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手中刀捅向身边人》，没药花园，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春夜的枪声

2016年4月1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美国南加州西柯汶纳 (West Covina)市的911应答中心，一下子接到了好几个惊恐的报警电话：

“我听到了至少20声枪响！”

“我听到了孩子们可怕的哭喊声！”

“有个小男孩尖叫着找妈妈！”

“有个男人在楼上来回踱步，接着他合上了百叶窗，然后又关上了灯！”

所有这些报警电话，全都指向同一个地方：西柯汶纳市东欧胡大道（East Oahu Avenue）1300 街区的一座两层联排别墅，屋主是失业的华裔工程师卡米内罗·汪（Caminero Wang），中文名字叫汪勋厉（音译）。

（案发住宅）

大约20点55分，两名警察敲响了那座联排别墅的大门，屋主汪勋厉很快走下楼开了门：“你们来得正好！有人想要杀了我，我差点遇害了！”

汪勋厉看上去似乎非常害怕，眼中却闪动着某种癫狂的光芒，讲话极快但语无伦次，周身不停地颤抖和抽搐，警察们认定，他服用了冰毒之类的毒品，才陷入了如此亢奋的状态（不过之后的血检证实，汪勋厉其实既没有喝酒，也没有吸食任何违禁品）。

两个警察立即呼叫来更多的警力，他们先给汪勋厉戴上手铐（他表现得很合作），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循着一阵阵稚嫩的抽泣声，他们来到了一楼的卫生间，踢开了反锁的门。卫生间里有三个小孩，最大的女孩8岁，两个男孩分别只有6岁和3岁，他们惊恐地抱在一起，最小的男孩的睡衣上，还有血液飞溅和涂抹的痕迹。

（汪勋厉家大门前的鞋子）

安置好孩子们之后，警察们走上了通向二楼的楼梯，在楼梯顶部，他们先是看见了一具女尸，她倒在主卧室的门外，嘴巴上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孔，几颗门牙和打空的子弹壳，飞落在远处的楼梯口，女尸的脑浆流了一地，甚至喷溅在身后的墙面上。

几步之外，在主卧室右手边的走廊上，还躺着一具男尸，身上沾满了已然开始凝结的血迹。根据血迹的形状和喷射角度判断，死者中枪时，正躺倒在地板上。法医挪开尸体后，发现有两颗子弹壳，死死地嵌进尸身下的硬木地板，另外几颗子弹，笔直地穿过死者的后背，甚至打透了楼下的天花板。

在男尸的左手边，还放着一把切肉刀，刀的位置很别扭，仿佛是被人特意摆在那里的道具。更奇怪的是，在这个血迹四溅的恐怖现场里，它却干净锃亮得一尘不染。接下来，警察们走进主卧室，他们在壁橱里，发现了若干长短枪械和弹药箱，俨然一座小型的军火库。其中一只半自动45 口径的FNH 型FNX-45手枪，里面的10发子弹，已经全部被打空，一旁备用的10发弹匣，也只剩下一发子弹——之后经过弹道比照分析，这把手枪就是杀人凶器。

不久之后，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们是一对来自中国的老夫妻，名叫刁爱平（音译）和张舒（音译），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汪勋厉的岳父和岳母。

致命的探亲

刁爱平和张舒来自四川成都，居住在青羊区某高档小区里，遇害时两人均为60岁。刁爱平退休前，是成都市某私立寄宿制外国语学校的生活老师，据他的学生回忆，刁爱平性格温和，颇有才气。他的夫人张舒则更加外向，她身材高挑，看上去年轻有活力，喜欢跳舞，擅长打太极，是小区中的“文艺骨干”和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

刁爱平和张舒是小区中公认的模范夫妻，在邻居中人缘颇佳，他们退休金不菲，经济也很宽裕，除了小区这处房产外，还有一处出租的门店，在海南也有一套度假房。可以说，他们的晚年富足、安逸而充实，这对夫妻唯一的心结，就是独生女儿刁丽（音译）的这桩跨国婚姻。

刁丽生于198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医学院护士专业，毕业后曾在华西医院做护士。刁丽皮肤白皙，和母亲一样身材高挑，在邻居的印象里，她是个性格文静，知书达理，勤快麻利的好姑娘。刁爱平夫妇搬到小区是在2008年，8年间刁丽经常带着孩子回国，几乎每生一个孩子，都会回国长住一段时间。可无论是刁家这边的亲戚，还是刁爱平夫妇的朋友和邻居，从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美国女婿”。

