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年，雄才大略的汉和帝刘肇英年早逝，东汉帝国两年内换了两个小皇帝，国家大权落入邓太后之手。

邓太后是一个美丽、聪明、勤政、富有权谋却颇有人情味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几近完美；作为大帝国的统治者，她虽然算不上雄才大略，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使帝国之舟缓慢地前行，不至于触礁沉没。即便如此，大汉帝国已是遍体鳞伤了。

在她执掌权柄的十五年里，史无前例的大羌乱就占十二年！好不容易平定羌乱，西域问题又接踵而至

班超去世后两年（公元104），自金微山之战，已经在汉人的视野中消失十年的北匈奴终于露面，北单于派一名使臣抵达洛阳，请求与东汉帝国和亲，重修呼韩邪单于的故约。朝廷根本不把这头瘦死的骆驼放在眼里，一口拒绝。第二年，北单于再次遣使到敦煌，打算献上贡物，以示友好，大汉帝国不稀罕那些玩意儿，仍拒之门外。

就在北匈奴部众蜗居穷乡僻壤之际，机遇不期而至。公元107年，东汉朝廷无力控制西域的叛乱，宣布撤军。北单于大喜，这不是把西域这块大肥肉送给匈奴吗？可是就凭北匈奴那几个散兵游勇，能成为西域的霸主吗？显然不可能。命运女神再度眷顾这个坚忍的民族，南匈奴二十万人叛逃中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西迁移，与北单于残部会合。就这样，北匈奴将经过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慢慢恢复了强壮的肌体。

北匈奴开始向西域渗透，到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终于以武力控制西域，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被东汉视为累赘的西域，却被北匈奴视为富饶的后花园。如今有一群喽啰兵可供北匈奴驱使，北单于不断地骚扰帝国边关。

敦煌太守曹宗心里有点烦，敦煌作为东汉帝国最靠近西域的一个郡，面临匈奴人严重的威胁。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建议再次派遣军队进入西域。朝廷确实头痛，当初放弃西域，只当是甩掉一个包袱，岂料却埋下一颗地雷。现在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于是朝廷批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

汉军重入西域，果然起到震慑的作用，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然而，风云突变，这支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北匈奴伙发兵猛攻伊吾，击破汉屯垦部队，长史索班阵亡。北匈奴挥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与汉友好的鄯善岌岌可危，鄯善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援。曹宗义愤填膺，上疏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重新夺回西域。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关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

把持大权的邓太后没了主意。边关将领力主出击，朝中公卿力主固守，要听谁的呢？这时，邓太后脑海中忽地浮现出一个人，此人对西域最为熟悉，何不询问他呢？邓太后想起的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班勇。

班勇是班超的幼子，他的性格与父亲很像，果断勇敢，机智过人，能言善辩。他出生于西域，对那里的风俗人情再熟悉不过。邓太后召班勇上殿，把曹宗与公卿的意见摆出来，想听听他的见解。

对于朝廷放弃西域的做法，班勇早就认为是短视行为，没有深谋远虑。他没有直接回答邓太后的问题，而是先分析西域对帝国安全的重要性。

西域的重要性，在于“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把西域看作自家的仓库，“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制西域之前，匈奴每年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自从窦宪在金微山大败北匈奴后，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钱款。如今匈奴又回来了，逼迫诸国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税费统统补缴，还加收利息。西域诸国被压迫得喘不过气，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管理不当。

紧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东汉帝国刚刚十二年羌乱，平羌战争耗费惊人，战争支出高达二百四十亿钱，国库早已空虚。班勇认为，没有强大财力的支持，要在千里之外发动一场战争，成功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一旦吃败仗，就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严重损害国家声誉。

不能出兵，那么是否放弃西域呢？不，西域绝不能轻弃。那要怎么做呢？

班勇提出别出心裁的见解：恢复西域副校尉，另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于阗等南道诸国壮胆，向北可抵抗匈奴，向东有敦煌为大后方。如此布局，进可攻，退可守。

朝中公卿大夫对西域之事知之甚少，在军事上也只知纸上谈兵。

尚书问道：“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

班勇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鄯善国王尤还的祖母是汉人，如果匈奴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是蛮夷，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我们驻屯鄯善，足以招抚其心。”班勇乃是效法父亲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西域诸国的力量，打击北匈奴。

