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2021年是中国航天的高光年。两天后，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发射长征七号甲运载火箭。而前几天，央视一套黄金时间上映了我国首部新时代航天事业电视剧《问天》，开播4天，收视率破1，广受关注。
的确，从1月20日天通一号03星的成功发射，中国航天就迎来了开门红。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发射；首次登上火星；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我们也实现了许多新突破——航天发射次数突破50次；长征系列火箭发射超过400次；“玉兔二号”登陆月球背面1000天……
中国航天人在璀璨的星河中，绽放新的光芒。而这星河的璀璨星空中，一定有这样一颗星，属于钱学森。
今年，也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人民邮电出版社以一本《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以下简称《科学与忠诚》）献礼钱学森诞辰。
《科学与忠诚》是钱学森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吕成冬历时一年半写就的作品，也是他写下的有关钱学森的第三部传记文学。
在编写过程中，他查阅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重读了旧史料，认真解读历史照片和图像，并走访了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钱永刚教授还对《科学与忠诚》提出了宝贵的修
改建议。
《科学与忠诚》用五个部分详细介绍了钱学森的三个思想坐标，贯穿着钱学森科技贡献的个人思想历程。200多页30多万字的记录，呈现了钱学森的人生答卷。
“能顶五个师”的研究所所长
1935年，钱学森第一次远赴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经过一年的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出国之前，钱学森就在《浙江青年》发表了文章《火箭》，展示了关于星际航行的思想。
他为文章所画的配图，已经像是分级火箭的雏形。充分显示出钱学森对于宇宙航天的超强天赋。
从麻省理工毕业的钱学森紧接着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师从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并独自开拓出火箭客船自动导航和工程系统性能自动优化两个新的领域。
钱学森的才学很快被美国人所注意，在加州理工学院留校任教期间，他的导师冯·卡门就向美国空军科技学顾问组推荐了钱学森，在冯·卡门看来，钱学森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便开始着手准备归国。美国却以莫须有的罪名阻拦他回国，更是在1952年2月，决定将他驱逐出境，此后却把钱学森置于监视居住的状态，13个月后才获得保释资格。
美国试图从精神上摧毁钱学森的意志。但是在被监视居住期间，钱学森写出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工程控制论》，还完成了《物理力学讲义》的编写。
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1955年，在祖国的多方努力下，钱学森终于得以归国。怀揣着青年时代的报国理想，钱学森在43岁时，回到了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后来毛主席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美国人说得不对，你比5个师的力量还要大得多！”
“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共产党员
钱学森在2009年去世时，已经有近50年的党龄，占据他生命的一半历程。
1911年，他出生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均夫毕生奉献给了教育救国志向的实践；而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期间又从鲁迅先生那里接受到最初的共产主义启蒙。
19岁那年，钱学森因为伤寒而休学一年。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哲学史的书籍，然后深深感慨：“要中国能的球，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
远赴美国求学时，钱学森就怀着一颗报国心。在美国的20年，钱学森没有一刻不在想着回到祖国。
从美国离开的时候，钱学森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当我回到祖国时，我将竭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回国后，钱学森两次前往苏联访问，意识到做一个共产党员能够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没有做一刻犹豫，钱学森找到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时隔多年，张劲夫依然记得那个晚上，钱学森独自来到他家，说在美国的20年，都是在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并郑重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1958年的9月，钱学森正式提交入党申请书。次年1月，钱学森被接受为预备党员。预备期结束后，正式成为共产党员那天，钱学森激动得睡不着觉。他的初心，终于有了真正的实现路径。
“只争朝夕”的科学家
钱学森最喜欢的一首诗词是毛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里面的一句词是这样写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钱学森精神最真实的写照。
钱学森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向上的状态，也常有“时不我待”的感慨。1956年初，刚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就给周恩来总理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2700多字，阐述了航空工业怎么干，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等问题。书中写道这份意见书“犹如在迷雾中拨云见日一般，指明了我国研制导弹的方向”。
钱学森在科学研究的同时，仍然抓紧一分一秒读书学习，即使在晚年也没有放弃阅读。
他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藏书，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中的一面陈列着4000余册藏书的书墙，仅仅是钱学森藏书总量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钱学森的藏书大多是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普通图书和刊物，这说明他藏书的目的是读有所用。这也是他自幼爱读书养成的好习惯。
不仅爱读书，钱学森还养成了在读书过程中三到的读书法，有效地提升了阅读的速度和质量。就是在读书时始终坚持眼到手到心到，这一点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除了读书以外，钱学森还利用简报建立起自己的个人数据库，从1945年到1950年，他就搜集和制作了关于原子能的剪报9册，并且按照时间顺序装订。这九册剪报一共1539篇，其中涉及原子能问题的1412篇，现在珍藏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直到晚年，钱学森依然保持着收集剪报的习惯。经统计，他晚年的时候收集简报共计19000余份，分装在632个资料之中，而且在资料袋上还标明了主题。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时不我待的精神，成为了钱学森建立个人数据库的重要材料。
合上书本，钱学森的一生是一份属于他的答卷。作为科学家，他一心报国，学识渊博，有着特别能钻研的科学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低调谦逊，不忘初心，忠诚担当，有着“自己革自己的命”的勇气。
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科学与忠诚，是他生命中磅礴的交响曲，也是他用心用情用人生书写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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