刁爱平夫妇对此的解释是，女婿在军工企业工作，这类工作大多涉及机密，不太方便回中国探亲，再问的话，便会心事重重地欲言又止。

2015年12月刁爱平夫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加州探亲，虽然女儿和汪勋厉结婚已将近十载，这却是刁爱平夫妇首次和女婿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

一向热爱社交的刁爱平夫妇，在美国期间，从未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晒旅程晒家人（这期间还有圣诞节、新年和春节等“晒照高峰”），更绝口不提自己的女婿。刁爱平的最后一条微信，虽然是在美国探亲期间发布，内容却是他和张舒在国内古镇旅游时的“情侣照”。

按照原定计划，刁爱平夫妇将于2016年4月19日回国，后来他们又将归期提前到了4月15日。刁爱平夫妇国内的亲友，也兴致勃勃地筹备为二人接风，没想到却在14日那天，获知老夫妻魂归他乡的噩耗。

被捕

2016年4月15日，案发后不到两天，警方就正式逮捕了汪勋厉。负责此案的鲁迪·洛佩兹（Rudy Lopez）警长表示，他们没有其他的嫌疑人，因为所有的线索和疑点，都指向汪勋厉。

在汪勋厉身上，法医检测出了大量的枪弹残留物，另外手枪扳机上的DNA，也与他的完全匹配。不仅如此，警方进一步调查时还发现，2013年，汪勋厉在艾尔蒙地市（El Monte）居住时期，曾因家暴与非法持有枪械的罪名被警方逮捕（虽然之后指控被撤销了），当时家暴的报案人，是他的妻子刁丽。

鉴于汪勋厉的“前科”，警方决定将刁丽（案发时她还在医院上夜班）和三个孩子，先带到家暴避难所保护起来。后来在法庭上，刁丽这样说道：“警察告诉我，我的父母在家中被杀，我虽然没有对警察说，但心里马上知道，就是他干的！”

而在13日那晚，警察抵达之后，汪勋厉既没有要求和妻子通话，也从未问起自己三个孩子的安危，而是在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的律师。

（惨案发生的住宅前，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邻居们的证词同样对汪勋厉非常不利。据他们说，汪勋厉一家搬到这个街区还不到一年，两位老人是在他们乔迁新家后不久，从国内前来探亲。邻居们表示，刁爱平夫妇看起来相当和善，虽然不懂英语，但每日清晨在街区散步时，都会与邻居友好地招手致意。

相反，汪勋厉却给人印象很差。这位屋主很少出门，偶尔相遇时，也是沉默地低着头，不愿与人交流，一位邻居甚至将他形容为“一脸横肉的帮派分子”。一位白人邻居表示，自己在案发前几天，就经常听到汪勋厉家中传出激烈的争吵声，不过这位邻居认为“这是中国人正常的沟通方式”，并未放在心上。案发当晚，另外一位邻居返家途中，发现老夫妻带着小外孙站在屋外的停车场前，脸色相当难看，这位邻居急着回家，未及多问，不想一个小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更重要的是，邻居们众口一词地证实，在18:30分刁丽离家上班以后，到警察登门之前，汪勋厉家没有任何外人进出。

由于案情严重、罪行恶劣，法官标出了高达20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又改为不得保释。汪勋厉被关押进西柯汶纳警局，等待审判。

那么，汪勋厉对岳父岳母，究竟有怎样滔天的怒火，才令他在刁爱平夫妇即将离开的48小时内，对他们痛下杀手？这就不得不从汪勋厉的早年生活和他与刁丽积怨已久的婚姻说起——

汪勋厉其人

汪勋厉生于1972年，是家中的独子，祖籍也是四川成都，他的父亲曾是北京某高校的航空航天专家，母亲是中学教师。少年时汪勋厉在北京上学，因为一口的四川口音，经常被北京同学取笑。他的同学回忆，那时的汪勋厉身材高瘦，性格内向而胆小怕事，“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

90年代初，汪勋厉随父母来到美国，他先是在帕萨迪纳市立大学（Pasadena City College）读书，之后又转学到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Cal Poly Pomona)。大学时代的汪勋厉，依旧表现得唯唯诺诺，从来不敢惹是生非，听到他枪杀岳父母的消息时，他的同学都表示难以置信。汪勋厉的朋友圈子很小，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学生，他在女生面前更是非常害羞，似乎从未交过女朋友。

