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尚高 | 南下深圳的日子|上海|丝绸|中英街|广州|深圳

郁尚高 笔名一冰，1947年出生，崇明竖新镇人。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上海第三十五棉纺织厂退休。现为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十多余年间撰写地方文史资料40余万字。在市级与本地刊物发表文艺作品多篇。©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编辑授权(微信:anxinlu)。

南下深圳的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向纵深发展，她的前进步伐和变革力度，不仅史无前例，也是内地城市所望尘莫及。对这座新兴城市，人们都有艳羡的向往，都想一睹她的风采，也不乏有人想去当一回弄潮儿。

那时我还在家乡的一家国企工作，国企老总姓杨，他的女儿在深圳接手了一个丝绸服装厂，老杨同志办理退休手续后就与他夫人远赴深圳，帮扶女儿一起打理起了这个私营厂子。

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老杨电话，要我去深圳协助。我才40多岁，猎奇思想很强烈，便欣然答应了。1992年初冬，我办理了边境证，踏上了南下旅途。

那时的深圳市区，四围都用牛眼铁丝网拦上，以示特区领地。拦截网常见被拆坏，因此形同虚设。当时的市区范围不大，给我的印象也不过崇明的半个公社样子，自行车2、3个小时就能兜上一圈了。

这家工厂全名叫公益丝绸服装有限公司，座落深圳西北部的八卦岭工业区，有40多台缝纫机，6、70个工人。老板明确我的工作是面料的选购、染色及服装辅料的配置。老杨是上海华纺丝绸专业毕业的，本就轻车熟路，经他几次现场带教，我对丝绸的规格、品种、质量、用途等就有了概略的了解。

基本能胜任工作后，我就被“提干”了，身份的光环是一顶“副经理”帽子。我明白，这顶帽子没有含金量，是顶假帽子。但假的也有假的用处，尽可在客户面前趾高气扬；洽谈业务时也能有个些许压重。那阵子，我被上家视作“财神”，经理的尊称被叫得后脑勺都涨鼓了。日积月累，恭送给我的名片叠起来足足有桌子高。

深圳的丝绸市场已形成规模，几乎全国的生产厂家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丝绸生产企业，都在深圳开设窗口，一个相对集中的面料仓库群就有7、8幢六层楼，所需品种应有尽有。

面料染色、印花是我的工作大头。印染厂都在市郊，我要常去对色、催货。对色很难，全凭肉眼，或灯光下或室外。印染产品须迈过我这道坎，也因此对我等业务人员视作上宾，成了他们的香饽饽。印染厂走动多了，也略知一些印染常识。采购服装辅料如肩棉、缝纫线、钮扣、拉链等等。厂商比较分散，需要到处跑，因此我曾去过广州、惠州，到过黄埔军校所在地长岛，到过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也到过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故里……领略了名胜地的风土人情，然而事务在身，无暇逗留，只是名义上到过而已。

丝绸服装成衣后，还须砂洗加工。砂洗是一道增加服装柔软性能和预缩水的工艺，技术含量不算高，投资也少。有个来自杭州的教师，以为特区遍地是黄金，就辞职来深选此项目创业，因为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虽然他没日没夜奔忙，每天睡眠只3、4小时，不可谓不努力吧，还没掘得第一桶金，就累趴下了，后来听说没多久就在老家去了另一个世界。殊不知，在开放城市创业，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个个是成功者，能笑到最后的毕竟为数寥寥。

那段时间，我的一身衣披是丝绸为主，我曾自诩过堪比王公贵族。当然，那不过是出货后剩下的压库级外品，是老板要我做的打理，纯是工厂的广告形式。

那年代的通讯风行BB机，有个机子挂在腰间还挺时尚，老板为我配了一个。我的呼机挺繁忙。我是有呼必复，无非是增加联络，为以后业务留条后路。当时深圳的一些大款生意人，一为业务所需，二为显示身价，就备上一台价值数万的“大哥大”，尽管重量以公斤计，他们还是机不释手，乐此不疲。当时概念的2、3万，对大众完全是个天文价码，是赶时髦者的标志物件。但为时不长，大哥大就被价廉物美的手机替代，如今已是不值一提的普及之物了。于我，倒是见证了祖国电讯业的飞速发展。

震惊全国的清水河大爆炸，发生在我在深期间（1993年8月5日）。接连几声少有的巨响，整幢大楼都颤抖起来，门窗发出可怕的“吱吱吱”扭动声，窗玻璃“乓乓乓”碎落一地。车间工人一片惊呼声，以为地震了。我有过唐山大地震后的无数次余震经历，直觉告诉我，那一定不是地震！马路上，接二连三地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呼啸而过，武警部队、公安民警在路口实行戒严。一位西装革履的老板模样人物，非要强行过路，被武警战士从轿车里一把拽下，摔到路边草丛里。此例告诉人们，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每个人务必要听从指挥，服从大局。厂子里几个四川籍小伙结伴前去看热闹，不但进不了现场，又回不了厂，直到晚上9、10点解除封锁才回来。后来知道，那是化学品危险仓库发生的连环爆炸事故，被写进中国特大事故警示录。我所在工厂相距事故发生地仅3、4里路之遥，因此震感明显。

深圳是座不夜城，大多商场店铺晚间营业要到凌晨2、3点钟。街面上灯火通明，如同白昼，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可比大都市上海南京路上的人流。商家为招揽生意，开足音响，叫卖声、音乐声、流行歌曲声相互交织，震耳欲聋。我的有些业务就是利用夜间去完成的。

同样在深圳打工，员工等级制十分明显。如我所在厂的管理人员，基本上是8小时工作制，住所是2个人一个房间，配有电视、灶具等生活设施；一般打工者宿舍要8～10个人住一间，20多人合用一个卫生间（租用三房一厅民居），也无配套生活设施，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疲劳是每个打工者的共同感慨。

我在深圳打工一年半后，随着国际服装行业的低迷，深圳市场走入低谷。我所在厂的生产急转直下，老板就当机立断，解散企业，于是就选择了离开深圳。

在公司撤退前夕，管理人员被安排了一次闻名遐迩的中英街之行。中英街是香港和深圳的交界地，全长不到300米；街面很狭窄，仅3米来宽；街道的两端中央立有1米多高的水泥墩，以示港深分界。那天，中英街人满为患。据称，街上还有警察游动巡逻，总之我就没见到有穿制服的公职人员踪影，两边门店尽可随意走动。中英街上，中方商店人民币和港币均可使用，港方商店只可使用港币。有人说中英街上无假货，要我说，也不尽然，我购买的一台随身听就属于质次之物。

这段一年半打工时间，我见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激烈竞争的一个侧面，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推动，使我领略了闯荡外部世界的艰辛，也使我经受了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磨砺。而今30年过去了，我还时时想起那段曾经的南下生活。

衷心祝愿祖国新兴城市——深圳，永葆拼搏奋进的雄姿，在祖国日新月异的变迁中成为全国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