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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钱已经几乎被骗光，去广东的车费最低也要213块，贺成和周军捉襟见肘，经过一番简单的商议，他们决定去抢劫。
俩人在苏州观前街鬼鬼祟祟地“考察”了两个晚上，最终认为此处摄像头密集、街道“宽得像国道”，不宜下手。
第三天晚上，周军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昆山工业园综合保税区，附近摄像头少，园区里的工人凌晨陆续下班，下手机会大。
听起来这是个不错的作案场所。
这个主意浮现在2018年1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俩人一拍即合，买完票后，离开位于苏州站附近的连锁宾馆，揣着一把折叠刀赶上开往昆山的最后一班动车。
10点41分，贺成和周军到达昆山南站。出站之后，按照计划，他们往东走了半个小时到达中华园小区。
肚子咕咕叫，两个人翻出口袋，只有贺成身上还有200块钱，吃顿饭是够了。在小区西门的一家四川饭馆里，他们胡乱吃了一顿，喝了几口酒，继续向东走到工业园附近。
抢劫行动显得有点业余。
他们既没有分工，也从未讨论过分钱和逃跑的问题，唯一的共识是：看到单独的行人就扑上去，不论男女，也不管是否有钱。
行动的目标是抢到两三千块钱，唯一的凶器是贺成身上那把大概6寸长的黑白手柄折叠式水果刀——他们用这把刀在苏州削了三天苹果和橙子。
遇见“同行”
这一天，昆山夜里的最低温度才6℃，吹东风，白天下了场小雨。过了0点，寒风凛冽。
在中华园路与柏庐南路的交叉口，他们手里拎着没吃完的打包饭盒，假装无所事事地走了两个多小时。
接近凌晨3点，他们往南走到创业路时，遇到第一个理想的抢劫对象。
前面不远处，一个穿着长及膝盖的羽绒服、笼着帽子的男子低头独行。
周军先上前问：“这附近有没有超市？”这时，贺成趁势迅速从背后勒住他的脖子往路边的绿化廊道里拖。
只要将他拖到树下，就能避开摄像头和有可能经过的行人。
廊道另一侧是娄江支流，河边栽种着高大的幌伞枫，树叶飒飒作响，在路灯的映射下如同一双双闪烁的眼睛。
男子被吓坏了，贺成问他身上有没有钱，他赶紧掏出一把硬币和几部手机，连声说到：“是同行，是同行。”
图片来自央视新闻
这个人叫陆阳，15岁。
遇到贺成和周军之前，陆阳刚砸了三辆车的车窗，从车里偷得两部手机和一部iPod。
更早一些时候，他被中华园小区的网吧老板赶出来，身上没钱，没吃饭，也没地方住。
为了拿回自己刚刚盗窃到手的财物，陆阳主动提出加入，跟他们一同去抢劫。
陆阳告诉他们，自己家在湖北，1年前因为打架退学，然后外出谋生。到昆山半年，他干过临时工，却没能从劳务公司拿到钱。身无分文后，他选择以偷盗维持生活。
陆阳还说，他只计划偷到明年，明年他满16周岁，就得负法律责任了。
陆阳不知道，盗窃跟抢劫是不同性质的两码事。
根据《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项罪名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虽然后来陆阳否认他有过什么规划，说那些话只是“怕他们不信，想拿回我的东西”，不过在那时，他的一番话的确打动了有相似经历的周军和贺成。
落难同盟
周军和贺成原本不认识，他们的友谊建立在两次被骗的经历上。
2017年12月底，周军在网上看到上海某酒吧的招聘启事后，揣着3000多元积蓄从昆山来到上海应聘。
到酒吧后，承诺包食宿的酒吧反悔，要求周军先交了500块房租，又交了200块的培训费。3天的培训早已结束，周军却一直没有收到上岗通知，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一同被骗的还有金大和来自湖南的贺成。
由于年龄相仿，又都有了相同的遭遇，三个人相聊甚欢，迅速建立起友谊，相约一起找工作。
他们找到的第二份工作是淘宝店模特，模特公司以办“模卡”（模特的身份证书）为由分别收取贺成和周军2000块钱后，再次没了音讯。
工作没找着，2700块没了。
周军和贺成没有放弃，他们又接连去了几场面试，对方均提出相似的要求：先交钱。
直到2018年1月17日，两人仍没能在上海找到工作，身上的钱所剩无几。
金大建议，苏州的消费比上海低，仨人可以一同去往苏州谋生。周军和贺成表示同意。
到苏州后，找工作仍不顺利。18日晚上，周军和贺成按照百度地图的指引来到有“姑苏第一街”之称的观前街，挨家询问酒吧侍应生的工作。