汪勋厉主修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学，毕业之后，他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天文台，找到了第一份工作。90年代的新墨西哥州华人很少（现在也不多），汪勋厉又不擅交际，在当地没有朋友。受到当地风气的影响，他开始对枪支产生了兴趣，以此自娱自乐，排遣异乡的寂寥。

汪勋厉这样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对感兴趣的事情极为专注和沉迷。大学时代他喜欢足球，就将名字改成卡米内罗，来致敬自己最爱的西班牙球星。汪勋厉对枪支也一样成了“瘾”，之后越买越多。

2000年前后，汪勋厉回到了加州，在波音公司任职，他的职务是工程师，负责军事卫星方面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年收入，大概有8万美元。两年之后，他又跳槽到世界第4大军工生产厂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担任检测工程师，年薪也涨到10万左右。

汪勋厉年过三十，依旧没有女朋友，他的父母开始为他张罗婚姻大事，他们专程回到成都，为儿子物色妻子。大约在2005-2006年间，汪勋厉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认识了比他小9岁的刁丽，一个月后，两人在中国登记结婚，2007年，刁丽持婚姻绿卡来到美国。

表面上看，这场婚姻称得上“门当户对”，然而无论从年龄、相貌还是性格来看，刁丽都显然更有“市场”——除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如果刁丽取得注册护士资格，收入也不会低），至于汪勋厉呢？除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最大的“加分项”，就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很显然，这桩婚姻是一场有目的的交换，汪勋厉的一位朋友就直言，这是一场“搬运婚姻”。

搬运婚姻

所谓的“搬运婚姻”，是在海外的一方（大部分是男性），在回国期间由长辈安排，或参加速配派对，或与网友“奔现”，在国内“闪婚”后，再返美为配偶办理移民手续，将其“搬运”出国。（两人在一方出国前就是情侣或未婚夫妻，另一方随之出国“团聚”的情况，只是异地恋的结束，不算在“搬运婚姻”的范畴里。）

这样的结局看起来是一场“双赢”，然而因为感情基础薄弱（甚至根本没有），以功利性为主，所以这种婚姻破裂的风险很高。即便没有汪勋厉案这样的极端结局，诈骗、家暴、女方移民后“另觅高枝”，这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刁丽来到美国后，和公公婆婆一起居住，当时他们的家在艾尔蒙地，是汪勋厉父母购置的房子。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刁丽感觉“受到了控制”，她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经过丈夫的允许。刁丽和婆婆的关系也不融洽，每每因为做饭、买东西这样的琐事发生争吵。可即便这样，两人还是很快就有了孩子，而且以每两年一个的速度增加到3个。

一开始，刁丽曾在社区大学里读书，之后在怀特纪念医疗中心（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实习，并在2011年取得了护士执照。不过，汪勋厉不许妻子出去工作，因为她必须“做家务带孩子”，家中的所有钱财，均由汪勋厉一人掌管，刁丽只有一张日常购物的信用卡，购买的物品和花费，也都要向汪报备。即使是和国内的父母联络，刁丽也只能语音通话，不许打字（因为汪中文不够熟练，打字会控制不了聊天内容）。

三个孩子的降生和多年的“磨合”，并未让这对夫妻间关系有所好转，吵架成了两人婚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然而，这种吵架往往是单向的，因为汪勋厉会因为完全没有意义的小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地大发雷霆。刁丽说他每次吵架都满嘴脏话，掺杂着中文和英文，骂人类、骂国家、骂全世界。而汪勋厉最大的“杀手锏”，就是扬言要杀掉远在中国的岳父岳母，“让警察永远找不到他们的尸体”。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刁丽口中这个暴虐无常的丈夫，和汪勋厉同学印象里那个胆小怯懦的男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之前说过，汪勋厉在男女关系方面很不成功，甚至连婚事，都需要由父母为他包办，显然在这方面，他有深深的自卑感。和刁丽的婚姻，让他在男女关系上，第一次获得了主导地位。估计在他看来，刁丽能来到美国并取得注册护士资格，完全得益于他们的婚姻，自己是这段婚姻的“施舍者”。

不过，这种主导地位却是脆弱的，虽然不愿承认，汪勋厉的内心深处也一定明白，刁丽嫁给他，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有什么吸引力，这反而加剧了他的自卑感。或许汪勋厉的父母和朋友，也都曾提醒或者暗示他，要“看紧”自己这位年轻貌美的妻子。如果是一个情场经验丰富的老手，可能会采取更为高明的方式去PUA刁丽，可是汪勋厉显然不会，他的办法简单粗暴：将刁丽控制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施行全面的“军事化管制”。

