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书法是文人书法，这是他的书法美学的核心特质和基础|书法|于右任|楷书|草书|行书|行草书

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光绪年间，16岁他就以第一名考到秀才。于右任先生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当然，他一生致力于碑学书法研习，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广“标准草书”，成就卓著，因此，更是现代书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书法大家。客观地说，于右任书法是一种文人书法。

于右任对书法的贡献，不光是是对草书研究的突出贡献，而是他通过对自己的书法心得进行的试验和研究进行总结，并且推广于教育和传播中，于右任学习书法的方法基本就是现代人学习书法的途径，就是不断从传统中学习吸取营养，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

于右任是在1927年后开始研究草书，于1932年成立草书社。他将传统的草法，条分缕析、去粗取精，把草书结体定形归类，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这个标准或许有点单调，但是却总结了草书的广大被认可的符号类别和辨识法。

“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

2018年5月10日，由中国美术馆、银帝艺术馆联合策划、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精彩亮相中国美术馆。此次书法展旨在通过全面展示于右任先生多年以来的书法创作成果，展现其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传承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弘扬先生的爱国精神。

据悉，此次展出的101幅于右任真迹，以镜片、楹联、立轴、碑志拓片等多种形式展现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风貌。此次展出的作品也选取了中国美术馆的于右任书法作品400余幅，先后编辑出版了三套《于右任先生墨宝》。

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1、8、9号厅展出，并持续至20日，期间将举行于右任书法展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一件优秀的书画作品，离不开细节。人们透过展览现场传来的一组组右老书迹局部，可以直观感受这位书法老人有温度的触感，领略其大师风范。

展览主题书法作品

此幅楷书碑意十足，功力厚重。

此幅天真烂漫，气势磅礴。

可以称为行楷的对联佳作，且极具代表性。

行云流水般的书法，又有书简信札的行文意趣

至清末民初，碑帖合流融合发展，成为日渐明显的一个转折点，于右任就是居于这个转折点的代表书家之一。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号骚心、大风、剥果、髯翁等，晚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后移居台湾。于右任先生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当然，他一生致力于碑学书法研习，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广“标准草书”，成就卓著，因此，更是现代书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书法大家。

于右任（1879—1964）

清代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大兴，碑学崛起，蔚成风气。而至道咸时期，致力于碑学的书家们已不仅局限于先秦篆隶书体的考证研磨，而更以魏晋六朝墓志造像为取法对象，并熔铸篆隶笔法迟涩浑朴拙厚凝重的特点，引入楷、行、草书体的研习与创造。或刻意刀凿之痕，方劲峻利，棱角兀然；或追求金石漫漶之象，逆行顿挫，苍茫浑朴。自邓石如、何绍基至赵之谦、沈曾植等，逐渐形成了与标榜“书卷气”的帖学书风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技法体系——追求金石气息的碑学技法。事物发展的规律往往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从技法意义上看，碑帖之疆界既然是人为所致，这其中包括康有为等人为实行变法目的对文化进行强化和肢解的现实需求，当然也就必然可以被人为来打破。至民国，三原于右任出，碑帖之融合由此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氏之后，固然仍有以碑帖之界画地为牢者，但非碑非帖或亦碑亦帖的书法探求日益成为主流。于右任书法的根本意义，也正在于此。

于右任草书七言联

释文：袖中异石未经眼，海上奇云欲荡胸。

▲ 于右任古石长松五言联句

于右任早年取法赵孟，温文清雅，自言“肥而舒”。及长，亦或时风导引，亦或阅历识见使然，遂移情于碑版，朝夕摩挲，如痴如醉。尝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又有诗赞《广武将军碑》：“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增以广武真三绝。”不仅朝夕手摩心追，且事业奔波之余，广为搜罗志石，先后购置三百余方珍贵碑石墓志，传为佳话。今天我们在西安碑林一、二碑廊所见的大部分珍品，即是于右任先生当年所搜求捐献。于右任先生的部分楷书作品如《邹容墓志》、《茹欲可墓志》等，即明显带有《张猛龙》及元氏墓志的风格特点，足见其于此用功之勤。

于右任先生虽然长期浸淫北碑，但与前代碑派书家不同的是，他却形成了非碑非帖又亦碑亦帖的独特审美特点，这就是：用笔的腴润简直，结体的扁宕松阔，点画的劲健坦荡，整体气韵的磊落真率自然大方。包安吴所标榜的“逆势”、“顿挫”之法，后世历代习碑者均奉为碑派圭臬和度人金针，竟被于右任如此轻松地颠覆涤荡。因此说，于右任是有清以来碑帖融合最为成功的典范，一代书风的开拓者。他的成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成因，这三个方面也昭示了其书法审美价值的历史意义。

现代书者倘能按照于先生的方法学习书法，做到碑帖相济、厚积薄发，又发挥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灵活运用，必然会有所成。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