然而，班勇的主张却遭到“放弃西域”派人士的强烈反对。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联合攻击班勇，诘难道：“朝廷之所以放弃西域，是因为西域不仅不能给朝廷提供赋税，每年还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车师国已经归附匈奴，鄯善也靠不住，一旦叛变，你能确保匈奴不威胁帝国边塞吗？”

镡显等人这一诘难极其厉害，要逼班勇就范。如果班勇回答“不能保证”，那么朝廷就没有出兵西域的必要；如果回答“能保证”，就把可能出现的风险全部由班勇一人承担。

镡显等人扬扬得意，以为如此一击，班勇必定哑口无言。不料班勇不慌不忙地答道：“中国设立州牧，是为了杜绝乡人违法犯罪。如果州牧能够保证所辖郡县永远没有盗贼违法乱纪，我也敢以受腰斩的处分来保证北匈奴不会威胁边塞。”这是何等绝妙的回答。朝中的公卿大夫，能保证自己管辖的地域内，不出现一个盗贼吗？复通西域并不能保证北匈奴人继续骚扰中国，但是放弃西域，更不能保证。

然而，反对派们却仍不死心，继续发难。

太尉属毛轸挑衅道：“如果置立校尉，西域诸国肯定会络绎不绝地遣使朝拜，求索无度。要是给他们援助，现在国库空虚，无法拨款；要是不给他们援助，他们又要失望怨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匈奴威胁，还要向中国求援，那就更不划算了。”

面对毛轸的诘难，班勇成竹在胸地回答：“假如把西域送给匈奴，能让匈奴感激大汉恩德、不再侵略边疆也就罢了。否则，匈奴得到西域诸国庞大的税赋，控制诸国兵马，如虎添翼，寇略边关，这岂不是既送给仇敌银子，又暴增其势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实在不值得。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诸国归附大汉的信念，威慑匈奴觊觎中原之心，并不需要花费太多银两。西域就算遣使来朝，顶多不过供应些饭菜罢了。如果朝廷放弃西域，诸国必定归附匈奴，到时与匈奴共同发兵入侵并州与凉州，到时所要花费的军费开支，何止千亿之多。”

班勇舌战群臣，博得邓太后的暗暗喝彩。经朝廷公卿讨论，由邓太后拍板，决定设置西域副校尉，下辖三百人，驻屯敦煌。这个决定，显然把班勇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漏掉了。班勇的计划，除西域副校尉之外，还应该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人进驻鄯善以东，以控制南北二道。

这么重要的环节，怎么给遗漏了呢？

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邓太后对“放弃西域”派的妥协。妥协的结果是，西域副校尉形同虚设。连国门都没出的西域副校尉，究竟可以威慑住谁呢？这种毫无意义的威慑力，不能制止北匈奴联合车师入寇边关，结果河西走廊多次遭到入侵，百姓深受其害。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北匈奴又一次发兵攻打河西走廊。

放弃西域、关闭玉门关的论调重新抬头。持这一观点的公卿大夫认为只要隔绝西域，便可以永绝外患。这种观点是睁眼说瞎话，自欺欺人。这时，从京师外调到敦煌担任太守的张珰上疏朝廷，说道：“臣以前在京师时，也一度认为应当放弃西域。如今据守边关，才知道放弃西域则河西四郡不能独存。”在奏疏中，他提出应对三策：上策是以羌胡骑兵及鄯善军队为主力，进攻匈奴呼衍王及车师后国；中策是置军司马屯柳中城；下策是放弃鄯善，将其百姓迁入塞内。

朝廷将张珰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倾向于班勇的战略设想，必须重返西域，以遏制匈奴的扩张。

邓太后决定依班勇、张珰的建议，置西域长史一名，率五百人驻屯柳中城。谁是长史最佳人选呢？当然是班勇！

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倘若班勇不能完成使命，朝廷持“放弃西域”论的公卿大夫就会跳出来指责他的轻率，说不定还要遭牢狱之灾。这项使命，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不要忘了，几年前长史索班曾率一千屯垦军团入驻伊吾，仅仅一战就全军覆没。一千人都不顶用，凭什么五百人可以呢？