然而，刁丽也并非那么容易拿捏，所以汪勋厉便只能用愤怒和失控的情绪来恐吓妻子。从他们吵架的情况就能看出，汪勋厉从来不“就事论事”，而是立刻“升华主题”——因为真正让他愤怒的，并不是这些琐事本身，而是刁丽的“不受管控”。

汪勋厉性格内向退缩，既不会正向释放情绪，也不会通过其他途径排解压力，所以积攒的怒气值很高，一旦生气，就往往成了井喷式的爆发。当这种情绪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汪勋厉的口头暴力，便渐渐“加码”，进化成了肢体暴力。

例如，有一次夫妻两人外出散步，因为小事口角了几句，汪勋厉立即松开双手，任由怀中几个月大的儿子向地上掉落，幸亏刁丽及时接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两人在激烈的争吵中，汪勋厉冲上了楼（楼上保险柜里放着枪），如果不是汪勋厉的母亲在家，厉声喝止了儿子，刁丽认为，他一定会朝自己开枪……

虽然这场婚姻里，夫妻的争吵不断，但真正让两人的婚姻全面崩盘的，是2013年的那场“家暴事件”。

2013年2月，刁丽坐在沙发上给小儿子（当时他只有6个月）喂食，她问汪勋厉，可不可以洗碗？汪则愤愤地表示自己不会洗——就因为这件事，两人开始吵架，并再次迅速升级为“我要杀掉你父母”的主题。这次刁丽不甘示弱地骂了回去，结果汪勋厉突然揪住妻子的头发，抡起拳头，狠击她的左太阳穴。

最终这场打斗，以汪勋厉的父亲死死抱住他而告终。对于刁丽受伤的情况，双方的描述差异很大，刁丽形容自己“一阵眩晕，眼冒金星，额头肿得老高，嘴巴里被打出了血，打松了一颗牙”，而汪勋厉的版本是，他与刁丽推推搡搡，结果妻子摔倒了地上，“额头磕破了一点儿皮”——不管真相究竟如何，刁丽从地上爬起来，拨通了911，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发现地板上有血迹，刁丽的脸上也确实有伤，于是逮捕了汪勋厉。另外他们还没收了汪收藏的12把手枪、10把来福枪和一把散弹枪。这些枪械大多数是汪勋厉在新墨西哥时购买的，新墨西哥州的枪支管理相对宽松，但根据当时加州的控枪法，不允许私人收藏攻击性武器（这条法律已于今年6月被废止……），所以汪勋厉因家暴和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被警方逮捕了。

后来刁丽撤销了起诉，汪勋厉很快就被释放了，不过重视员工背景调查的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还是直接将他解雇了。

不久之后，刁丽带着孩子离开了美国，临行前她让汪勋厉把艾尔蒙地的房子卖掉，拿走了房款的一半（10万美元），还让丈夫每月支付自己2000美元的赡养费（虽然两人并未离婚）——汪勋厉之所以没有异议，大约是刁丽以家暴案撤诉作了筹码。

房子被卖掉后，汪勋厉的父母，也一气之下回到了成都，汪勋厉变得一无所有，只能自己租房居住，或许因为被逮捕和遭解雇的记录，求职也很困难，最后只好到一家做军工零件的小公司（Q-Tech）做检测技术员，年薪也从10万美元跌至4万——按照汪勋厉那位朋友的说法，“这次家暴事件毁了他”。

（汪家被卖掉的房子在艾尔蒙地的Windsong街，也是风格相似的联排别墅）

家暴事件后，刁丽曾打电话给父母，表示想要离婚，刁爱平夫妇则劝她要为三个孩子着想，好好修复关系。刁丽这次回国呆了整整两年，这期间她大多跟着父母住在一起，间或也会去公婆家，和他们一起抚养孩子，可她的丈夫汪勋厉，依旧从未现身（按理说，这时他已经被“军工企业”解雇，没有什么不能回国的理由了）。

2014年底，汪勋厉和刁丽开始考虑复合，在这件事上，双方的父母起了主要推动作用。汪勋厉对友人提起此事时，只是淡漠地表示，如果复合的话，刁丽就有可能会把10万美元的房款带回来。

