、刘凯、张贵、杨某、魏某、李某。杨瑞喜要“报复”他们。
薛强家住平谷南独乐河镇北独乐河村，早上7时许，他和妻子出门上班，19岁的女儿小薛和同学刘敏在家睡懒觉。上大学一年级的小薛和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刘敏曾是高中同学，前晚两人玩得晚，刘敏没回家，留宿在薛家。
与此同时，20多公里外的大华山镇大峪子村，村西头的振兴超市早早开门。老板张贵凌晨就把蔬菜批发回来，妻子王某也做好豆腐，两口子等待顾客临门。
58岁的刘凯住得离振兴超市不远，曾当过村书记的他退休在家，清早起床帮老伴儿侍弄小孙子是他晚年的乐事。
没人知道，危险正向他们走来。
午9时许，杨瑞喜骑摩托车到达北独乐河村。他认识薛强家，杨瑞喜踩着院外的厕所，翻墙进入薛家。
小薛和刘敏被惊醒，杨瑞喜说要找薛强，小薛称父亲不在家，并让他赶紧出去。杨瑞喜将报复对象转向小薛，持尖刀刺击小薛。此时，受惊的刘敏起身出门，杨瑞喜担心事情败露，拿出尖刀刺向刘敏。
中刀的刘敏跑出大门，大喊“快救我，杀人了”。刘敏从薛家跑出大约四五十米，手捂右胸鲜血不断涌出。一名村妇发现刘敏，试图为她堵住伤口，脸色惨白的刘敏不久就倒地。
村民们跑进薛家，小薛躺倒在堂屋门口，满身是血。此时，杨瑞喜已骑着摩托车离去。
当北独乐河的村民们手忙脚乱地报警、叫救护车时，杨瑞喜已赶往20多公里外大峪子村。
大峪子村是杨瑞喜的老家，从小在村里长大，结婚后生下两个孩子。1990年至2003年，杨瑞喜在村里经营食杂店。同村张贵也经营食杂店，两人还曾一起进货，关系还不错。
1991年春节，因杨瑞喜所借张贵几百元钱是否归还一事，两人产生争执。杨瑞喜被张振义打了一巴掌。
这个村里，杨瑞喜还恨刘凯和杨某。
2000年，杨瑞喜被刘凯妻子打了，就带了一把刀去找刘凯算账。因为刘凯那边人多，杨瑞喜认为又被欺负了。当时同村杨某去拉架，杨瑞喜认为姓杨的在拉偏架，对杨某怀恨在心。
杨瑞喜赶往大峪子村时，张贵夫妇在自己超市忙碌着，84岁的父亲也从家里赶来帮忙。
此时，刘凯打算到街上走走。村东一片树荫距离刘凯家不足百米，刘凯在人群里看打牌，一名戴遮阳帽的男子骑着摩托经过人群。此人正是杨瑞喜，他骑到刘凯家门口，下车向院里张望。
他看到院里有很多人在聊天，就没敢直接进院，而是在门口来回走动。杨瑞喜徘徊时，正碰上朝家走来的刘凯，杨瑞喜突然冲上来，手里的刀向刘凯扎去。
第一把刀被刘凯用手抓住，杨瑞喜又举起另一把尖刀，朝刘凯胸、背、四肢猛刺，致刘凯倒地身亡。
村民们无人能止住手持两把尖刀的杨瑞喜，他驾驶摩托车继续朝西驶去。向西正是张贵家超市的方向。
张贵的超市离刘凯家不足千米。刘凯被刺时，张贵正在超市接电话。大嫂在电话里问张贵，他们两口子和父亲是否回家吃饭，刚挂电话，灾难遍降临。
杨瑞喜冲入超市，看见张贵和老父亲在里屋，他掏出刀扎刺张贵，老父亲和张贵的妻子赶紧上前阻止，也被杨瑞喜猛扎。
前后不过10分钟。张家人赶来时看到，张贵和妻子浑身是血趴在地上，张贵妻子还说赶紧叫救护车救救我吧”。急救车赶到超市，救护人员未能挽救一家三口的生命。
2小时内，6人被杀，震惊整个平谷。警方部署警力在事发周边道路上堵截追查，目标锁定骑摩托逃离现场的杨瑞喜。
11时40分，平谷区昌金路峪口路口，杨瑞喜被警方当场控制。
扭曲心理
杨瑞喜，男，1966年生，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峪子村人。杨瑞喜的家，在大峪子村的村东头，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在家人眼里，他性格内向；在前妻眼中，她吃了亏丈夫就得讨回来；在村民眼中，他老实能挣钱，甚至有点儿软弱；在同居女友口中，他是“爱打人骂人的疯子”。
30年前的一天，14岁的杨瑞喜被父亲绑起来，用棍子打。他没有反抗，眼睛直直地盯着父亲，一整天没说话。
20年前的一天，杨瑞喜跑回家，“脸上有个大手印子。”他拿起东西乱砸，瞪着眼生气不说一句话。
