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不是来自美国的传染病，
但需要更中国化的应对。
文/向睿洋
全文约3000字，阅读用时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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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这本书的英文名叫Crazy Like Us，也可以是Crazy Like US（像美国一样疯狂），主要讲了美国是如何把自己对于精神问题的看法“灌输”给其他文化。
书中介绍了在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商的大力宣传下，“抑郁症”这个概念被“灌输”进日本文化的始末，对其中的文化适用性、商业利益影响公共健康事业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其实，去年我就了解到这本书。当时，观察者网的余亮《从书说起》讲这本书的视频掀起了一场热议：抑郁症是来自美国的传染病？
当时看到这番言论，我是不屑一顾的。多年的心理学学习告诉我，抑郁症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国内确实有很多人深受抑郁症之苦，我身边也有朋友在与抑郁症做斗争。
读本科学习变态心理学时，我们用的是美国的原版教材，甚至考试题目都是英文的。我一直理所当然地接受学到的一切，从没想过学习一套“普遍的”精神病理学有什么问题。
但在读完了《像我们一样疯狂》后，我陷入了震惊……
我们对待抑郁症的方式，可以分成几个方面。
认识到抑郁症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心理疾病，有自杀的风险，因此需要得到治疗。
用标准的方法诊断抑郁症。
用标准的方法治疗抑郁症。
病因的溯源以及抑郁症概念的传播。
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些方面可能存在怎样的问题，有怎样的争议。
01
抑郁症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心理疾病
“抑郁症是来自美国的传染病”暗含的意思是，这种病可能原本中国是没有的，是美国“传染”给中国的。
其实《像我们一样疯狂》书里的论述是不支持这一点的。
作者真正表达的意思是，类似抑郁的心境问题在每个文化中本来是存在的，但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
例如，在抑郁症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前，一个有心境问题的人可能出现肚子疼这样的症状；而在抑郁症的概念传入后，抑郁的文化规范发生了转向，人们知道了容易疲劳、食欲不振、睡眠问题是抑郁的症状，于是无意识中受到影响，转而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心中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抑郁症是美式疾病全球化的结果”是合理的。其结果是统一了全球有抑郁症这样的心境问题的人的症状表现及命名。
抑郁症在国内本就存在，但因为国内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没有被发现。
这种统一似乎问题不大，只要有助于诊断、治疗人们的问题，这种统一也可以接受。
02
用标准的方法诊断抑郁症
美国是研究抑郁症最先进的国家，国际公认的ICD和DSM诊断体系大量借鉴美国的研究成果，或者其本身就是美国的诊断方法。
借鉴标准的诊断方法，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检出抑郁症患者，为他们提供帮助。
但诊断标准跨文化的适用性问题值得思考。
书中提到，美国人其实很“特别”：“他们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觉，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跨文化的研究发现，美国人比东亚人更倾向于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相比之下，东亚人则更中庸平和，能接受快乐和痛苦、积极事物和消极事物的并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人诊断抑郁的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会不会过于“宽松”——一些以前认为正常的表现，现在被看作了异常。
换句话说，以美国人定义的抑郁来看，中国人可能本来就比美国人更倾向于抑郁。
我们不妨看一看ICD-10中的抑郁诊断标准。
【核心症状】
情感低落、缺乏兴趣或愉悦感、精力渐退易疲劳
【附加症状】
自卑、不合情理的自责、自杀（自杀念头或行为）、精神运动性迟滞（“懒”）、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下降、睡眠障碍等
【诊断标准】
2个核心症状+2个附加症状=轻度抑郁
2个核心症状+4个附加症状=中度抑郁
3个核心症状+4个附加症状=重度抑郁
（症状需要持续两周以上，并且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抑郁）
以自评问卷或访谈的方式进行评估，满足诊断标准是比较容易的。
知道这些条目之后，带有确认偏差地回顾自己的生活，很可能会多多少少发现一些“端倪”。
就像作者提到的日本20世纪初神经衰弱的流行。当时神经衰弱的症状描述都是常见的——失眠、耳鸣、注意力不集中、肚子痛、眼睛疲劳以及好像头上扣了个沉重的大锅。据估计，那时约有1/3求医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患有神经衰弱，几十年后神经衰弱这个诊断才逐渐消失。
