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所谓的”夏人十迁“说起

一、从所谓的”夏人十迁“说起

汉语文献记载了多个被认为与夏人有关的居邑,如阳城、阳翟、斟灌、斟寻、商丘(一作帝丘)、原、老丘、西河、穷石、纶等。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2013年,河南大学李玉洁教授在《中州学刊》发表文章,提出夏人“十迁”之说,认为大禹初居晋南之冀,其再迁阳城在今洛阳一带,次迁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太康四迁斟寻在今巩义西南,后相五迁商丘在今豫东,六迁斟灌在今寿光东,少康七迁原在今河南济源,八迁老丘在今开封,胤甲九迁西河其地未详,夏桀十迁再回斟寻。李玉洁教授特别指出,夏王朝经历471年,十迁国都,其在老丘就经历221年,而在其他九个国都一共为105年。因此,老丘时期是夏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

夏人“十迁”说可商榷之处极多。首先,该文没有对传世文献中的夏人居邑和夏都概念进行区别,而这显然应作为夏都研究的前提。其次,该文所谈到的所谓夏都大多缺乏考古学支持。再次,作者所称“十都”绝大部分均在今河南境内,无论因为什么理由迁徙,在如此狭小的空间进行频繁迁徙,回旋余地均显不足。最后,如作者所说,夏王朝十迁国都,除掉老丘占据的221年和大禹“公天下”执政的45年,则在其他九个都邑所经历的时间实为105年。在兴建大型工程极其不易的情况下,夏王朝却如此频繁迁都,实在有悖常理。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古人兴建大型工程的艰难,故张国硕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他说,夏商时代并不存在都城屡迁现象,并提出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一直存在。基于这个观点,张国硕先生又进一步提出,夏王朝存在主辅都制度,认为原、老丘、西河等均是夏王朝的辅都。[2]

二里头遗址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夏都斟寻

夏商时代不可能屡迁都城的这个观点比较有说服力。若果真如此,则表明所谓“夏代十都”中的绝大部分“都邑”实质只是一般性城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对“夏都”和“夏人居邑”两个概念进行区别,并寻找出真正的夏都。下面,我们就概要性地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二、夏都研究批评:“夏都斟寻说”之商榷

二、夏都研究批评:“夏都斟寻说”之商榷

自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出现以来,先后有多位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即夏都斟寻。比如,吴汝祚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杜预注:“河南巩县同南有地名鄩中。”《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因此,斟鄩是在洛阳巩县西南一带,二里头遗址正是处在这个地区内。[3]

按照《史记》的说法,太康为夏王朝第三王。《太平御览》卷82、《真诰》卷15引《竹书纪年》有“禹立四十五年”和启“即位三十九年亡”的记载。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周年表》,若二里头遗址为太康所居的斟鄩,则其年代上限当为公元前1986年。而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为约公元前1735年,这与太康生活的年代相距251年。这种情况表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并不能支持“太康居斟寻”的说法。吴汝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他说:

从时间上来讲,太康是启以后的第一个夏代帝王,而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属于第三期文化,相当于夏代的后半期。这样,太康所处的年代要早,第三期文化的宫殿遗十的年代要晚,岂不是在时间上发生了矛盾?我推测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期文化层内,可能有作为夏都的宫遗遗址,不过现在还未发掘出来罢了。[4]

1980年,方酉生发表《夏都探索》,指出吴氏的结论缺乏坚实材料作证据,不能令人信服[5]。

1985年,李民发表的文章认为,夏族起源于晋南夏墟。至太康后期,晋南夏墟为后羿所据,太康乃迁居大河之南,击败原居于伊、洛流域的斟寻部落而在此建都[6]。次年,李民又发表文章,在明确二里头遗址为太康所据的夏都的前提下,对斟寻部落在被太康击败后的迁徙路线进行了研究,提出斟寻先迁豫北,不久又迁山东东部地区的观点。[7]这一观点折中了历代注疏家对斟寻地望的考证,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赞同[8]。此后,方酉生也发表文章,认为“二里头遗址实为‘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夏都斟寻”[9]。张立东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只有在‘有夏之居’的范围内发现了比二里头遗址更具都城规模的夏代遗址之后,才能否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之说”。[10]

首先,如前所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难以达到太康时期,故若定二里头为夏代王都斟寻,则将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冲突。[11]其次,我们再从文献来看,《左传》襄公四年说寒浞使浇“灭斟灌及斟寻氏”,《天问》说“覆舟斟寻,何道取之”,这两条文献的记载都表明,斟寻本为氏族名称,这也与《史记·夏本纪》把斟寻视为氏名的说法相符。因此,中国社科院的曲英杰研究员指出,斟寻“为禹后斟寻氏所居之地”,并非夏人王都。[12]这是可信的。质言之,我们不能把《竹书纪年》的“居斟寻”理解为“都斟寻”。

三、夏都研究批评:“阳翟夏都说”之商榷

三、夏都研究批评:“阳翟夏都说”之商榷

自东汉班固在著《汉书·地理志》时把颍川郡下的阳翟注为“夏禹国”以来,便有不少学者把阳翟视为夏都,甚至具体落实为禹都或启都。徐旭生先生认为,班固的说法“大概是转述西汉人的旧说”[13]。事实上,通过比较稍早的文献以及《汉书》自身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班固之说的由来。