被打后不说话，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在杨瑞喜的人生里。
“都是耻辱，我不说，记在心里就行。”看守所里，杨瑞喜瞪着眼睛，对提讯的检察官大声说。
1966年，杨瑞喜出生在平谷区大峪子村，家里5个孩子，他最小。
杨瑞喜的姐姐用“内向”评价他，“从小他就不爱和我们说话。”
小学时，杨瑞喜总是一个人上学下学，同学们在操场上踢球，他站在边上看。由于个子小，杨瑞喜总受人欺负打骂，弱小的他不敢还嘴，更不敢还手。
在家里，当老师的父亲奉行“棍棒教育”，孩子们每每淘气，免不了一顿打。
14岁那年，杨瑞喜又闯了祸。气急了的父亲将他绑起来，用棍子打。他无力反抗，直直地看着父亲，眼神冰冷，“我爸对我很严厉，打击性的教育。”杨瑞喜为此感到恐惧，捆绑被打后，他一整天没说话，此后离家出走成为他反抗的方式。
有一次，学校给杨家打电话，说杨瑞喜没去上学，家人四处寻找。正欲报警时，杨瑞喜却回到家。家人询问，他只说在山洞里住了两天，再没多说一句。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不好，所以我和父母比较疏远。”杨瑞喜对家人始终充满敌意，即便父亲病重住院，去世前，他只前往看过一眼。
杨瑞喜曾把个人幸福寄托在爱情上，但并未一帆风顺。
中学时，他喜欢班上一个女孩，曾试图向人家表白，却被女方家人打了一顿。家人记得，回家后，他一言不发，只是乱砸东西。
20岁那年，家人发现杨瑞喜眼睛总盯着一个地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啥，“老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1988年，外村女孩杨美玲走进杨瑞喜的生活，她改变了杨瑞喜家庭的冷漠。22岁那年，杨瑞喜说他“找到了家人”。
两人经人介绍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嫁给杨瑞喜，杨美玲冲着他的一句话，“咱们白手起家从头过，将来也能住上四合院。”
婚后四个月，杨瑞喜毅然和父亲分了家，搬出来单过。
起初，两人靠一辆四轮车，给工地拉砖石和沙土，“天不亮我俩就走了。”工地上的活，杨瑞喜不让妻子沾手，搬砖、铲沙子全是他干。
1990年，小两口赚了钱，拿出万八千块钱，在村东头开起副食店，和早些年开在村西头张贵家的小卖店遥相对望，两家店生意各自红火。
邻居赵顺住在杨家对面，农闲时，他常和村里人在外面打牌、聊天，“小青（杨瑞喜小名）不爱参与，就是开个四轮进货、搬货，忙他的买卖。”
外人看着少言寡语的杨瑞喜，在妻子眼中却是个热心肠。邻居老人家里困难，两个儿子蹲监狱，没钱盖房。老太太来杨家哭，杨瑞喜当即支应妻子，给老人拿了一万。
十多年的婚姻里，杨美玲认为丈夫除了“能干老实”，性格上没有任何异样。
直到1993年腊月，杨瑞喜从张贵家跑回来，“脸上有个大手印子。”
杨瑞喜冲妻子吼着，他让张贵打了。杨美玲不断地劝，但他满脸通红，拿起东西乱砸，瞪着眼生气不说一句话。
事后，杨美玲才得知，事情缘于生意往来时200元的烟酒款，“张贵说杨瑞喜欠他钱没给。”“和陌生人打我不一样，都在村里混，让我多没面子。”杨瑞喜在法庭上说。
在杨美玲看来，杨瑞喜和她的好日子毁于一个人——大峪子村前任支书刘凯。
杨美玲回忆，2000年，杨瑞喜出门进货时，她一人在家打理生意，刘凯经常来光顾。
风言风语传进杨瑞喜的耳朵，他拿着刀去找刘凯评理，结果又被打了。
冲突过后，杨瑞喜满脸是血跑回家，他爬上自家屋顶，大骂哭喊。
打那以后，杨瑞喜的变化令杨美玲害怕，只要他在家，屋里的冰箱、洗衣机全摆在院里，几个油桶顶着门，家里的窗户被钉死，“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受伤害。”
这次打架中，杨瑞喜用刀扎伤刘凯，被判10个月的徒刑。