当下的抑郁症的越来越多的“检出”与100年前日本的神经衰弱的“流行”的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目前，心理学从业者正致力于区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如果这种区分深入人心，那么或许不会有1/3的人给自己贴上抑郁症的标签，但也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受抑郁情绪困扰。
现在看起来，轻度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的区分多少有点含糊，对抑郁症明确诊断的要求无疑会越来越高。
03
用标准的方法治疗抑郁症
标准的抑郁症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与谈话咨询相结合。
第二代抗抑郁药物——SSRI（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主流用药，包括赛乐特（帕罗西汀）、百忧解（氟西汀）等。
我们倾向于相信，抗抑郁药都是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高警惕：美国的抗抑郁药研究是存在问题的。
美国已经爆出不少制药商操纵科研的丑闻。制药公司为了证明自家的药是有效的，资助那些得到支持药效结果的研究者，甚至改写研究者的论文或者代笔替研究者撰写论文，以规避不支持药效的结果，而只宣扬药有效。
其结果是，对于SSRI的药效，大量支持的结果得以在权威期刊中发表，而不支持的结果或对于副作用的报告则进入了研究者的“抽屉”。
我的专业背景是社会心理学，我深知社会心理学面临的可重复性危机：像自我损耗、老年人启动这些研究发现，如果被证明不能重复，其影响并不大，只需要改变认识就可以了；
但在抑郁症方面的研究如果结果不可靠，将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例如风险因素的考量、药效与副作用的权衡，等等。
这么说不是否认抗抑郁药的有效性，目前确实有不少支持有效性的证据，更多的证据也还在积累。
只是，在意识到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后，有必要打破对药物的迷信，在考虑用药时有更多的考量和评估。
04
病因的溯源以及抑郁症概念的传播
美国定义的抑郁症是带有个体主义文化色彩的。
抑郁被定义为“个体大脑中神经化学物质的不平衡”，以及个体思维认知方式的问题。这两者都使得我们把抑郁看作一个人“内部”的问题，而忽视对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家庭、社会因素的作用。
在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下，家庭对一个人施加着巨大的影响，社会比较和社会压力对一个人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个体是嵌套在关系、家庭、群体、体制的网络中的，如果只把抑郁症看作个体内部的问题，那么很难治本。
还有一个问题是抑郁的“轻症化”，就是说不把抑郁看作精神病人才有的重疾，而把它看作人人都可能得的“小恙”。
如今“抑郁症是一种心灵的感冒”的说法似乎已深入人心。这种轻症化的宣传在日本是制药公司为了推广抗抑郁药而想出的营销手段。但在国内，是好心的心理学从业者为了让有抑郁症的人能够更好地接受帮助而采取的必要的妥协。
有人说，治疗抑郁症就像吃感冒药：缓解了症状，或许能通过心理治疗增强一点抵抗力；然后又回到致病的环境，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来治疗。
05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加强本土化研究
抑郁症的诊断、用药效果都需要更多、更严谨的中国样本的测试。
2
同等重视治疗和社会服务
我们既需要治疗已经表现出抑郁症状的患者，也需要让患者或潜在患者的家庭、学校、工作、社会环境发生哪怕一点点向好的转变。后者是心理工作者和更多人可以致力的方向。
3
谨慎用药
抗抑郁药的研究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本土用药研究，一方面需要更谨慎地用药，注意密切观察初始用药阶段出现的副作用。
4
有节制地传播抑郁概念
我们想要一个人们有一点不适就寻求心理帮助的社会吗？这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
抑郁症产生于美国，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美国人趋乐避苦的倾向，但把舒适、幸福看作“正常”，把痛苦、不适看作“异常”本就是痛苦的来源，这正是新一代认知行为疗法ACT的核心宗旨。
中国人本来是追求中庸的，也可以说提倡“祸福相依”的辩证思维，能接受一些坏事的发生。
有越来越多人因为心理问题求助是当下心理学工作者希望看到的，但过于依赖帮助的习惯，肯定是多数人不希望看到的。
结语
回到关于余亮的视频的争论，批评者的一个要点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美国已经到了全民普及抑郁症的阶段，所以才有必要反思过度诊断、药物滥用的问题；而目前国内的主要问题是普及不够，有很多抑郁症患者没有被检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
打个比方，现在在国内宣扬抑郁症的过度诊断问题，就像给一个没饭吃的穷人讲营养过剩，只会把穷人饿死。
我想问：有没有可能在变富有、吃饱饭的过程中就规避掉营养过剩的问题？
另一个比喻也很有意思，《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作者在全书的最后说，美国“在精神医疗上做的，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毯子送去给病痛的本地人，却忘了那些病原体正深藏在毯子的纤维之中” 。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借毯子保暖以免受冻的同时，也尽可能免疫毯子中的“病原体”呢？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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