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发现，达斡尔族的主体是源于契丹还是室韦现在还难以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达斡尔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底层都和曾建立我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政权的土著民族秽貊—夫余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联系是原生的还是南迁嫩江以后吸收的，我们目前还难以定论。我们可以仅举达斡尔族家喻户晓的萨吉哈勒迪汗兵败过江时鱼鳖搭桥的故事为例来考查达斡尔族同古代夫余族系的联系。

在东北的满（主要是“新满洲”）、蒙古、朝鲜、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中，都有鱼鳖搭桥或冰封江面母题的传说，详见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出的专著《三家子满语语音研究》。这些传说越靠近夫余故地，故事的情节越接近夫余东明王的传说。

《黑龙江志》载，每年秋天大马哈鱼“自海逆水而上，入江驱之不去，充积甚厚，当地人竟有履鱼背而渡者”。即使在今天，在黑龙江里，当大马哈鱼的鱼汛来临时，还是满江都是鱼，渔民们有“踩着鱼背能过江”的说法。按一般情况推论，在上古时代，东北平原的大江里，鱼鳖的个头和数量一定远远超过当今，故上述传说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古史上关于夫余王东明的记载可以说是这类传说的滥觞。夫余的王室出于北夷橐离（上古音构拟为thaklǐai），相传北夷橐离国的侍婢有身孕，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气嘘之，不死。复置马栏中，欲使马杀之，马复以口气嘘子，不死。王疑以为天子。

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氵虒（sī）（上古音构拟ǐamsǐe，中古音构拟ǐεm sǐe）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大夫余国焉”。高句丽的祖先出自夫余，这个民族对祖先事迹的追溯同样提到了鱼鳖搭桥的传说，只是由于方言的差异，先祖“东明”变体为“邹牟”、“朱蒙”。

夫余主要来源于秽人与貊人，其中秽人是“东夷别种”。国外学者据史书记载北夫余之裔豆莫娄语言与契丹同，以及布里亚特蒙古的族称和“夫余”二字的上古音bǐwaʎǐa（其中ʎ代表颚化的l，按当时鱼部已由先秦的a变为ɔ来看，《三国志》中记载的这个名称和先秦时“凫臾”二字同音）相似，断定夫余属蒙古语族，笔者认为这样定论为时尚早。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古代朝鲜史料《三国史记》中高句丽地名的研究，指出属于秽貊—夫余族系的高句丽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词汇和今天的日本—琉球语相通，但我们不排除高句丽人的统治阶层貊人可能讲古代蒙古语族东部的某种方言的可能，因为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3世纪具有发达的青铜文明和王权政治的游牧民族貊人从蒙古草原东部东迁统治东北东部和朝鲜半岛的定居农耕渔猎土著秽人并融合为秽貊之前，秽和貊的区别是明晰的，二者的分布基本上是以沈哈铁路为界。

据史书记载，夫余、高句丽、沃沮、秽等民族的语言是相似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也来自夫余：“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出自索离（saklǐai，与“橐离”thak lǐai是一个词，这样词首th~s的交替在今天松嫩平原的一些语言中仍可见到）国”，是夫余王“东明之后”。只有挹娄 “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

古代蒙古语称呼一个部落的男子，是在部落名称后加词缀“歹”（对应着达斡尔语里的“迪”），称呼一个部落的妇女则是在部落名称之后加词缀“真”。萨吉哈勒迪汗或萨吉尔的汗的名称，其词根“萨吉哈勒”或“萨吉勒”和“索离”的古音sak lǐai是否有关呢？根据目前的资料，笔者尚难考证。为了说明和古代东北亚部落名称相关的一些问题，这里引用敦煌吐蕃文献中几条记载并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