刁丽则在决定回美国前挣扎了很久。她的母亲张舒对朋友说，因为辗转于两国之间，小孩们在国内课程跟不上，又考虑到国内课业压力大，美国课程相对轻松，刁丽才下决心回美国。

而且刁丽还没有拿到美国绿卡，如果和汪勋厉离婚，那么她便既无工作、也无身份，还要抚养三个孩子——这样的沉没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刁丽在回国之前，逼着汪勋厉卖掉房子，她想要从这7年一无所得的婚姻里，至少得到某种“补偿”。

其实凭刁丽的家境、学历、工作和外形条件，在国内绝对可以找到个条件更好的男孩，也许当年，怀着出国梦的她，认为和汪勋厉的婚姻是不错的选择，可事到如今，却已经被这场婚姻“套牢”了。

2015年2-3月间，刁丽带着三个孩子返回美国。同年7月，他们搬到了西柯汶纳市，在那里购买了新房，也就是惨案发生的这栋联排别墅。

按照刁丽的说法，一开始汪勋厉“对她很好”，他有工作、会帮着自己做点家务、对孩子们也挺和蔼——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男性最起码的要求，却已经是汪勋厉为父为夫的“高光时刻”，可想而知，两人之前的婚姻质量，究竟有多么糟糕。然而一个月后，汪勋厉再度失业，之后便故态复萌，两人又开始陷入激烈的争吵。2015年9月，为了养家糊口，汪勋厉帮刁丽重新申请了护士执照，终于允许她出去工作。不过工作挣了多少钱，刁丽完全不知道，“因为所有工资都直接进入银行账户，而账户完全由他掌握，我连密码也没有”。

2015年底，刁丽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为父母申请了探亲签证，他们原先的计划，是在美国居住半年。据刁丽说，“家里气氛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不过她下班回家后，父母会提及他们和汪勋厉的谈话，却又常常欲言又止，显然双方经常发生不快。

到了2016年4月间，刁爱平夫妇和女婿的矛盾愈演愈烈，据说争吵的焦点，是汪的“失业问题”，而汪则认为，岳父母只是“瞧不起他”。一次刁丽回家后，父母告诉她，汪勋厉在和岳父争吵时放话，“我要你消失，连警察都找不到你”。但两位老人当时都以为，这也只是火气话，汪勋厉“不至于这么狠”。

刁爱平夫妇在美国过得很不开心，但是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夫妻关系，很少向她抱怨。他们几度想提前回国，最终把回程机票提前到4月15号，当然回国提前这件事，汪勋厉也知道。

2016年4月13日，刁爱平夫妇开始为回国做准备，白天他们先和女儿外出，买了捆绑行李的绳子，接着一起回家吃晚饭。晚上18点30分，刁丽离家去医院上夜班，留下父母、丈夫和三个孩子在家。

不到两个小时之后，刁爱平夫妇双双毙命。

走火？自卫？

2017年7月31日，“汪勋厉案”在波莫纳高等法院（Pomona Superior Court）完成了预审，2018年09月正式开庭。

两年之后的汪勋厉，似乎瘦了不少，他身穿蓝色囚服，坐下后一直抖腿，但表情依然平静。刁丽和汪勋厉的大女儿和大儿子，都作为控方证人出庭。除了大女儿偷偷瞄了一眼父亲外，刁丽和大儿子，全程都没有直视过汪勋厉，而汪也从未看向他们。

根据汪勋厉的说法，自己枪杀岳母，是因为搏斗中“走火”，而枪杀岳父，则出于“自卫”。以下是他对2016年4月13日当晚的叙述：

（2017年7月31日出席预审的汪勋厉 by《侨报》）

妻子外出工作后，岳父刁爱平叫他上楼，表示有话要说。汪勋厉来到二楼岳父母的卧室，他们告诉他，两人打算在此常住下去。汪勋厉表示反对，双方开始激烈地争吵，岳母张舒开始对他推推搡搡，还挑衅地喊道：“有种你打我啊！怎么不动手？你个胆小怕事的东西！”然后她威胁汪勋厉，如果他不动手，就用自己的头撞墙。

汪勋厉判断，岳母是想要挑起事端，造成肢体冲突，之后报警告他家暴。因为有了2013年那件事的前车之鉴，他对此特别警惕，所以这次他“特别克制情绪，还把双手放在背后，缓缓退到了走廊”。

