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身边的陌生人》，陈拙，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12年11月28日的午夜，我一定是这个县城里，唯一一个正在杀人的高中生。狭长幽暗的学校宿舍走廊，十几个人围住我，拳打脚踢。眼镜碎了，面前变成一大片模糊杂乱的影子。摔倒又爬起来，带冰碴的污水打湿了我的单衣和校裤。
心脏猛烈撞击胸口，我不觉得冷，却控制不住颤抖。反击几乎在瞬间完成。右手腕和虎口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疼，折叠刀不知什么时候脱了手。
打我的人一哄而散。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那些叫骂、哭嚎、骚乱声，也听不真切。一股巨大的嗡嗡声，在我的脑袋里回荡。
只有我还站在漆黑的走廊上。
视线里开始有光亮出现。胆大的同学从寝室门探出身，打开电筒或手机探照。光团越来越多，慌乱地掠过天花板、墙壁、地面，偶尔停留在我的脸上，刺痛双眼。
在那些光团里，我看到了“瘦子”。他正在我的脚下抽搐，旁边只剩一个同伙抱着他哭喊。
我的喉咙里有股铁锈味，脸上淌着血，浑身都是血——别人的血。
穿过宿舍5楼的走廊，没人敢接近我。我把折叠刀扔进走廊的垃圾道，躲进宿管的房间。
“我拿刀捅了人。”电话里，我无法向爸爸讲清楚自己是否受伤，只觉得浑身疼。
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此时此刻，我能感受到身体里异常兴奋的情绪——我终于不再是被欺负的一方了！
倒在血泊中的瘦子，已经被救护车接走了。
513号是我的寝室，门还开着。我匆忙套上羽绒服，带着仅有的70块钱离开。
寒风中，最先找到我的是老叔，他在学校当老师。
“我把人捅了，他们欺负我。”我念叨着，颤抖着，说清了这句话。
“你把你自己给毁了。”老叔在车上只有这一句话。
2012年11月29日零点起，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逃出学校没多久，警察就来了。打我的学生们被挨个揪出来。此时我正躲在1公里外的县医院，站在厕所镜子前看着自己。我的脸和双手沾满了血，血迹已经暗红干枯，蹭得羽绒服污秽不堪。我把衣服翻过来穿，用冰凉的自来水搓洗着脸。
老叔正在找医生了解瘦子的伤势，说真的，我还沉浸在打架的兴奋中，没顾上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妈妈打来电话，和平时我做任何事一样，骂我，不停地骂。我告诉她，我知道自己下手很重，瘦子可能会死。
爸爸也打来电话，说联系了公安系统里的亲戚商量解决办法。亲戚很为难，唯一的建议是不要立即自首。
如果继续躲在室内，可能会被警察围住，我从厕所窗户翻出，跑进医院后面的停车场等待爸妈的出现。
停车场一片寂静，岗亭亮着灯，没看到保安，只有条狗时不时叫唤。停车场的另一侧，太平间外墙的制冷机响个不停，我估计那边是监控死角，钻进停在角落的两台车之间，猫下腰竭力躲避寒风，竭力隐没自己。
我在原地愣神，直到爸妈找到了我。同样害怕被监控照到，他们把车停在了医院外面的小巷里。
听着妈妈一路的骂，我回到了家。脱掉沾血的衣服，换上爸爸的秋衣、毛衣、夹克、军大衣和工装裤。
没多停留，我又跟着爸妈坐车去了县医院对面的小区和亲戚们会合。爸爸和当医生的六爷爷、当老师的老叔约在小区车库里见面，打听瘦子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一行5人怕太显眼，分成两批走进小区。四下寂静无人，六爷爷家车库的卷帘门慢吞吞地升起一半，大家钻了进去。
