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张沁萌

编辑/刘汨

巡回法庭审理现场

11月24日，河南省淅川县寻仓房镇下寺码头，巡回法庭审理了宋志国及其妻子的非法狩猎野猪案。这场审理持续了40多分钟，县法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在庭上，宋志国第一次听到他电野猪的那套电网各部件的学名：“绝缘木签、电丝网、警报器......都是禁用械具。”

在整个调查、举证、辩论环节，宋志国整个人都是懵的，他几乎没怎么说话。面对法官的质询，他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人家的庄稼都被野猪毁了，让他怎么办？”

宋志国及其妻子非法狩猎野猪案宣判12天后，12月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在新名录中，人们发现野猪已被删除。

野猪目前仍在“三有动物”保护名录中

绝收

野猪又来了。

宋志国守在地里，听见玉米杆噼啪倒伏和玉米叶窸窣作响的声音，还有野猪的哼哼声。拴在一边的小狗向黑暗大声吠叫。他拉起窝棚里的电灯照过去，看见两三丈远的地方闪着两只猩红的眼睛。以他饲养家猪的经验判断，这只野猪有300来斤。

一人一猪对视了一会儿。宋志国不敢轻举妄动，他听过很多野猪伤人的事，心里犯怵，知道自己不是它的对手。那只野猪俨然一副首领的劲头，就定在那里不动，等着它领的小野猪都跑掉了，才转头离去。宋志国对此无可奈何：十几只野猪下山一趟，他的庄稼就要毁掉两三亩，甚至更多。

在清泉村，不少庄稼人和宋志国有类似的经历，在他们口中，野猪像干旱、洪涝一样让人咬牙切齿。清泉村地处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藏在秦岭一脉的大山之间，丹江水从村旁流过，滋养了山上的大片林地。这里因此也成了野猪的理想栖息地，在村民口中，它们聪明、凶狠、难应付，闯下的祸数不胜数。

清泉村大部分村民都去外地打工了，留下来不到百十来口人，多是老人和小孩。村里的田地撂荒了不少，作为为数不多留下来的青壮年，宋志国自家有三四十亩地，加上给离家打工的亲朋好友帮忙，总共照看着一百六十多亩地。他的很多田地都靠着山脚，那里也是野猪下山的必经之地。

一年四季，野猪除了冬天几乎都会下山，尤其是每年玉米快收了和麦子要结穗的时候，野猪成群结队地扑倒庄稼、啃食作物、踩踏田地。今年夏天，河南雨水多，山区潮湿，田地里好几天都积着淤泥，野猪每天在泥里打滚。如果赶上下雨天，村民在这头撵，野猪就跑到那头，一整个白天都不出地。

这些年，野猪似乎越来越多了，宋志国把原因归结为“没人打野猪”，也“没有狼”，清泉村周边山上到底有多少只野猪，谁也说不清楚。“野猪一年抱两窝，又生小野猪，太多了。”南阳市林业局发布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市受野猪危害的乡镇达到37个，受灾农田面积达20509亩，经济损失2285万元。

为了保护庄稼，村民们想尽了法子，敲铁皮罐子、扎颜色鲜艳的稻草人、架灯，宋志国叹着气连声说“不管用，都试过了，全都不管用。”

他还试过在地里栓条狗，野猪根本不怕；他在网上看到“国外的那种钢丝围笼”，一打听，一个要几万块，置办不起；别人建议他可以种些野猪不吃的东西，但野猪“不挑嘴”，宋志国刚抢收了小麦换种上玉米，野猪马上就来拱吃。他也不敢换种树苗，“耕地红线”的规矩不能坏，“种粮食的地不能轻易种树，会罚款。”

最笨的办法是每天守在地里，野猪来了就把它吓唬走。但这个办法不过是图个安心：有时候野猪一听到人声就跑，有时候它们根本不理会人的威胁，各种办法用过两天就会失去作用。宋志国的地多，靠山近且分散，晚上看顾不过来，而且总会打瞌睡。

宋志国心疼那些烂在地里的庄稼，收成眼看就打了水漂。一家的生计都在这些田地里，买种子、化肥的钱，农忙时请短工的钱，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还有两个孩子上中学的学费。

当今年夏天过去之后，宋志国算了算，因为野猪，他的100亩玉米有70亩绝收，小麦被毁掉了30多亩。

宋志国被野猪毁坏的田地

“偷猎”

电网是一个湖北人留在地里的。清泉村离湖北很近，有些偷猎野猪的湖北人会跑到这里来架电网，猎到野猪之后把猪肉倒卖到外地。

宋志国很“欢迎”这些人来打野猪，他不懂法律对“偷猎”行为的界定和处罚，在他看来，对付野猪，电网是最有效的，“这是给农民帮忙”。晚上，村民们知道有人在地里电野猪，大多早早回家休息，不在地里走动，这是他们和偷猎者达成的默契。