在连续被拒绝、被要求先交钱之后，周军和贺成泄气了。
人生地不熟，周军和贺成食宿的费用都是金大在买单，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经过商议，三个人决定南下广东，金大对两个人提出：到广东的车票自己买，到广东后再继续包他们吃住。
“他对我们也算是一个仁至义尽了，吃的用的住的，都是他（金大）花的钱。”贺成后来回忆说。
那晚，灯红酒绿的观前街一个角落里，两个人垂头丧气，贺成数了下身上的钱，只剩下200块钱。
从苏州到广州，最便宜的硬座票是213元。贺成点了根烟，一阵沉默之后，他灵光一闪，抢劫路费去广东。
比他小一岁的周军当场表示同意，此时他身上已经一分钱没剩。
14岁那年
牢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往往生发于患难之际。
周军和贺成都少年辍学，外出打工，异乡生存的不易彼此相知，何况，他们的家庭都有相似的不幸。
贺成一生下来母亲就离开了家，父亲把他送给了家境较好的大伯收养。
在村子里，贺成一直被流言蜚语包围着。同年龄的小孩会反复提醒他，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的。
放学路上，村口的老太太看到他就会转变话头：他妈不守妇道。贺成的反抗是用石头砸村里人的窗户，然而，这不仅没能阻止流言，还换来大伯的一顿暴打。
贺成对大伯又敬又怕，一边感激他的养育之恩，另一边，他对大伯曾经帮着亲生父亲打亲生母亲的事耿耿于怀，初中后，大伯更是切断了他和亲生母亲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联系。
在村子里，贺成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结巴，因为从小学他说话，贺成也变成“一、一、一紧张，就结巴”。
贺成初二那年，亲生父亲与大伯喝了一顿酒，亲父借着酒劲提出想把贺成要回去，还把饭碗砸到了大伯的眉骨上。
倚在门边，目睹了全部过程的贺成很愤怒：“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烦，特别想搞死他（亲生父亲）。”
14岁的贺成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追着亲生父亲跑了大半个村子，谁也拦不住。
那次的冲突之后，贺成辍学外出打工，“逃离了这个家”，贺成说，“春节也不想回去。”
贺成离家出走的第二年，家在四川的周军初三毕业后也离开家，那年他14岁。因为感觉不到家里人的关爱，离家至今，周军也没有回家过过春节。
当晚，距离2018年的春节只剩25天，他们只想尽快找个工作，并没有回家的明确计划。
巧的是，陆阳也是14岁离家出走。在《刑法》中，14岁是构成犯罪的量刑年龄起点。
这个年纪的少年稚气未脱，不过也开始明白一些人生道理，懂得生存的残酷。
贺成心里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凄凉感，没有任何怀疑就答应他的入伙，还把财物都还给了陆阳。
三个人绕着中华园小区一路寻找新的作案目标，最后在泰山路停下。
一路上，他们交换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过往，在气温渐渐走低的街头，贺成还跟陆阳交换了他身上的长款羽绒服，穿着短裤薄外套的周军手揣在裤兜里，抖抖索索地走着。
第一次分赃
凌晨4点多，他们遇到了刚下夜班的李洪，然后一路尾随他到中华园路群益小区公交站台附近。
经过短暂商议，三个人还是沿用抢劫陆阳时的套路，由周军先追上前问：“火车站往哪边走？”接着，贺成和陆阳趁势从背后勒住李洪，捂住他的嘴巴，一起把他往靠近中华园西村外墙的小树林里拖。
小树林后是一片宽阔草坪，一条小路将草坪与树林分开，路上零落着塑料袋、玻璃瓶、高跟鞋和狗屎。
李洪记得，三个人都身材偏瘦，个子较高的人穿了件黑色羽绒服。钳制住李洪后，两个人架着李洪的胳膊，另外一个人拿刀威胁他交出财物。
从李洪身上，三人只搜到了一部手机和现金75块钱，手机是贷款买的。
他们追问李洪更多的钱放在哪里，也许是得益于在中华园东村的生活经验，当李洪说出刚发的工资都还了贷款时，陆阳接过话：“什么软件？也给我们贷点。”
在中华园东村里，许多一层住户会从自己家的窗户里开辟出一个店铺，外墙喷上“花呗套现，贷款，押，当”的字眼，给像李洪一样想买手机的，或是像陆阳一样连一顿饭都吃不起的人解燃眉之急。
