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1年开始打工的，在那之前，我在老家镇上做治安员，合同工。做了七年，因为跟新来的队长不和，一气之下辞职了。

联系了一个同乡后，很快，我就来到了福建莆田的一个家具厂。那其实是个不大的作坊，几个师傅做家具，完了后抛光，上漆，我做的是上漆的活。这活原本是同乡做的，但他不想做了，因为油漆太伤身体了。在我来之前，他就已经跟我说明这情况了，但是我想，油漆再伤人，也比没有钱好，先干着再说吧。同乡把我带去见了老板，老板点头后，同乡就把我带去操作台了，按照老板和他的约定，他还要带我一个月。

厂里不包吃住，同乡带我去找出租屋。出租屋大多是周边的农家屋，类似于我家房子的结构，进了院门是一块空地，空地后是正屋，两侧则是猪圈和堆放杂物的地方，只不过，这里的人家两侧大多砌了几堵墙，形成了一个个单间，大部分单间门口都有水池和煤炉等物件，为了防雨，屋顶上又伸出一大截遮雨的石棉瓦，但也有两三个单间因为地形所限，没法砌水池和放煤炉，这样的单间要便宜几十块钱。我带的钱不多，就租了一间最便宜的。

做了几天工后，我就深刻体会到同乡为什么要走了，那油漆味实在太难闻了，隔着几层口罩，味儿都能一直蹿到脑子里去，我在口罩的夹层中又加了几层塑料纸，还是能闻到。

因为我是新人，而且是学徒，工钱仅有同乡的一半。这样一来，原先计划的那些事，比如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支配计划都泡汤了，学徒期间我的工资可能还不够自己用。

老婆打来电话，问了很多事，最主要的是问工资。我含糊地说还可以，但具体多少得拿到才知道。我不能明说，否则她肯定又会唠叨我不该冲动辞职的。她嫁给我，本不是冲着我能挣多少钱，平淡清贫的日子她能过，但她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打破本来平静的生活。这一点，我怎么解释她也不会明白的。

早上，我本来是准备去路边的早餐店吃饭的，但想到还有漫长的学徒期，于是就去了一家露天早餐摊。那其实就是以一辆板车为主体的面条摊，摆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中，四周有几张塑料桌椅，环境特差，风一吹，飞沙走石的，但便宜，而且分量够，生意很好。这里一碗光面两块，加茶叶蛋五角，而早餐店里光面至少要五块，蛋一块，所以，即便来晚了没有座位，很多和我一样的打工人都宁愿站着或是坐在石头上吃。

老板娘三十多岁，听口音不像是福建人，长得有些南方女人的模样，脸上的轮廓柔和，眼眉淡淡的，说不上好看，但绝对不丑。来的大多都是熟客，很少有问价什么的，因此老板娘就总是低着头，她的衣领很低，领口下那一片雪白是很多目光的焦点，但她不管，只顾一边接钱，一边将面条下在一口硕大的铝锅中。面熟了后，就用漏勺抄在瓷碗里，再舀上几勺原汤，撒上一些碎榨菜，边上就有人接了过去。只有等到没客人时，她才会抬起头，抹一把汗水，安静地坐着，整理那些乱糟糟的零钱。

来面摊光顾的客人多是附近鞋厂、家具厂、工地上的，这些地方有个统一的缺陷，那就是女人少。男多女少，有的人就不讲究了，同乡说，隔壁鞋厂有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同时跟好几个二三十岁的小伙有关系，靠睡挣了很多钱。像面摊老板娘这样的长相和身材，不可能不招男人的。老板娘似乎并不在意顾客的目光穿过她的衣领透视进去，而且，你若是跟她说荤话，她也能接几句。

这里成了我一日三餐的好去处，一天六块钱，也就成了我最大的开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老板娘似乎对我另有关照，比如，我连续吃几天光面时，她就会送我一个茶叶蛋。一开始我不好意思，一个大男人连个鸡蛋都吃不起太丢人了，但她笑笑，还是很坚持，我也就只能笑纳了。闲聊时，我把这事说给了同乡听，同乡调笑，说她可能看上我了。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但控制不住胡思乱想，去吃面时，也会无意识地偷瞄几眼她领口下的无限风光。

一个月后，到了交房租的时候了。那天夜里，房东来收租，但我工资还没发，就请他宽限几天，他说自己还得请示真正的房东。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了，我一看，竟然是卖面的大姐！原来，她才是真正的房东。大姐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没关系，出门在外，难保没个难处。”

在人家房里住了一个月，竟然没见过房东，这事说起来都不可思议，但了解了情况下就能解释了。大姐姓张，苏州人，当年她老公去苏州做生意，然后就跟她认识了，她背井离乡嫁到福建，哪知道过了几年，老公因为走私被抓了，到现在还没出狱。大姐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好在福建这边家族观念比较强，为了不让孤儿寡母吃亏，夫家的侄儿主动站出来，帮她处理收租、接送孩子等杂活，她有了时间，就卖起了面条。她一天出三次摊，跟我都不是一个时间线上，我不知道也不奇怪，但她是知道我的，所以才会不时地送我一个鸡蛋。