宋志国地里靠山的一侧也被架上了电网，每隔几米就插上木棍，木棍顶缠上细钢丝，像篱笆一样隔开了耕地和山。在和一个湖北人偶然的聊天中，宋志国得知了电网的用法，听上去很“高科技”，不需要拉电线，靠电瓶发电，打开开关以后，只要有东西撞到网上触电，报警器就会响起尖利的声音。

那个湖北人没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到他“消失”的时候，宋志国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人说是被举报了，有人说是因为疫情，“不干净”的猪肉卖不出去了。

电网就这样留在了宋志国的地里。在对野猪无计可施的时候，宋志国动了使用它们的心思，他和妻子说，“听说用电网电野猪管用。” 妻子同意他去试试。

5月的一天，天黑下来，等地里不会再有人经过后，宋志国打开了电网开关。按照湖北人的说法，必须在晚上打开电网，天亮马上关掉，时刻守着，不然可能会误伤其他人。宋志国于是拖了塑料布到地里坐着，也不敢睡。

第一天尝试电野猪就很顺利，他刚打开开关不久，就电到了一只。那是一只小猪，六七十斤，是打头阵往地里冲的——大野猪聪明，不会轻易往电网上撞。

“可死了”，宋志国高兴地想，“终于不能吃我的庄稼了。”

天亮以后，他骑着摩托车把打到的野猪驮回家，打电话叫妻子回来烧水、收拾猪肉。宋志国养过一阵子猪，宰猪非常熟练：把野猪放血、烫毛，切割成块，冻进冰箱里。按照他的形容，野猪肉很肥，因为常吃庄稼，吃起来和家猪没有什么不同。

宋志国家离田地很近，两三分钟就能到。每次电野猪他并不遮遮掩掩，也不怕人看见，他总觉得，保护自己的庄稼是“天经地义的事”。

一般来说，他一次可以电到两三只野猪。电过这一次，野猪一星期内不会再下山，一星期之后，就会卷土重来。他坚持用电网和野猪“斗了一段时间”，电到了8只野猪，冰箱里冻了400多斤猪肉。但是，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力，因为夜里不能睡觉，他白天没有力气干活，精神上也很疲劳。

宋志国说，用上电网十几天后，他正想着靠这个对付野猪不是长久之计，电网的一个零件也坏了，“炸了”，他就把那东西扔到了河里，从此没有再开过电网。

拉锯

妻子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宋志国并不在家。等妻子回来，胆战心惊地向他描述经过，他才知道，有人举报他电野猪，自己“犯法了”。

他电野猪、带野猪回家时都没见到有人，因此只能猜测是村民举报的，但不知道是谁，“现在我们村里人都很复杂”。

第二天，他搭车去了淅川县公安局，交代情况一直到晚上。后来，公安部门又到家里没收了他的电网、野猪肉，告诉他，野猪不能猎，更不能用电网猎，就算是猎到，也不能当食物吃，应该就地埋了，“怕有病毒和细菌”。

宋志国说自己没什么文化，这是他第一次知道，野猪是“三有”动物，他觉得有些“委屈”，认为野猪是害兽，自己的庄稼被野猪毁了，他要采取行动，要报复。

村干部也被要求去作证：宋志国没有做过坏事、没有犯过法，一切都好，就是为了种庄稼，没别的办法才去用电网，他不知道什么叫“法”。

警察还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政府，让政府解决问题？

宋志国对此感到不满：“怎么没上报过？我上报了好几次，没有人管。不是为了庄稼，谁去打野猪？” 他不知道应该去哪个政府部门沟通，只能一次次找村委会。清泉村的多位村民告诉深一度记者，他们都和村委会反映过野猪的问题。

宋志国的案子进入了司法程序，他陆续收到了各种通知，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来回跑，有手续要办、有话要问、有文件要签，每次一去就是一天。为了这件事，家里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妻子因病不能下大力，帮不了农活；岳母残疾，需要人照顾；田里没人看管，牛也喂不成。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他被判刑，两个上初中的孩子以后可能“政审有问题，当不了兵”。

最重要的是，玉米还在地里长着，野猪并不会因为他犯了法就不再来地里闯祸，但宋志国现在对它们束手无策了。为了抢收玉米，他一天最多从镇上请了18个工人来帮忙，他付这些工人每人每次100元，自己骑三轮车接送他们。今年，光人工费，他就花了6000多元。

太冤了，宋志国想。他从县里请了律师，准备开庭的同时，也去各个部门询问野猪破坏庄稼的补助和解决方案。

这个过程比宋志国想的困难得多。他先后去派出所、民政局、林业局、各级政府，没有一个单位能够给他明确说法。他听到最多的是，“目前全国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野猪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在2016年之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该法第二章第十九条同样强调，如果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应该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但事实上，该法并未制定明确的补偿机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而各地政府对此态度并不一致，比如，陕西、吉林等省份已明确规定并实行了补偿办法，全国也有14个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省（区）成立了117支针对野猪的狩猎队，而包括河南在内的很多省份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