释文：得山水清气，极天地大观。

▲ 于右任袖中海上七言联句

其一，独特的习书方法和书学观念。他曾反复申述他的这种独特方法和主张——“学书法不可不取法古人，亦不可拘泥于古人”，“写字无死笔，……一有死笔，就不可医治了”；“临是临别人的，写是写自己的；临是收集材料，写是吸收消化。”这些看似寻常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学书者仍不失指导意义，甚至是一种棒喝。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是楷体，也不易见到一般习碑者往往难以避免的生硬呆板的“棱角”，下笔简直，行笔率意，结体磊落坦荡，人们斤斤计较的藏露之法他似乎全然不顾，他所要的是碑的风韵而不是碑的刻痕，何故？刻痕皆“死笔”也。

这一点，应该被广大学习碑帖的人学习和铭记，特别是在学习《张猛龙碑》等棱角分明的魏碑时，一定要思考一下，刻的字和毛笔字之间是有差别的。

于右任行书七言联

释文：看剑气寒书案月，停琴韵湿墨池烟。

在他看来，活气最重要，“无死笔实为书法中之无上要义。”所以他的书法简直率真从容磊落，如此举重若轻的取法，与以描摹碑石之刻痕为能事的迂腐之辈，不啻天壤之别。当我们细细端详他笔下的点画形迹，那种爽直痛快，那种满不在乎，实在不像是一笔一划地写，倒更像是抓起毛笔饱蘸浓墨直接往宣纸上“摔”。那种由此而生成的大气、生气直击观者的精神与灵魂。“取法古人”人人皆懂而无疑义，“不拘泥古人”人人都自以为是，却未必能有几人懂得其真正的意义，何以如此？其一，“取法古人”有标准而“不拘泥古人”没有标准；其二，“取法古人”只需要灵气和勤奋，而“不拘泥古人”则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识见和勇气。因此，如果我们只从于右任的字里看出简直和痛快，则是看问题简单化、表面化了。

像沈鹏一辈子被书名所累，混到了晚年，才领悟到于右任的书法高明之处，沈鹏八十岁所追求的并没没做到的，于右任四十七岁的时候就做到了——天真烂漫，而又古意盎然。

▲ 于右任四十七年生日诗行草轴

▲ 于右任为学须先生立乎其大者草书轴

其二，中年以来，他以其深厚的功力而“胆大妄为”，致力“碑楷行书化”和“行草书北碑化”的探求。于右任曾反复说过这样的观点：“一切须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在他笔下，碑体楷书的行书化和行草书的北碑化，就是他这种“自然观”的直接反映和成功结果。“迁就美观”无疑就是忠实于碑体楷书的方整端严和帖学行书的流美飘逸。怎样不迁就？又怎样不违自然？无非就是保持碑版刻石书迹笔法书写的“自然”和保持行书结构与书写书势的碑体用笔个性的“自然”。这是至今令我们深思的两个“化”，完成这“两化”，则不仅需要他“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力，还需要他卓越不凡高屋建瓴的艺术识见，更需要他诗人的骚心文韵浪漫情怀和特殊经历所养就的胸中丘壑磅礴豪气。

所以说，于右任是文人书法，这是他的书法美学的核心和基础。

于右任草书《宿顾城》

释文：绿草展青裀，樾影连春树。茅屋八九家，农器六七具。主人有好怀，搴衣留我住。春酒新泼醅，香美连糟滤。一醉卧花阴，明朝送君去。

▲ 于右任题梁鼎铭画拐子马图行草诗稿

其三，标准草书的倡导与实践。于右任倾其大半生的心血致力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与推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帐”，这是他中年直到老年最大的使命和心愿。1927年始广泛搜集和研究历代草书的帖本、笔法与理论，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出版《草书月刊》，提出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标准来改革草书。他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欤”。

于右任把对标准草书研究推广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足见其“书以载道”的宏伟愿望和书法艺术社会担当的责任和使命，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努力实现“易识、易写、标准、美丽”这样的标准和归宿。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和担当，也许与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视觉艺术审美追求实在不能简单地对接，但也十分有趣，不管他的这一意愿与草书艺术审美之间如何乖谬，但正是这一基本主张和理念，使他从传承两千年的草书圭臬中逃离出来，从完备进而封闭的帖学统系草书笔法的束缚中冲决出来，从有清以来碑帖藩篱对峙中实现了自然而然的融合与超越，从而打破了“碑不能草”的神话。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

也因此实现了草书艺术的“美丽”——坦荡磊落腴润酣畅。而这“美丽”并非以历史上某家某派“正统”的草书范式为旨归，而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的世俗要求为标准和前提。所以，不管于右任“标准草书”这一主张在艺术理念上有何缺失，但“于体草书”在书法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开拓意义是不朽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艺术探索在跋涉途中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尤其是行草书的“随机性”特点更使其创作过程中的“成功率”遭遇到心态、情绪、材料、工具及当时环境等诸多因素瞬息万变的挑战，不可能件件都是精品。特别是于氏书名日隆，官高位尊，应酬之作过多过滥，甚至学生代笔的情形也在所难免，这些都是我们在充分肯定其书法艺术的创造性高度与书法史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的。

选自《于右任书法选》序，河南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