随处可见的抵押贷款小广告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因为距离上一次贷款时间短、欠债较多、凌晨无人工审核等原因，三人试遍了手机里的贷款软件，也没能再得到一分钱。
按照规矩，贺成把抢到的75元钱平分给周军和陆阳，手机自己留下。贺成在“同盟”里年龄最长，而且能说会道，组织能力较强，因此充当了临时“大哥”。
这是当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分赃。
作鸟兽散
行动看起来不算圆满，但也小有收获。15分钟后，在中华园路与泰山路交汇的路口，红绿灯下，一个在街上闲逛的男子进入了贺成一行人的视野。
这个人是张伟，昆山本地人，22岁。在中华园东村里的一家网吧呆了两天后，张伟最后一次做日结赚到的钱耗光了。
凌晨4点左右，他被网吧老板赶了出来。他琢磨着，先到街上溜达溜达，找个背光处歇会儿，等到天亮，中华园东村里的中介公司开门时，他就去找个工资日结的工作干一天，回来接着泡网吧。
有钱泡网吧，没钱就等着，找个工资日结的工作拿到钱后继续泡网吧，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在中华园小区度过了3个月。
“陷入了死循环也出不去。一天比一天压抑，感觉自己要疯了。”张伟说，“就是上网，往死了上。”
跟找工作一样地不走运。在张伟身上，贺成一行人又是一无所获。
张伟告诉他们，他把手机押在“当铺”里换了钱。因为同情张伟，他们甚至连他的书包都没有翻过——其实张伟的手机就放在包里。
在张伟身上遭遇“空抢”，三个人没有立即离开，这给张伟造成一种“是不是还不放过我”的错觉。
怀着跟他们蹭个地方睡觉的想法，张伟也提出了加入抢劫“同盟”。
贺成回忆，在张伟提出加入之前，是陆阳先向张伟抛出过橄榄枝：“他说，你饭都没得吃了，我都是加入他们的。”
这句话似乎部分打消了张伟的顾虑，因为陆阳看起来还是一个小孩，张伟觉得，这样的三个人在一起闯不了什么祸。
“抢劫同盟”的四个人被监控拍到的画面
（图片来自荔枝新闻）
出乎张伟意料的是，10多分钟后，他们就在泰山路上遇到了下班回家的莫棋。团队中有人问张伟：“敢不敢干？”张伟答：“敢！”
受害人莫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先是两个男的走到他身边，说了一句“兄弟，别出声。”
莫棋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厂里的人在跟我开玩笑？
没等莫棋瞧清俩人的样子，又有两个人从旁边冒出来，勒住莫棋的脖子，捂住口鼻，扑倒在路边的花带上。
莫棋受了惊吓，手乱挥、脚乱踹，口中还不停高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已经接近凌晨5点，天色微亮，路上偶有晨跑的人。莫棋剧烈地反抗吓到了他们。
几个人所处的位置虽然岔路多，地形较复杂，但是四周可以遮挡视线的高大乔木很少。
不远处就是中华园东村南门，一辆日结公司的车熄火停下，员工陆续下车。
“大哥”贺成感觉不妙，果断决定放弃，4个人一路往西北方向狂奔700米，沿着东安江跑到中华园桥附近。
没人发现，张伟在狂奔的中途一个猛拐弯偷偷溜掉了，直跑到中华园西村停下时，他们才发现：咦，怎么少了一个人？
但他们也没有深究，他们对张伟唯一的认识是半小时前，张伟告诉他们自己“是本地人，家境不好，家里的房子给了哥哥，他一无所有”。
三个人在这里分道扬镳，据周军回忆，当时陆阳提出想跟他们一起离开，但贺成担心陆阳成为负累就拒绝了。
堕入“死循环”
在看守所，偶尔回想起那晚上的抢劫，周军还会觉得可笑，“好笑自己，怎么会去抢别人，还抢到这么些个比自己还惨的。”
事实上，在中华园小区遇到这些人并不是一个低概率事件。在昆山市所有辖区的派出所中，中华园派出所是最忙碌的那个。
距离中华园派出所600多米的小公园里，6个花坛和2条长凳上每天躺满了人。樟树荫下，他们头对头、脚对脚悠悠地躺着，车来车往的喇叭声里，有人睡到流口水。
小公园里常年有躺在树下睡觉的无业年轻人
（图片来自网易新闻）
中华园东村西门附近的开阔地带常常聚集着一些年轻人，他们像涉禽一样立在那里，头发油腻，双目无神，揣着兜望望天，等待网吧开门。浮云终日行过。
和张伟一样，他们的生活“陷入死循环”。
有钱的时候拼命上网，没钱了就去做一天工资日结的活，回来继续上网。
生活方式造成了他们面目的一致感：头皮屑落满肩头，衣服发黄，趿着拖鞋，身上散发着异味。
