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把自己一生的珍藏，都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根据专家估计，那些文物的总价值高达1000亿。
老人将家中藏品捐赠出去后，也和普通人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1982年元宵节那天，老人身患重病，被送到北京的一家医院治疗。
医生把他安排在八人间的病房，老人的妻子不忍心见他在临终之际饱受折磨。
同时也顾及到老人家的体面，便向医生提出要求：“请问您能给我们转到高干病房吗？那是单人间，我丈夫能待得舒服些。”
没想到安排病房的医生看也不看一眼，就冷冷回绝说：“高干病房是给大领导住的，你也配吗？”这下老夫妻两人彻底寒了心。
原来老人名叫张伯驹，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他怀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四处奔波散尽家财，收集到118件顶级文物。建国之后，还把它们无偿贡献给国家。
张伯驹年轻照
有知情人士知道这件事后，立马联系了医院领导，那位医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医院紧急派人将老人转移到高级病房，让他安稳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出身名门，却不爱权势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他在家中亲人的期待中平安长大。
张伯驹的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他出生时袁世凯的家族势力几乎达到鼎盛时期。
张伯驹年轻照
但他不想依靠叔叔的权势，走向了和军阀们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
张伯驹作为袁世凯的侄子，经常和袁家子弟一起上下学。
那时候他家里面就藏有许多价值不菲的古董，哪怕是一张平时吃饭用的桌椅，放到今天来看也算是精美的文物了。
他年少时就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九岁时他就能读书作诗，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大家伙提到张伯驹，都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的才学。
张伯驹年轻照
学校里的先生就很看好他，认定他以后肯定会前途无量。
张伯驹的女儿回忆起父亲生前的模样，说他晚年时期头脑也很灵光，能够准确记住自己读过的书放在书架的什么位置。
父亲曾对张伯驹寄予厚望，他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业，身披重装戎装，像自己一样征战四方。
而张伯驹聪慧过人，一早就发现那时候的官场，就像是一滩烂透的死水，不愿以身涉险。
张伯驹年轻照
一直以来，他专注于研究书本上的学问，和妻子相濡以沫，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
他常年穿着一身长衫，从来不像民国时期的其他公子哥，整天西装革履地打扮自己。
有人邀请他参加名流们的聚会，他总是淡然一笑地婉拒人家的好意。
张伯驹也不讲究饮食上的精细，一日三餐吃的是粗茶淡饭，可谓是“少年诗意足风流。”
张伯驹年轻照
张伯驹还有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入流”的爱好，就是喜欢到茶楼酒肆里面听戏曲。
1931年，他曾和梅兰芳等人在北京组建了“国剧学会”，亲身体验唱戏的乐趣。
他拜余叔岩作自己的京剧老师，学成后多次与袁寒云等人同台演出。
1937年国内局势越发复杂，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恶行愈发嚣张起来。
张伯驹年轻照
张伯驹为彰显自己和其他同好们的爱国立场，曾召集各方名角一起举行义演《空城计》，他在戏里扮演忠君爱国的人臣典范——诸葛亮。
根据身边人回忆道，张伯驹的诸葛亮一出场，就博得观众的满堂彩，这段经历是他本人最为得意的一段演出。
他曾写过一本叫《红毹纪梦诗云》的书，里面详细记载了自己与京剧的不解之缘。
吴祖光对这部作品大为赞赏，称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京剧史诗”。
可惜出生在乱世中的文人，如果不依附强大的政治势力，便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许多先锋革命者，不得不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做刀枪，明确自己的立场。
张伯驹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必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远离政治漩涡，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机缘巧合，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张伯驹年轻时候就对书籍字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说过：“不知情的人，以为我为了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实际上，为了保全国家文物，各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12年溥仪皇帝退位，住在京城里的八旗贵族们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早已过去，他们便开始钻营如何利用动乱的空档，为自己谋得更多利益。
清朝贵族们被逼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不得不从故宫里偷盗价值连城的文物，再把它们拿到拍卖行去换钱，以此维持自己的生活。
1936年爱新觉罗·溥儒将一幅唐代画作《照夜白图》转手卖给上海古董商。
《照夜白图》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历史的长河中，曾被很多书画大家珍而藏之。
商人重利，他只在乎这幅画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利润，一个日本人只出了1万大洋，就把它带到了异国他乡。
张伯驹知道这件事后心中十分惋惜，他哀叹道：“我们中国人的字画，就这样流落到国外去了。老祖宗的东西，外国人拿着也是糟蹋了。”
照夜白图
他作为一个传统文人，最看重自己的气节，一想到我们中国的文物，竟全落到外国人手中，岂不是一件让人倍感屈辱的事情？
当时溥儒手中藏着一件顶级字画，名叫《平复贴》。