阳翟一名,始出战国,地即今河南禹州,西周青铜器禹鼎铭文和《国语·郑语》称其地作“历”[14],亦称“栎”,本属郐国。郑桓公东迁,夺其地而居之。战国时属韩国,始称“阳翟”。及前230年秦灭韩,以其地置颍川郡。阳翟为秦汉二代的颍川郡郡治[15],而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说,颍川为“夏人之居”,其地“犹有先王之遗风”[16],这说明颍川地区是历史上的夏文化分布区应属可信。那么,班固为什么又要把阳翟与大禹联系起来的呢?这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至中岳,见夏后启母石。唐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说:

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女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崇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事见《淮南子》。[17]

汉武帝见启母石事,不载于《史记》,颜师古之说也不见于今本《淮南子》。但根据班固的这一记载,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嵩山地区很早就在流传禹娶涂山氏及涂山氏生子的传说。根据《汉书·郊祀志》的记载,启母石为汉武帝所置,后在汉成帝时期被废除[18]。然而,其祀既出,影响自然难以随着新制的出现而迅速消除。在汉安帝时期,颍川太守朱宠就在嵩山立下开母阙,将涂山氏称为“圣母”[19]。考虑到当时汉王朝正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邓太后,而朱宠曾入邓太后兄邓骘幕府,故朱宠立阙之举,虽然可能有对邓太后颂德之意,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涂山氏生子的传说在嵩山地区已经扎根。

嵩山启母阙

此外,出于汲冢的《穆天子传》记载,周天子曾“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20]。“黄室之丘”,《文选·雪赋》注引作“黄台之丘”。[21]一般认为,这个黄台之丘也在阳翟。可见,嵩山南麓的颍水上游区域流传的夏人传说确实相当古老,且这些传说总是与大禹、涂山氏、夏启相联系,因此,班固综合这些传说而把“夏禹国”置于作为颍川郡治的阳翟是很自然的。

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班固的这种判断并非没有瑕疵。这是因为,大禹娶涂山氏、涂山氏生子的地点即使在历史上的颍川郡境内,也并不意味着夏禹国就在这里。有的学者因为豫西地区存在大量夏人传说的缘故,便认为“禹出西羌”是不可信的。其实,这从民族学上是可以解释的。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从妻居”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在古代原始的父系家庭,(男方)总是先从妇居,待生子长大后,再由丈夫挈其妇子返回故居的父系家庭。”[22]用这种现象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大禹出生在西羌,而其妻涂山氏生夏启却在嵩山地区。

大禹娶涂山氏的故事

由于历史上许多学者对这种民族学现象不了解,班固提出阳翟为“夏禹国”的说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混乱。比如,在班固之后,中国学术史上便又先后出现了阳翟为“夏禹国”[23]或“夏禹封国” [24]乃至把阳翟与夏启相联系[25]的种种说法,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教育部组织十所高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就这样写道:

禹在确立王权后,就在有崇部落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作为都城。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阳城、阳翟,都在外方地区,当颍水上游,西连伊洛,东临河济,南望淮上,既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又便于结合东南地区的众多邦国和部落。[26]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不时看到有学者发表讨论阳翟与夏文化关系的文章。[27]以上这些观点,无论是持“禹都”或“启都”哪一种说法,其实都缺乏西汉及其以前的史料支撑,可信度并不高。比如,针对阳翟为“禹封国”的说法,周书灿先生就指出,“称阳翟为禹之封国,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分封制是周人创造和发明的制度”,大禹时不可能有所谓封建之制。[28]再比如,杜预把夏启的钧台之享与阳翟相联系,但《山海经》均把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置于《海外西经》,这都说明杜预等人的联系并不可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别作分析,此姑不赘。

四、小结

四、小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斟寻、阳翟作为夏都进行研究甚至试图在考古学上进行落实,仍然需要谨慎地对待。先秦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进入战国晚期往往已经存在较多问题;至于晚至两汉甚至更晚文献出现的所谓“夏都”,往往问题更大。比如,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大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这些主张都不见于早期文献,也被考古学证明并不可信。[29]杨向奎先生曾经感叹:“夏代历史,文献无征,本属渺茫。故考其地望所在,尤属系风捕影之事。”[30]此实属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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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李玉洁:《夏人“十迁”及夏都老丘考释》,《中州学刊》2013第2期。

[2]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12—117页。

[3] 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4] 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5] 方酉生:《夏都探索》,《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6] 李民:《试探夏族的起源与播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7] 李民:《释斟寻》,《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8] 张国硕:《夏王朝都城新探》,《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张国硕:《〈竹书纪年〉所载夏都斟寻释论》,《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9] 方酉生:《略论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鄩》,《考古》1995年第2期。

[10] 张立东:《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8页。

[11] 陈民镇:《清华简伊尹诸篇与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2] 曲英杰:《夏都考述》,《文物世界》1989年第2期。

[13]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4] 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朱凤瀚等编:《新出土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1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3页。

[16]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9页。

[17] 《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18]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7—1258页。

[19] 常松木编著:《汉三阙》,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20] 《穆天子传》卷五,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239页。

[21]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1页。

[22] 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23]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0页。

[24] 《史记》卷二《夏本纪·正义》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

[25]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35页。

[26] 十院校《中国古代史》编写组,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2页。

[27] 傅振伦:《文献上的夏都所在》,《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孙华:《夏代都邑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1期。刘庞生:《阳城、阳翟是先夏伯都,非早夏帝都》,《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张国硕:《夏王朝都城新探》,《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28] 周书灿:《〈穆天子传〉“启居黄台之丘”考——兼论周穆王东巡的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

[29] 余方平:《对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再评价——以〈帝王世纪〉对几个重要地望的臆断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0] 杨向奎:《夏代地理小记》,《禹贡》第三卷(193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