瘦子是颅脑开放性损伤，就是从太阳穴附近捅进去的那刀，破坏了他的大脑。他有80%的可能死亡，活着也是植物人。县医院说治不了，已经被转往市医院。
我爸又联系了亲戚，希望打听到警方对这件事的态度。因为瘦子的伤势太重，这起欺凌与反击无法避免地成了刑事案件，我已经成为涉嫌故意伤害的犯罪嫌疑人。
爸爸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说，必须等瘦子的治疗有了结果，他才会带我去自首。
整个讨论过程，我没有机会做出任何决定，仍然沉浸在杀人的亢奋中，对大人们的安排做不出丝毫反应。
就算我当时是冷静的，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出路做决定。听着老叔埋怨我爸脾气坏，没有给我起到好的示范，我接受了长辈们的安排——逃跑。
包括这次逃亡，从小到大，我服从的都是“他们的意思”。在这个县城的大家族里生活，我身边的长辈不是医生、教师，就是官员、警察和小老板，各路关系四通八达、安安全全，各种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本来我想，我的人生恐怕摆脱不了这个家族的安排——可能这还是很多人羡慕的——除非我学习足够努力或者做人足够坏。
不过我对这个家没什么感觉。除了要零花钱，就是跟着他们参加各种亲戚的婚丧嫁娶，没和父母有过什么像样的交流。我一直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不是在看书玩游戏，就是被催着干活。
“被决定”逃亡后，爸爸开着送货的卡车，妈妈坐在副驾驶，我躲在后排，连夜离开了家乡。
已经是29号凌晨3点多了，县道上还残留着积雪，逃亡的卡车在黑夜中不敢开得太快。车厢里晃晃悠悠的，我的脑子已经彻底不清醒了。
“出这种事，不能怪你。”爸爸看着前方漆黑的县道对我说，“从小就没怎么管过你，有什么事你也不跟我说。要是他们欺负你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哪怕跟任何一个亲戚说一声呢……”
我默默听着爸爸的反思和妈妈的抱怨，气氛似乎和平日里没有区别，都是我早就听惯了的话，只有逃亡这个背景是新的。
凌晨5点，捅人的兴奋感渐渐消退。睡意袭来，我打起精神看着窗外昏暗的景色，就快到距离学校50多公里外的小镇了。
9岁那年，我随爸爸来这里打工，镇上厂子多，交通发达，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听说不少犯事儿的人都会选择在这里躲藏。
车停在镇外的大桥前，我和爸爸下车，去大桥另一侧跟舅舅碰头。爸爸让我赶紧钻进舅舅的轿车后排，他在外面简单解释了一下就匆匆告别。
在舅舅的职工宿舍里，我一觉睡到早上10点多。
吃完饭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打开了电脑。暴风影音首页推荐的电影封面吸引了我，上面是一个在雨中张开双臂的男人。
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一个在监狱里讲述自由是什么的故事。
电影里有句台词：希望是危险的东西，会把人逼疯，在监狱里毫无用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或许是想为以后坐牢提前做些准备。
电影演到肖申克的狱友试图帮助他翻案，却被狱长谋杀时，舅舅回来了。他给我买了3张不记名的手机卡，给了500块钱，又装了一包吃的，“我不送你了，你自己坐车吧。”
舅舅在赶我走。我知道，他害怕了。
我不怪他。舅舅从小特别疼我，但他和我爸不是一类人。我爸16岁就在社会上瞎跑，舅舅则凡事安稳第一。