那是晋代著名书法家陆机的作品，字帖的内容是作者给朋友写的一封信。
文章浅切平易，充满生活气息与盎然情趣，但内容短小，不过80多个字。
平复贴
若要把全贴放在手中，看起来不过是一名成年男子的手掌大小。
张伯驹一早打探到字画的消息，派人登门去询问那字画的价格。
谁知溥儒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他朝着张伯驹举起两根手指，摇摇头说：“20万。”
张伯驹听到这个数字后，心下犯了难，他家底厚实，也禁不住这样挥霍，他实在付不起这些银子。
但他没有死心，而是暗中让人留意《平复帖》的动向，张伯驹来到溥儒家里，想要鉴定他说的文物是否是真迹，别再白白花了钱拿到一副赝品。
他怀着期待的心情见到溥儒手中的《平复帖》，便按捺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
凭借他多年的收藏经验，判定眼前的书画是值得收藏的珍品。
张伯驹请求张大千联系溥儒，希望能够降下些许价格，让他能够负担得起。
张大千向溥儒讨要时出价6万，但狡猾的溥儒知道张伯驹对这幅字画十分心动，就算是张大千来了，也不肯松口。
他说到：“除非张伯驹拿出20万，不然别想把《平复帖》拿走。”
对于这个消息，张伯驹感到十分沮丧，却也没什么好办法。
由于溥儒要价太高，这幅字就一直留在他手中，没有卖出去。
一年后事情迎来新的转机，溥儒的母亲去世，他急需要一笔钱来安葬母亲。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张伯驹，还劝他说：“溥儒此时正缺钱用，你可以借机杀杀价格，买下《平复帖》。”
结果他却婉拒了有人的建议，他认为自己不该乘人之危，险些错过拥有《平复帖》的机会。
有人知道张伯驹痴迷字画，心心念念了很久也没有达成心愿，就自愿登门拜访溥儒，和他商量这件事情。
最终张伯驹以4万元的价格，成功拿下这幅字画，了却一桩心事。
彼时他还不知道，他会因为这幅字引来杀身之祸。
1941年6月5日，张伯驹在上海帮朋友做事，这天他收到一通奇怪的电话，对方说自己从北京来找他，即将到达外滩码头，让他去接人。
张伯驹没有起疑心，坐上自家的轿车，就踏上前往目的地的道路。
张伯驹年轻照
司机是张家雇佣的熟人，可是车刚开出去不远，车前面就出现了三个身材强壮的人，他们穿戴整齐，看上去不像找事的地痞流氓。
司机老孔误以为他们是拜访张伯驹的客人，便减缓了轿车行驶的速度，还摇下车窗询问情况。
没成想那几人手里拿着枪，还一把将老孔从座位上拽下来，其中一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其余两个人坐在后排，把张伯驹夹在中间，光明正大地把人给绑走了。
趴在地上的老孔吓得浑身冒冷汗，他急忙跑回家中，和女主人潘素说明情况。
张伯驹年轻照
潘素强按下心神，联系到在上海的友人帮忙周旋。
原来张伯驹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李祖莱，这人的一门心思全都放在钻营仕途上。
他觉得张伯驹阻碍了自己升迁的道路，便联合汪伪的76号特务李士群绑架张伯驹，趁机向他的家人勒索一笔巨款。
他们通知张家准备300万赎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李祖莱和李士群的真正目的，是得到那副无价之宝《平复帖》。
潘素和丈夫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家中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些藏品了。
可她知道丈夫为它们付出了全部心血，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字画交给绑匪。
她连续多个月四处找亲戚好友借钱，一边和李祖莱等人周旋。
好在他们一群小人有贼心也没贼胆，碍于张家的势力，他们把张伯驹关在监狱里，不敢对他严刑拷打。
潘素年轻照片
经过朋友的周旋，张伯驹的赎金也从300万下降到40万，几经周折，潘素才凑够了钱交给绑匪，顺利把丈夫给救了出来。
张伯驹回家的当天晚上，让妻子把自己的藏品都缝到睡觉时盖的棉被里，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坏人盯上，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保存好千辛万苦收集的藏品。
他为了得到心仪的文物，还做过不少荒唐的事。张伯驹千辛万苦打听到隋朝《游春图》的下落，他立马向故宫博物院提出申请，要国家出资买下它。
可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以成本太高为由，拒绝了他的提案。老人不忍国宝流落在外，他和夫人几乎散尽家财，才把这幅名画留在手中。
为此张伯驹卖掉了在北京城里的一处四合院，夫人也把自己的陪嫁首饰拿出来变卖，只为换得一幅《游春图》。
1956年政府为了表彰夫妻两个人对国家的贡献，给他们发放了20万元的奖金，但他们却云淡风轻地拒绝了这笔钱。先生高尚的德行，让人由衷敬佩。
晚年生病住院，惨遭羞辱
曾经的繁华过往，转瞬间如过眼云烟消散，张伯驹在晚年时，经济条件急转直下，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
有人曾见他在西餐厅消费时，只买了两片面包，自己吃下其中一片，临走时还颤颤巍巍地将另一片打包好，带回家给妻子潘素享用。
1982年张伯驹先生病重住院，他住在八人间的混杂病房里，此时老人的身体虚弱，再加上身边的病友们接连去世，给他的心理带来很大压力。
老伴不忍看着丈夫虚弱的身体饱受折磨，试探着向医生开口换病房。
那位有眼不识泰山的医生，不知道老人家的来历，看他衣着朴素，就当他是没有什么钱的普通人，才出言不逊嘲讽老人。
张伯驹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马联系医院的人解决了病房的事情，让老人在生病的最后关头，能过得舒心一些。
同年2月26日，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届时不少文人志士都出现在张伯驹的葬礼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异常沉重。
他们为老人家的去世感到深切的哀痛，为他生前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感到由衷的敬佩。
个人的得失荣辱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面前，显得何其微不足道。
张伯驹的一生，完美地践行了这样的价值观。
他在泥沙俱下的乱世之中仍能保持清醒的认知，以高尚的情操，践行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人，应时刻感念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历史的考验，为建设新时代的美好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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