见汪勋厉表现冷静，张舒便冲进卧室，抄起一把锋利的切肉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说：“你现在就得同意让我们留下来，否则我就抹脖子！”接着刁爱平从妻子手中接过切肉刀，指着汪勋厉，步步紧逼：“我要把你脑袋砍下来！”

被逼无奈的汪勋厉，声称要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就会逮捕岳父，把他关进监狱！然后他就会被遣送出国，再也没法来美国了！”听到这话，张舒的态度急转直下，她双膝跪倒，声泪俱下地恳求汪勋厉：“别报警！看在我女儿的份上，原谅我们吧！” 汪勋厉告诉岳母，除非他们夫妻立刻卷铺盖走人，再也不回来，他才会原谅他们。接下来，刁爱平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表示他们要商量一下，汪勋厉则在自己的主卧室等待。汪勋厉等了一会儿，整个二楼都非常安静，他感觉“有点害怕”，便拿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推开了岳父母卧室的门。

谁知一推开门，躺在地板上的张舒，就立刻抱住了他的一条腿，接着刁爱平便冲了上来，和他争抢手枪，争执中手枪走了火，一枪打在了张舒的脸上。接下来刁爱平手持切肉刀冲了上来，汪勋厉为了自卫，不得不也朝他了开枪，因为紧张，他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汪勋厉自称想要自杀，可又觉得“非常愤怒”，所以他回到自己房间，将手枪重新装满子弹，朝岳父岳母又打了若干枪。这时，他想到自己的三个孩子，于是他“谷歌”了一下警察局的地址，决定亲自步行前往警局自首（汪勋厉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没打911，是因为害怕警察会吓到孩子），而正当此时，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

显然，这份说辞逻辑混乱又漏洞百出，甚至有点可笑。首先，刁爱平夫妇早就通知国内的亲友，自己将于15日回国，就算是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也不可能不和女儿商量，直接告诉女婿。

其次，汪勋厉试图用“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才没有自杀”来打亲情牌，可他儿子和女儿的证词，却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

汪勋厉的大女儿作证说，她听到父亲和外祖父母的争吵，马上带着大弟弟躲进了一楼卫生间。这期间他们听到外祖父让汪勋厉“不要吵”，还听到外祖母的哭喊声，并提到“警察”，不过孩子们只懂少量中文，都无法说明具体的争吵内容。

他们的小弟弟，当时则和外祖父母在一起，第一次枪响之后，小男孩（当时他只有三岁）一个人下了楼，和姐姐弟弟一起躲进了卫生间，他的睡衣上沾满了鲜血。

这时汪勋厉的大儿子悄悄上了楼，他看到外祖母跪在地板上，父亲汪勋厉站在她面前，“离得很近很近”，并朝她大吼大叫，大儿子惊恐地跑回卫生间，又听见一串“砰、砰”的枪响。而直到警察到来，父亲汪勋厉都没有下楼，也没有来确认三个孩子的安全。

汪勋厉的大儿子还作证说，在案件发生之前，父亲曾逼他们玩一个射击游戏，标靶正是自己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当检察官询问他，是否在法庭中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小男孩回答道：“我不想看。”

而最能反驳汪勋厉说辞的，则是法医给出的证据。

通过尸检解剖发现，刁爱平夫妇各中了12枪，大部分都是致命枪，其中一枚子弹，甚至射进了张舒的头骨——这是明显的过度杀戮（overkill）。汪勋厉对岳母开枪时，是一枪爆头的“行刑式处决”，开枪者处于压制性的上风时，才能够摆出这样的姿势，完全不可能是争夺武器时的“开枪走火”，汪勋厉身上，也没有一点扭打的伤痕。

汪勋厉自称为了“自卫”，才向岳父刁爱平开枪。然而岳父倒下之后，汪又第二次向他补枪，而且枪枪致命。若真如他所说是自卫，又为何返回房间填装新子弹，向已经无力反抗的岳父岳母再次开火？

根据法医的推测，中枪过程中，两位老人直到最后都处于清醒状态，也就是说，汪勋厉第二轮补枪时，他们都还活着。现场的照片里，张舒的双眸，惊恐地睁得很大——她死不瞑目。

2018年10月1日，陪审团判定汪勋厉两项一级谋杀罪均成立，2019年1月2日，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直到最后，汪勋厉也从未认罪，我们也无从知晓，惨案发生那天，究竟是什么引爆了这场致命的争吵。

不过，也许刁爱平夫妇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像汪勋厉这样孤僻、偏激又有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的人来说，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是悲剧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