一定程度上，这种生活方式来自于于本地十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灰色、闭合的生存环境：网吧密集，不需要身份证就可以在里面呆几天几夜；大量职业介绍公司提供工资日结的工作，大多数时候也不需要身份证；盒饭七八块钱一份；澡堂子10块钱一次；24小时自助洗衣服务。
中华园小区是一个外来流动人口聚居的大社区，包括东、西、北3个住宅村。附近5公里内至少有4个创业园区。
据一位在中华园东村工作的保安介绍，小区每一个出租屋可以隔出10个床位，收费是每晚30元到50元。
提到张伟这类人时，保安的语气非常厌恶，“活该！”他16岁来到中华园小区，也度过了一年多这样的时光，但是他脱离了这个循环，有了长期工作，屋里有电脑可以上网。
他讨厌这个地方，绝对不会考虑在这里买房，“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可留恋的”。
保安说了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去年春节期间，由于日结公司不上班，在东村南门的网吧里饿死了一个不到20岁的男孩，“2017年还能饿死人的，你能想象吗？”这种传闻在当地时有传出，版本各不相同。
情况在今年被打破。今年5月，当地警方开展“331”整治火灾隐患百日专项行动，中华园东村里的黑网吧和非法中介公司被强制关门；房子里的隔断被强拆，出租客房的人均居住面积需达到每人12平方米以上，冲击之下，中华园东村里的外来人口减少三分之一。
然而，留在这里的人依然可以找到合法渠道延续原来的生活方式。我们采访到了两个在迅速适应日结、日租、泡网吧节奏后，也陷入了“死循环”里的男孩。
其中一个说：“每天都是在消耗自己。”他们堕入了一种“虚无”。
他穿着短袖，皮肤裸露处可以清晰看到一块一块的污垢，看起来有好几天没有洗澡。“离开都决定好几天了，但就是离不开，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就是扯着我。”
靠出租房屋生活的当地人，一边指望着这些外来人生活，一边又看不惯他们晃晃荡荡地混日子。
有心的房东遇到沉迷在网吧的租客就会劝一句：去找份工作好好做，上网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些看不惯的房东会拒绝一切日租和沉迷上网的租客。
好几个晚上，一位房东阿姨看到有年轻小伙子在翻垃圾桶，捡起一袋东西凑到面前闻一闻，坏的丢掉，好的揣起来。
她指着那些躺在旧沙发上睡觉的年轻人大声说：“你问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干活？”
采访过程中，有个与陆阳年纪相仿的男孩告诉我，他也常到网吧过夜，一年前，他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来到中华园东村。他把常年泡在网吧的人称为“混混”。
在整治以前，中华园每个网吧一到晚上就爆满，很多人在此通宵打游戏。狭小的空间里“（混合着）烟味、菜味、汗味、脚臭味、馊臭味”，一开始，他在网吧根本睡不着。
和张伟一样，男孩也很难找到工作。他想去直播公司当客服，但因为未满18周岁，没有一家直播公司愿意雇用他。
他打算再做一年日结，16岁后办一个身份证，在中华园附近找一个电子厂当长期工。等到18岁，他就去应聘客服。
整治行动暴风展开后，小区里多了很多褪色的旧沙发，它们是被强制关停的网吧里清理出来的。褪色的沙发经过风吹日晒后更加破旧，就像游荡在街上那些边幅不修的少年。
路边，那些等待上网的或是刚被网吧赶出来的年轻人，瘫在上面，一溜地睡倒在阳光里。
去广东的车票
那天清晨，张伟偷跑后，又回到了遇到三人的泰山路路口，拿着背包，无精打采地走到中介公司门口等工作，他以为“没事了”；陆阳回到中华园东村的网吧里上网，直到被抓获；贺成和周军则打车到昆山南站，买了最早的火车回到苏州。
陆阳的辩护律师去探视过他三次，每次见，陆阳都是怏怏的样子。
第一次见面时他发现，陆阳总是松散地斜靠着椅子，说话时从来不正视对方的眼睛。
他很严肃地告诉陆阳：希望你至少能够在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这话对陆阳似乎没起多大作用。
“他好像对什么事情都兴致不高，像是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律师说。