妻子来电话催我寄钱了，说儿子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好，父母把当口粮的稻谷都卖了，还是不够花费。我知道她说得有些夸张了，家里再穷，也不至于穷成这样子，但我明白，她是担心我有了钱就乱花。女人总是想控制财政大权，事实上，这一招也相当见效。问题是我这个月的工资才1000，不过，出于男人的面子，我没跟她说明实情，一咬牙，留下了房租和一百块钱，其他的都寄回去了。

即便一日三餐吃面条，这一百块钱也不够，于是，我早餐就不吃了。中午去面摊上吃时，大姐问了一句：“早上怎么没见你来？”那一刻，心中是特别温暖的，一个上午她大概有一两百个客人，却能记住我没来。我没说话，她似乎也明白了，于是，在几乎溢出来的碗中又添了一勺面，然后弯腰从茶叶蛋罐里拿出一个鸡蛋递给我。

我坐在废墟的一块石头上，吃着滚烫的面，突然鼻子酸酸的，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混成今天的模样，这种挫败感真是无法言语！很多年后，我看到网上一些境遇窘迫的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的图片，就会想到那时的我。

那个鸡蛋我没吃，留到了第二天当早餐。几天后，同乡走了，唯一一个可以帮衬我的人也没了，举目无亲，非常茫然。雪上加霜的是，我突然感冒了，咳得很厉害，不得不去买了感冒药，还有猪血，他们说用这个煮汤可以润肺。

我的单间没煤炉，就试着去跟大姐商量，她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每天煮茶叶蛋的煤炉还有火，我可以在上面煮汤。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感冒好些了，猪血汤也因为囊中羞涩而停止了。

那天晚上，我在屋里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翻出来，一共21.6元，而这时才是月中，接下来怎么办？正当我茫然时，门被敲响了，是大姐的声音，她说：“你出来一下。”这时候不到收房租时呀，我困惑地走出去。她指着自己那屋，说：“太烫了不好拿，你自己去舀着喝吧。”我疑惑地走到她的屋子，煤炉上是一个小铝锅，里面是这段时间来我最熟悉的猪血汤，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喝吧，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她微笑着说。

我什么也没说，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把汤拿出来冷却的时候，她似乎很疲倦了，蜷在沙发上，微微闭上了眼睛。我忍不住地问：“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是为了钱，你这么辛苦又是为什么呢？”她轻声说：“钱呀，钱是个好东西呀。”

她一定是很久没跟人聊天了，在困顿得几乎睡着时，仍梦呓似地说男人在牢里需要钱。“这个死男人，自己清闲了，把什么都扔给我。”但她虽然这么说，可是嘴角还是有一丝微笑的，想来，他们一定很相爱吧。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了她为什么总是穿着低领的衣服，因为摆摊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她需要满足顾客的心理，才能从他们那里挣钱。

这时，有人突然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是院子里的一个租客，他肯定是喝多了，光着膀子，两眼血红，嘴里不清不楚地说着乱七八糟的话。大姐一下子惊醒过来，呆立在那不知所措。我什么也没想，过去就搂住他的脖子将他放倒了。这一个多月来，我虽然瘦了十几斤，但在治安队时练的那些擒拿技巧还在，把对方放在地上后，用左手和右膝盖分别压住他的两条胳膊，右手一掐脖子，对方立即就老实了。

这事大姐也没深究，一个远离老婆的男人，酒醉后撒野，酒醒后立即恢复怂样，这实在不是少见的事。大姐只是让他立即搬走，甚至还给他提供了与自己房租差不多的另一家租房信息，她只想安安静静地挣钱，不想得罪任何人。不过我倒是借此得了不少好处，那人走后，大姐让我住进了他有水池有煤炉的房间，价格还没变。同时，每次去她的摊上吃面，她都会给我添得满满的，还额外赠送一个鸡蛋。

几个同事都说我是走了桃花运，我总是笑笑而不置可否，心里却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有了大姐的帮忙，我好歹把第二月熬了下来。工资发下来后，大姐主动让我缓一个月再说。她笑着说，她也实在垫不起鸡蛋了。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我会觉得是在嘲笑我，但从她口中说出来，却让我感觉很亲切。

三个月后，学徒期满，我的工资涨了一小半，把房租补上，还买了些水果给大姐。她笑盈盈地收下，转身却拿了十几斤面条给了我。她告诉我，以后自己做饭吃，可以更节省一些。

一年多后，我从新手变成老手了，工资也达到了同乡当时的水平，但实在是想家想儿子，正好这时老家一个朋友办了个家具厂，需要油漆工，给我开的工资跟现在差不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辞了职。临走前，我想跟大姐打声招呼，但没见到她。她侄儿说，她刚把今年挣的钱都拿去给老公打点了。

现在，我已经在老家跟朋友合资办了一个家具厂。酒足饭饱时，我总会想起当年在福建的事，想起那个穿低领衫的房东大姐，现在，她应该也像我一样，渡过难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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