宋志国并不知道法律是怎么说的。他自己回去搜索，搜到了四川有一个老太太也因为这事被判了刑。“野猪太多了。全国农民都一样，让野猪折腾惨了。”

在律师的帮助下，宋志国写了申请书和说明信，找村委会、镇农业中心盖章，再附上泥土上的野猪蹄印的照片、作物被咬得七零八落的照片，一封封快递到林业局、县政府、镇政府。“这都是证据，毁了的庄稼别扔，先拍照”，律师告诉他。

林业局收到几封他的信件后，也回他说，不用再拍照来了，地里的庄稼别处理，留着，会有人过去看的。

宋志国等了很久，没有人来。对方却总是提出一些他意想不到的要求：要看承包他人土地的合同、要看大面积受损的田地照片而不是局部照片，而且，“谁知道你的地被吃了多少？”

承包地里的粮食完全归宋志国所有，他和其他人都是口头约定，“不要让地荒了”，没有签字协议。为此，他去村委会开了一个证明，说明自己帮别人照看了130亩地“情况属实”。至于拍照的要求，他感到不满：林业局应该知道，清泉村在山区里，不可能像在平原上一样拍出所谓“一览无余”的照片，“我叫他们自己来看，吃了就是吃了，我损失太重，他们说这话，伤不伤人？”

宋志国与林业局干部的对话

名录

得知终于要开庭后，宋志国反而松了一口气，他感觉一场“漫长的拉锯”终于要结束了。

不过，同村的吴老伯觉得宋志国要“上法庭”太冤枉了。他也深受野猪困扰，因为年纪大了，不方便每天睡在地里，他就两三个小时醒来一次，跑到地里查看庄稼，拿盆子“咣咣”敲打，吓唬野猪。听说野猪怕响，他还把收音机提到地里去，整夜放戏。这些都没奏效，他的七八亩地也遭到了野猪的啃食。

吴老伯回忆，在他小时候，如果打到一只野猪，政府会给奖励，那时他们村里还有人被野猪咬去一块肉，“野猪凶得很，应该除掉。”

11月24号县巡回法院在仓房镇下寺码头公开审理了宋志国的案子，吴老伯也去旁听，碍于法庭秩序他必须保持安静，不然他想替宋志国申辩几句，他希望法院能知道宋志国还有他们这些农民的难处。

法庭上有记者在直播开庭，之后还来采访宋志国。宋志国心情很差，不愿意多说话，在场的村民替他解释：生活困难，一个老人残疾，刚送走三个老人，妻子身体不好，庄稼被破坏得很严重，没人管……

审理的最后结果是，因为非法狩猎罪，宋志国被判1年6个月，缓刑2年。他的妻子被判1年，缓刑2年。两人一起缴纳了4000元赔偿金，并当庭道歉，保证以后不会再非法狩猎野猪。

这次庭审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很多媒体联系上宋志国，他怕事情“闹大了”，开始都拒绝了采访。后来，镇上一个老师劝他，可以讲讲自己的诉求，“实话实说就行”，律师也鼓励他继续和政府以及林业局协调损失费。宋志国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打算继续争取补助赔偿，他承认自己犯了法，有错，但这和自己受的损失是“两码事”。

12月初，林业局长终于去村里查看了他田地损失的情况。初步协商的结果是，宋志国可以拿到6000元的补助费用。但按照他之前算的账，6000元只能填补上人工费。今年年成还不错，本来一亩玉米可以收1000多斤，再加上每亩200元左右的成本，损失其实有几万元，他准备争取把补助提高到1万元。

这两天，村委会还告诉村民们，明年可以申请针对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保险。这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施行的办法，例如四川巴中市的通江县、南江县已经安排财政拨款用于保险公司赔付，今年前十个月，各地区的理赔金额都在四五万元左右。湖北十堰市张湾区林业局也通过自筹资金，购买了“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向那些耕地受到野生动物破坏的农民赔付一定金额。

今年7月，南阳市林业局在官网发出了两条与“我市野猪种群激增”有关的通告，通告称，对致害野猪可以进行科学、合理、分计划的猎捕，野猪猎捕处置权限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

在县林业局长发给宋志国的微信中也提到，“省市今年原则上同意猎捕部分野猪，但危害补偿没有明确回复……国家目前正在调研，筹备合理的方案。”

从更宏观的层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期发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没有出现野猪，这意味着拟从“三有动物”名录中将野猪删除。但专家也指出，这依然不意味着民间可以随意捕猎、食用野猪。

只不过，这些事离宋志国和其他清泉村村民过于遥远。宋志国还在等林业局有关一万元补贴的回复。最近野猪都上山去了，等到明年开春，它们又会回来。到了那时候，他必须想出些合法且有效的办法，来对付野猪的侵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志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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