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一直是我国文学、影片、电视剧中比较热门的题材，它总能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引起国人情感上的共鸣。
但或许很多人都不曾了解过，与中华民族“抗日文学”相对的，日本在当时也极为盛行“战争文学”，也就是所谓的“侵华文学”。甚至说，我们民族的“抗日文学”中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是因“侵华文学”而出现的。
那么，在当时日本作家的作品里，他们是如何来描绘这一场战争的呢？
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军部交给作家们的重大任务
日本对“侵华”一事早有准备，其国内的舆论一直都在对战争进行狂热地鼓吹，甚至有些作家公然宣称自己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开始了局部侵华。与此同时，其国内就出现了诸如“国际主义文学同盟”、“文艺恳话会”等法西斯文学团体，这一点也引起了当时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警惕。
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此时其国内又掀起了一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通过这种号召的方式，派遣了大量的作家来到中国战场，为日本军队摇旗呐喊。
1942年，日本更是出现了一个“日本文学报国会”，其国内凡是可以称得上作家的基本都加入了这一法西斯文学团体，会员多达40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甘愿为侵略中国而效劳的。
然而，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是不容改变的，无论日本在国内如何宣传其侵华的正当性，当这些作家奔赴战场亲身经历并深刻体验之后，他们必然会对这场侵略战争产生根本性的认识。
于是，日本军部给这些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上的“七点要求”，即：
- 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
- 二、不能涉及战争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
- 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
- 四、不能描写作战的整体情况
- 五、不能透露军队的编制和名称
- 六、不能把军人作为普通人来写，可以写分队长以下的士兵，且必须把小队长以上的士兵写成人格高尚、沉着勇敢的人
- 七、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
这七条创作原则是当时亲身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本作家火野苇平的记述，也是日本歪曲、美化侵略战争的铁证。
来到中国战场的日本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战地记者，将他们的“所见所闻”通过小说、报告文学等方式传回国内，继续营造日本军队战无不胜的英勇、正义形象，以此来催动日本国内法西斯的狂热。
于是，日本作家们的笔下就诞生了一部又一部非常荒诞的“侵华文学”作品，他们抛弃了文人的良知，为已经暴露在其眼前的战争罪恶做起了无耻的辩护。
日本作家中的两个极端：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内也有一小部分“反战”势力，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在一开始便认清了日本法西斯的真面目，也有很多人是亲历战争之后才觉醒的。
在奔赴中国战场的作家中，石川达三是一个另类，他创作的《活着的士兵》被认为是唯一一部在战争状态下真实描写日军暴行的作品。
《活着的士兵》写一支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在南下过程中人性的丧失，而其中的主要人物很耐人寻味，他们之前都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其他行业的从事者。
近藤一等兵在来华之前是救死扶伤的医学士，本来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然而他来到侵华战场之后，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女子是间谍，便当众将其残忍地杀害了。
片山立澄曾经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随军僧人，但他却在战场上一手拿着念珠，一手将那些放下武器、没有抵抗力的中国军人残忍砍杀。
其他的情节更是令人发指，一个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尸体上哭泣，便被日本士兵们以“影响休息”为理由乱刀捅死；被日军强行掳来的中国苦力仅仅因偷吃了一块砂糖就被当场处决。而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军人们却“因兴奋而涨得满脸通红”。
石川达三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出于“正义”，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战场有着一股强大的魔力，能将所有人的精神同化。
医学士、随军僧人、小学教师等等职业的人，来到战场之后便迷失了自我，以犯下累累罪行而感到自豪，这就是战争对人精神的扭曲！
石川达三想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向日本国内的民众传递战场上的真实画面，想要打破国民把出征的士兵看成“神明”一样的病态心理。但这无疑触怒了日本军部，石川达三被判处四个月监禁，缓期三年。
不久，日本军部就将石川达三派往了武汉，令其“戴罪立功”。之后的石川达三就站在了“美化”战争的立场上，为日本的侵华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然而他将后来的作品写成“流水账”，发表一些诸如“战争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反抗”等极为荒谬的言论，又有意将文体变得不伦不类，可见其“反战”的立场还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与石川达三完全不同的，是日本另一个作家火野苇平。
这个人极力宣称自己对战争的描写都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但却彻头彻尾地按照日本军部要求来创作，为日本士兵歌功颂德，而其本人也是侵华日军的一名“伍长”。
自然而然地，他笔下的那些日本士兵都是团结友爱，奋勇正直的。与此相对，中国的人民必然就是愚昧的，怯懦的，面对日本士兵只能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的形象。
与此同时，他还极力刻画“中日友好”的画面，捏造日本军人对中国老百姓的“爱护有加”。
比如其《麦与士兵》中，就写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场景。士兵将果子、香烟等物资分发给老百姓，但中国老百姓却心存疑虑，不敢接受。于是日本士兵只能拔刀大喝一声，老百姓这才接受了他们的这一番“好意”。
火野苇平的本意是想写，日本士兵们对中国百姓的友好姿态，大有一种宁可做恶人也要为你好的样子，但却恰恰表现出了中国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这些描写也正说明了日本士兵对中国人民惺惺作态的友好，本质上却是“刀头下的恩惠”。
正是因为这种美化侵略的创作，火野苇平被日本视为“国民英雄”，其作品也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发行量甚至超过了一百万部。
从这些扭曲的“侵华文学”里就能发现，当时的日本国内从统治者到百姓都充斥着一种异常“亢奋”的战争狂热，这是从整体上表现出的良知泯灭，而非仅仅是一些激进分子的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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