班勇的观点是：索班的方法错了。若要与匈奴硬碰硬，别说一千人，就是一万人也未必有打赢的把握。怎样做才正确呢？要以夷制夷，以西域诸国之力来抗击匈奴。五百人是用来搞外交的，不是冲锋陷阵的。尽管人数上是少了点，比起当年父亲班超的三十六人，又不算少。

可以说，班勇是西域长史的不二人选，他有别人所不具有的优势：首先，他是班超的儿子。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年，尽管去世多年，威名仍在。父亲的招牌，就是班勇最好的武器。其次，班勇的母亲是疏勒人，他有一半胡人血统，以半个疏勒人的身份重返西域，一定会得到疏勒王的支持。最后，班勇有非凡的才能，从舌战群臣就可看出他的格局、眼界、判断力，他能在纷繁芜杂中一眼洞察到问题的核心，有敏捷的反应力与出众的口才，他自信、沉着，勇于负责。

面对复杂的西域局势，他要从哪里下手呢？

首先要从鄯善下手。鄯善就是楼兰，是东汉帝国通往西域的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鄯善一直与东汉帝国关系很好，鄯善王尤还的母亲是汉人，他身上有一半汉人血统。当班勇抵达鄯善时，得到国王热烈的欢迎。

要对付北匈奴，光一个鄯善是不够的。龟兹是西域大国，若能得到龟兹王相助，班勇将如虎添翼。于是他派使者到龟兹王城，劝国王白英归降。自北匈奴卷土重来，征税压榨，各国苦不堪言，龟兹负担最大。龟兹王白英何尝不想投靠东汉，只是担心匈奴报复，犹豫不决。班勇晓以大义，施于恩信，劝心劝导，龟兹王终于下定决心，率喽啰国姑墨、温宿向东汉投诚。班勇未动一刀一枪，不战而降龟兹，迈出打通西域最关键的一步。

龟兹的投降震动西域，疏勒、于阗等国也宣布投诚。班勇复入西域，在极短的时间里，便控制龟兹、疏勒、于阗三大国。这固然归功于班勇的外交才华，同时，恐怕也要给班超记上一功。如果不是班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诸国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归顺。

北匈奴的势力也未可小觑，其魔爪控制着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蒲类、东且弥、移支等，其中以车师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班勇首个目标是天山南侧的车师前国，他组建一支由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的联军一万多人，开赴前线。车师驻扎有北匈奴伊蠡王的部队，得知班勇前来，便在伊和谷一带阻击。在班勇的指挥下，西域联军大破伊蠡王兵团，车师前国五千名士兵放下武器投降。

摆平车师前国后，班勇积极谋划攻取车师后国。由于车师后国有天山为屏障，易守难攻，故而班勇向朝廷提出征调六千名骑兵入援。延光四年（公元125），从敦煌、张掖、酒泉调来的六千名骑兵到位，班勇联合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军队，越过天山，杀入车师后国。车师后王与北匈奴持节使率军迎战，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死伤及被俘的人数超过八千人。好汉不吃眼前亏，车师后王缴械投降，北匈奴持节使沦为阶下囚。班勇把被俘的北匈奴持节使押到伊吾，在前西域长史索班阵亡处，处死持节使以祭奠阵亡官兵。

次年（公元126），班勇废车师后王，改立加特奴为国王。同时，他派人前往东且弥国，杀死不肯归附汉室的国王，另立亲汉派的国王。其他归附北匈奴的几个国家，如卑陆、蒲类、移支等国，大惊失色，全部向班勇投降。西域五十余国中，只剩下焉耆国不肯归降。

班勇决心彻底扫除北匈奴的势力。

车师前、后国先后归附东汉，北匈奴没有立足之地，只得向北退却。班勇集结一支由诸国部队组成的数万大军，进攻北匈奴发动进攻。北匈奴的精锐是呼衍王麾下的两万多名骑兵，自金微山之役后，匈奴卧薪尝胆，东山再起，正是凭借这支精锐之师以号令西域。但是匈奴的西域之梦，被班勇击打得粉碎。在这场决定西域命运的大决战中，班勇再现英雄本色，他以西域联军为主力，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只身逃跑，帐下两万名将士，集体向班勇投降。据推测，北匈奴所有兵力，大概只有四万到五万人，两万人相当于全部兵力的一半。这么点家底，一战全输光了。