在与陆阳的几次交谈中，他从来不主动提及父母。一次会面后，律师问他：“需不需要联系家人？”陆阳考虑一下，同意了。
他告诉律师自己父母的电话，也第一次提及，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在躲着父亲，联系母亲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律师多次拨打陆阳母亲的电话，从来没人接听，而他拨给陆阳父亲的电话只接通了一次，对方把他当成骗子电话挂断。陆阳口里说的那个昆山表哥，也始终无法联系上。
因为被中介公司的老板带到了杭州萧山做日结工作，1月21日晚10点多，张伟才最后被捕。
中介公司老板对张伟的印象是“很清秀、斯文的男孩”，“没想到会做这样的事”。
在看守所里，张伟辩称自己虽然很缺钱，但从来没真的想去抢劫。
他说，在抢劫莫棋时，他只在最开始扑上去时拽了莫棋的胳膊，其他时间都是观望，“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弄这一下会那么严重。”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加入抢劫时，张伟说：“后不后悔也就那样，也没什么用，反正也没有家人爱我，我能有什么办法？”说完，张伟哭了。
张伟6岁就失去了母亲，15岁之前，他又看着奶奶、爸爸和爷爷接连死去。剩下他，像落单的飞雁一样孤零零地活着。
张伟说，奶奶生病发烧时，他很害怕，跑去求助亲戚、邻居均被拒绝，他看着奶奶在挣扎中去世。
接下来是他爸爸。那天，爸爸喝完酒回来就躺到床上，张伟以为他睡着了，等到晚上想去叫醒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变凉。
他也曾对未来有过计划，想打工存点钱，然后回老家把老房子卖了，没准可以在城里交个首付买套房。
直到3个月前，他回到昆山，堵在那个“死循环”里，突然失去了对未来的憧憬。
对于张伟们来说，这个“死循环”的魔咒似乎一直在跟随着他们，无论求职还是生活，就连那一夜的抢劫也充满了连环的戏剧感。
“同盟”里的贺成是转业士兵，在军队两年，他曾经拿到连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入党资格之一。
现在，作为同盟的“老大”，他可能是这起抢劫案中要面临的刑期最长的人。
当初，去广东的建议是他提出的，因为他曾在广东打过工，留下的记忆还算愉快。
如果按照原计划，他和周军将会在21日傍晚与“包吃住”的金大会合，乘下午5点18分的火车去往广州，但是那天下午3点左右，他们在宾馆被抓获。警察破门而入时，因为通宵抢劫，两个人在床上睡得正酣。
此时，他们身上加起来的钱依然不够买张去广东的车票。
后面的话，有点长，觉得看故事就够的，可以忍一忍还可以转给朋友。
这4个少年的抢劫故事，并不如前面讲的那个“5块钱先生”的故事那么暖。
他们要么陷入找工作、被骗、换城市，继续找工作的循环中无法脱身；要么在偷窃、打零工、泡网吧、继续偷窃，打零工中迷失了自我。
在寻找突破人生循环的出口时，他们决定抢一笔钱，却发现拐错了路。
“反正没有人爱我，我还能怎么样？”这是一个少年给自己找的理由，似乎大声说出来就值得被原谅。
现实或许并不友善，但路却不是绝路。
我听过另一个真实的故事。同样是几个身无分文的少年，他们在流浪的路上试过卖血，想过当牛郎，最后走投无路，小哥几个给打劫定了规矩：
四类人不抢， 一是老弱病残，二是妇女儿童，三是人多，四是情侣。
两样原则，一是不管抢到多少钱，都给对方留点生活费，二是抢劫过程中不准伤人，只准威胁。
他们蹲守了一整天，形形色色的人经过，也没人上前。
最后路过的是个珠光宝气的女人，有人想上去抢，又被同伴拦下来了。同伴说自己就是被母亲养大的，母亲长年被父亲家暴，直到父亲犯事儿进了牢房。
“我妈给我跪着，要我答应她两件事。一是希望我长大后当警察，不能像我爸一样；二是以后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不准伤害女人。”
那天，几个人沉默一会儿，各自散了。第二天各奔东西，没人再提议打劫。
讲故事的那个朋友后来在饭店当了传菜员，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系。但他说，“我深信不疑，他们还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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