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后写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重要指导原则。

三大外交方针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侵略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遭到破坏。因此，必须彻底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国际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相互对抗交织在一起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等手段，企图把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中苏两党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相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都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些指导和援助，这就为新中国同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基于上述背景，三大外交方针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又各有侧重。

“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当时外国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在1949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就是“另起炉灶”的基本内涵。这一方针回答了新中国怎样打破屈辱外交的束缚，建立起真正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这一方针与“另起炉灶”紧密相连，是毛泽东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同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到：“新中国希望同外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并不急于求得外国的承认，在这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关于需要做哪些事情，毛泽东解释道：“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这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虽然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将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其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此要逐步加以解决。这一方针回答了怎样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防止它们威胁新中国主权和独立的问题。

1949年，毛泽东与来访的米高扬交谈

基于上述两条外交方针，新中国在国际上必然要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也就是实施“一边倒”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随后，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强调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就是“一边倒”的基本内涵。这一方针回答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怎样联合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为新中国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问题。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三大外交方针的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使新中国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旧中国百年外交的屈辱史，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坚持了独立自主，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在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使得新中国一经成立，便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至1951年5月，有19个国家先后同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打破了敌对势力所采取的孤立政策，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政治舞台，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三大外交方针互相依托，互为支撑，共同描绘了新中国外交的蓝图，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石。

作者简介： 凌伟强，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桂华，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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