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年味却越来越淡,春节正在变成一场可以探亲、可以旅行的长假。

过完春节,各地也迎来了返程高峰,而就连“春运”,也难以再现当年拥挤、热闹的大场面了。

“1954年,春运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高峰日90万人次。由于车次较少,部分线路运能出现紧张。”这是铁路部门关于春运的最早记载。

上世纪50年代的客流,主要是到东北、西北支边的钢铁、石油、纺织企业职工及知青的探亲流。

郑州站拥挤的人潮,图片来源网络

1978年高考全面恢复后,寒假往返的学生流又加入了“春运大军”。

塑料桶是农民工乘车的重要工具,图片来源网络

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与人口流动的加快,进城务工者(农民工)人数剧增,成为了“春运”的主力,最多时占到客流的70%至80%。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这相当于全国人民进行两次大迁移。

放眼全球,中国的“春运”也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这种“春运大军”的形成,背后也有深层次因素。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社会原因;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过年团圆情结,是春节回家的文化基因;

而劳动者长假较少、交通运力不足等客观条件,又加剧了春运的“拥挤”场面。

虽然春运有铁路、公路、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但我觉得,只有在“硬座”里挤过火车的人,才能真正地体验到,啥叫“春运”!

十几年前,我在东北上学时,每年都要体验一把这浩浩荡荡的春运大潮。

快放寒假和返校前,买票便成了头等大事。

火车票代售点昔日盛况,图片来源网络

那时还没有12306网上订票,只能靠肉身去火车站或代售点排队买票,每张票还要加收5块钱的代购费。

郑子蒙 / 翻拍

本科在滨城大连,那时郑州到大连只有一趟直达的火车,汉口到大连的K370次列车。好在这车专门为郑州站预留了两个车厢,只卖给郑州购票的乘客。

有时一大早去排队买票,好不容易排到跟前,却被告知没票了,只能明日再来碰运气买第二天的,或选择买中转联程票。

郑子蒙 / 翻拍

学生可以买半价的硬座票,如买卧铺的话,优惠额度也相当于半价硬座价格。学生证的尾页,贴有购票磁条,每年可以享受4次往返区间的学生票。

同行的老乡们,会把学生证集中在一起,交给一两位同学代买,这样大家上车也能坐在一起,相互照应。

郑子蒙 / 摄

最多的一次,我们一行有近10位同乡校友。尽管车上非常拥挤,但大家一路有说有笑,有酒有肉,弹着吉他唱着歌,怼着大笛把牌摸,也不亦乐乎。

车上能挤到何种程度呢?

郑子蒙 / 摄

脚不着地,也不会摔倒,因为你已经被前后左右的人挤飘起来;

郑子蒙 / 摄

上趟厕所,少则半个小时,因为你需要缓慢地挪动到厕所门口,还要等厕所里站着的十几个人挪出来;

郑子蒙 / 摄

上下车的乘客,通过时都得把沉重的大箱子举过头顶,因为过道中根本没有空隙。

但即便是挤成这样,神奇的小推车也能畅通无阻,“啤酒,饮料,矿泉水……师傅,脚收一下……”

最绝望的一次,我们在春运的硬座车厢里挤了39个小时(正常运行是23个小时)。2007年3月4日乘车返校时,东北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灾,列车向北过了天津,就开始走走停停。

走的时候,哪怕车再慢,只要前行就有希望;停的时候,一切是未知,不知身处何地、还要停多久,焦躁不安的气息混着桶装泡面的刺激味儿,充斥着整个车厢。

过了葫芦岛,目之所及,全是白茫茫一片。熬了近40个小时,不等车到终点大连站,我们便在金州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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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落地,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许多人都发誓,以后再也不挤硬座了。其实每次挤下车,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但这次对“多么痛的领悟”,更加深刻。

苦中作乐,也有值得回味的趣事。

有次没买到直达郑州的车票,不得不去沈阳转车。在沈阳站下了车,我带同乡们去当地有名的“老四季”,吃完抻面打包几个鸡架,再赶往沈阳北站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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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啃着鸡架、喝着雪花的感觉,血受(大连话,得劲)。

还有次,在车上偶遇两位大外的日本学生妹,一路用英语和汉字交流,他俩用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奥田直子和吉武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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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去哈尔滨读研,就没再坐过硬座了。一来没有同行者,形单影只、枯燥无味;二则对更漫长的挤火车旅程,充满排斥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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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过年回家也免不了和“春运”打交道。那时京石高铁与石武高铁都没开通,还是只能做普铁。

运气好的话,可以买到Z开头的直达特快,第一站就是郑州,五个半小时的车程,票价94块;次之是T开头的特快,七八个小时也能到家;K179则需要晃荡一夜,但卧铺票非常难买;

郑子蒙 / 翻拍

而最差劲的1487次,被喻为“民工专列”,北京到郑州绕行京九线,经商丘、开封再拐回郑州,不但多坐了四五个小时,票价102元也贵了一些,因为票价是按里程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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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最紧张时,铁路部门甚至会把卧铺也改成硬座票出售,每个下铺坐满4个人,再加上过道另一侧的座椅,就这样提高运力。

我还体验过台湾的“春运”。

2015年到台湾过春节,大年初一从台北开往花莲的国铁上,稀稀拉拉坐了些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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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铁上的小推车与大陆的叫卖声不同,中年乘务员用嗲嗲的声调说道,“小火车来了,有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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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六从高雄返回台北时,也赶上了他们的春运高峰。高铁的过道里,也站满了从国境之南到台北的打工人,好在并不拥挤,2个小时就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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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铁也较早实现了“公交化运营”,推出了不限定座位,只规定车厢的自由席。

时过境迁。如今,恐怕再难看到当年的春运场面了。

多条高铁的开通与普及,铁路运能大大提升,人们过年回家有了更多选择。而长距离的打折机票,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

私家车的增多,让中短途客流也都可以自驾、自主地选择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春节的年味儿在变,“春运”的形式也在变,不变的是人们对家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郑子蒙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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