被俘者中有一人是北单于的从兄，颇有权势与地位。班勇要借他的人头干一件事情。他把这名高级俘虏交给车师后王加特奴，让他亲手将其处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加特奴亲手杀了北单于的堂哥，势必再不敢向北匈奴投降，借刀杀人是为了制造车师后国与匈奴的矛盾，断了车师后王叛变的念头。

果然，北匈奴单于闻讯大怒，亲自率一万名骑兵对车师后国发动猛攻。车师后国焉是匈奴人的对手，战况吃紧，抵挡不住。若在以前，车师后王早就投降了，如今他宰了北单于的哥哥，只能硬撑，并向班勇紧急求援。

班勇派假司马曹俊率部驰援，在金且谷一带与北单于交战，北匈奴再遭败绩。曹俊率军追击，斩杀北匈奴贵族骨都侯。这次反扑的失利，预示着北匈奴雄风不再，他们在车师混不下去，撤退到枯梧河一带。

北匈奴已是明日之黄花，光荣与梦想渐行渐远。班勇扮演终结者的角色，没有他，东汉势力不可能重返西域；没有他，匈奴会以西域为跳板，再度成为汉帝国的劲敌。他仅仅带五百名军士出关，便只手擎天，力挽狂澜，逆转西域局势，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斗智斗勇，游刃有余，对得起父亲班超，不愧是虎父无犬子。

北匈奴卷铺盖走人了，但西域还未完全平定。焉耆仍负隅顽抗，这个国家很特别，它最不愿意归附汉帝国，在历史上多次充当反汉急先锋。王莽当权时，西域出现大规模的反叛，焉耆就是急先锋。王莽企图征服焉耆，却被打得大败，那一战，成为西域脱离中国统治的关键一役。汉明帝时，东汉势力开始介入西域，置西域都护府，焉耆一马当先，攻杀西域都护陈睦。班超平西域，焉耆是最后一个归降的国家。可以说，焉耆早就上了东汉帝国的黑名单，焉耆王元孟十分顾虑，担心东汉秋后算账，所以迟迟不肯投降。

公元127年，班勇上疏朝廷，请求发动对焉耆的战争。朝廷批准班勇的军事计划，派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敦煌、张掖、酒泉、武威四郡的部队三千余人，入西域协助作战。班勇率西域诸国联军共计四万多人，与张朗约定发动进攻的日期，准备南北夹击，一战平焉耆。

然而，事情出现意外，张朗提前发动进攻。

在张朗发兵之前，不知因何故犯了法，他怕受到朝廷追究，急于在战场上有所表现，以期戴罪立功。在没有通知班勇的情况下，张朗提前进攻焉耆。这次冒险计划侥幸获得成功，焉耆王元孟把防御重点放在对付班勇的四万联军，对张朗反倒忽视了。张朗杀入焉耆后，在爵离关勇破敌军，杀两千余人。焉耆王元孟向张朗请降，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张朗得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张朗答应焉耆国王的投降条件，班勇尚未到达，战争便已经结束。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班勇竟然被指控没有如期发动进攻，被调回首都洛阳，关进监狱，解除西域长史之职。分明是张朗将进攻焉耆的时间提前，并非班勇之过，怎么朝廷会将此不白之冤强扣在班勇头上呢？这件事，很可能是张朗的栽赃陷害，因为他急于要抢头功以赎罪，倘若朝廷知道他违反约定时间擅自行动，说不定要治他的罪。事实是否如此，现在无法考证。

从公元123年屯兵柳中，到公元127年焉耆投降，班勇仅用了四年时间，便把一度放弃的西域重新纳入东汉帝国的势力范围。在父亲班超伟大事业的感召下，班勇续写传奇。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挫败北匈奴东山再起的企图，彻底丧失反扑的机会。

班勇文武双全，他还留下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就是载入《后汉书》的《西域传》（有一小部分为范晔补充），这是东汉时代最翔实记录西域各国的历史及风俗人情的史料，亦是研究中外交通史之重要资料，足以见班勇史学之造诣。

可惜的是，班勇蒙冤被解职，遂使其西域的事业戛然而止，东汉中晚期对西域的经略，始终未能达到班超时的全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