红火的小卖店关了，妻子也向看守所服刑的杨瑞喜提出离婚。
杨瑞喜出狱后，卖了大峪子村的房和店，带着仇恨离开老家。
对于当年的判决，杨瑞喜至今不认可，“不认可我也不想上诉，心里记着这仇就得了。”
“20多年都没忘？”预审员话音刚落。“那我能忘？耻辱！”杨瑞喜头一扬，瞪着眼。
离开老家的杨瑞喜，靠运送饲料的“拉脚活”生活，还在平谷城区买了一套三居室。
2006年，杨瑞喜认识了平谷北独乐河村村民薛静。
现年48岁的薛静，比杨瑞喜大一岁，“当时就想赶紧找个依靠，能对我好就行。”
薛静坦言，第一次见面，她并没看上杨瑞喜，“他个不高，留个寸头，身上穿件旧夹克。”但由于与前夫离婚是因为对方搞外遇，薛静觉得，这个老实人可能不会负她。
2006年冬天，婚礼酒席办在了薛静弟弟薛强家里，但两人没领结婚证。
“我们对他都挺好，我姐一家人来我家，一看姑爷来了，赶紧给包饺子。”薛强说，起初他觉得这个姐夫不错，有房还能干。
但不久后，薛静不断在电话里告诉薛强，杨瑞喜打她。
薛静告诉弟弟，杨瑞喜过日子不给她钱花，两人各过各的，买菜、买米必须记账，一一和他汇报，“一分钱对不上，就破口大骂，动手打人。”
忍无可忍的薛静，多次提出和杨瑞喜分手，但得到的是杨瑞喜龇着牙的恐吓， “你敢走，我就把你侄女宰了，把你弟拿炸药崩了。”
2009年，薛静趁杨瑞喜不在家，从家里搬出来。分手后，薛静在平谷的一个市场卖麻辣烫，杨瑞喜不断找麻烦，“在我的摊子上白吃白喝，大喊大骂，乱摔东西。”
市场的一名菜贩证实，薛静的男人老来找她，还向她打听薛的住处。
2010年的一天，薛强接到姐姐电话，“你快来，杨瑞喜拿着刀宰我来了。”薛强匆匆赶到姐姐摊位上，警察已经在场，他没看见杨瑞喜带的刀，但他还是当面斥责杨瑞喜为啥分手了还来骚扰人，“我没打他，但推了他两把。”
“推了两把”，跟20年前张贵的“一巴掌”一样，都被杨瑞喜记在心里。
在拘留所里，杨瑞喜坐在椅子上，身体和脑袋不停摇晃，“老账新账全得捣鼓捣鼓，翻腾翻腾，我就小心眼儿了，还是他对不起我。”
死不悔改
2013年7月，杨瑞喜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赔偿6名被害人家属17万余元。
法庭上，杨瑞喜直视被害方，眼神中没有丝毫愧意。“杨瑞喜，你害了我的儿，你缺德呀你！”老太太站起身来，声嘶力竭喊道。法官厉声要求杨瑞喜直视审判席，两边法警拽着杨瑞喜的身子。可杨瑞喜还是梗着脖子，盯着原告席。瞬间，这挑衅般的眼神点燃了淤积已久的愤怒和悲痛。坐在后排的一名男家属也起身大骂，原告席上哭声一片。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称，杨瑞喜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6人死亡，“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杨瑞喜承认全部指控，他说话声音洪亮，回答问题语速很快。
“你杀了这么多人，现在有什么想法。”公诉人问。“咳，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不公平，我就找一个平衡，现在平衡了。”杨瑞喜说，自己强烈的想法出现在杀人前半个月。
“你对这几个人都恨吗？”“那是，恨之入骨。我都想杀……他们把我欺负的没有活路了，我要下地狱，就要拽一帮人一块儿下地狱。”
法庭上，辩护人问杨瑞喜的大哥是否有精神病史，杨瑞喜说有。“不过他也没杀人呐。”说完，杨瑞喜冷笑了一声。
2015年12月3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北京二中院将杨瑞喜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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