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小哥是我国增长最快的就业群体，已从2018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000万人，妥妥儿地把商业网点变成了在线配送。这种足不出户，召之即来的便利需求是不可逆的，这不，今年过年，仅邮政揽收投快递就比去年足足增长了16%。但需求增长了，供给能跟上吗？
2018年，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吸纳流动人口就业比重首次跌破50%，此后一直下降，反映了制造业特别是流水线自身面对人工成本上升进行的机器换人、技术换人调整。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第三产业吸纳就业比重持续上升，批发零售业则将一部分份额让给了电商，吸纳就业比重有所下降。总体上，服务业在逐步取代流水线和建筑业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地位。
二是区域分化。
在制造业方面，人口跟着产业走。随着三大城市群制造业外迁和国家开启双循环，中西部城市的人口流入量大幅增长，郑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人口年净流入人口已过10万。在总量缩水的情况下，结果就是跨省流动下降，人口流入目的地变化，特别是原来人口净流入一些东部代表性城市已出现人口净流出。
三是人口老化。
2015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全国城乡居住人口也从2001年的四六开变成2020年的六四开——超过60%的人住城里了。乡村人口也有近一半不再从事农业了，而是从事非农产业，这还不算回乡创业、就近创业人口。乡村振兴不是靠386199能解决的，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达到高收入国家3%农业就业人口的程度，至少在我国就不现实，城乡人口流动势头儿变弱是趋势。以最能“抢人”的深圳为例，净增人口逐年减少（2017年62万、2018年49万、2019年41万）。你可以说成本高了，人家不愿来了，但成本上涨也意味着工资上涨啊！
五是成本上涨。
不同于闹哄哄的国考，快递小哥进入门槛低，就业弹性大，是吸纳流动人口的便利渠道，但这一现象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从收入水平看，如果用GDP代替收入指标的话，我国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下限（12695美元，雷米·哈拉斯和因德米特·吉尔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时，按可比价为6000美元）。高收入意味着各方面的高成本，特别是教育方面：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在高收入国家中垫底（高收入国家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5年）。现在进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预计接受教育年限为13.1年。那么问题来了，受了这么多年教育你还愿意去送快递吗？为了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你还愿意多生孩子吗？
但愿还有快递小哥继续送餐上门，不用大伙儿自带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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