我站在街边的公交站，想着警察的追捕，看着过往的车辆。我突然想去海边，说不定可以跑到国外，于是换上一张手机卡联系爸爸，告诉他自己准备坐公交车离开。
爸爸警告我别坐新式公交车，我丢掉第一张电话卡，换上新卡，坐上一辆私人运营的中巴。
那一刻，我有了逃亡感，也感觉自己第一次逃离了长辈们妥妥的安排。
那天下午，我在外面游荡了四五个小时，倒了几趟车，和卖菜的大妈问过路，向东走，希望能到达海边。
我越来越累，被群殴时留下的疼痛还在身体上，击倒瘦子的兴奋感还在折磨着我的神经。
饿，却一点吃不下；困，又睡不着。我趴着车窗注视街上的行人，直到太阳落山，在距离海边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接到了爸爸让我立即下车的电话。
我在一片桃园旁下车，躲进林子丢掉第二张手机卡，等着爸爸来接我。
事发整整一天后，那个夜里，我又回到起点，偷偷回到了家。
这一次，家族里的人基本都到齐了。几位爷爷辈的老人围着炉子烤火，叔叔们端着热水站在他们身后。
屋里的氛围有些沉重。我刚进门，坐在炕上的奶奶就开始痛哭。怕老人家受不了，我被带去了厢房。
我知道，大人们在考虑我的未来。公务员、生意人、老师，这些曾经听的最多的种种安排不见了，我只听到一点，长辈们认为我肯定能跑得掉，“但问题是以后还能不能回来”。
这个家族除了我爸，没人混过社会，连打架都很少发生。当着所有人，爸爸郑重地问我：想不想跑，想跑到什么时候，以后这辈子还能干什么？
“不知道，你们定吧。”我满脸茫然。
再次回到长辈们的“安排”之下，有那么几天，我过着毫无规律的生活。困了就睡觉，醒了就玩游戏，还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和整整4季的美剧《越狱》。
这段时间，市里当干部的姑父收留了我。他每天出门前会把我反锁在卧室，仿佛主人上班时担心小狗在家乱跑一样。
我被关在卧室，瘦子则无法走出市医院的重症病房。有那么几天，我和他的距离不到3公里。我希望他能被救过来，我想只要人不死，就还可以私了。
一天吃晚饭，姑父告诉这事儿判不了死刑，毕竟我还没成年，而且起因是瘦子带人殴打我。他估计我肯定逃不掉刑事责任，他说如果进去了，他会找关系照顾我，“以后出来想混社会，就给你介绍大哥”。
我从来没混过社会，也不知道怎么混。见过的最像社会大哥的人是同学，他跟我同名，但人家的爸爸是乡里的扛把子，开石料厂、修公路，有钱有背景。
无聊的时候，我会在窗边俯瞰外面的街景。我住在5楼，经常看到马路对面的酒吧门口有人打架，酒瓶子没事儿能飞出几个。
最狠的一次，双方各出动了十几二十人。酒吧看场子的人跟他们商量换个地方，但是双方拿着刀当街就砍。
其实多数人都是充场面吓唬人来的，只有领头的几号人真砍。他们下手应该是收着力量的，在身上划出口子流点血就完了，不像我，被学校里的小混混打懵了，就真往死里还击。
浑浑噩噩的生活持续了一周，爸爸来到姑父家，他说瘦子的状况很不稳定，转院去了北京。
如果瘦子死了，不能再因为我的事情连累亲戚了。
从姑父家出来，感觉爸爸特别烦躁，他以前得过精神分裂，就跟发病时的状态差不多。他紧皱眉头，眼里布满血丝，双眼一直瞪着。
我开始害怕了。
在车上，他要求我详细还原28号那晚和瘦子打架的过程，我回忆不出，爸爸突然抡起巴掌扇了过来。
警察继续追踪。爸爸偷偷送我去了另一个县城。
一路上我都不敢说话，静静地听着爸爸和他发小商量赔偿，写谅解书的事情。他们说这事已经不能私了了，因为性质算刑事案件。
爸爸说家里只剩10万存款，还得跟亲戚朋友多凑点钱。民事的部分解决好，刑事的部分会有更多余地。这几天，他找遍了我的同学和老师，求大家帮我写材料，证明我学习不错，是个好学生。
这个县城里，收留我的是一个汽修店老板。投奔他之前，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那阵子，环北京的工厂还没怎么限产和裁员，小饭馆里熙熙攘攘，大家讨论着自己家里的事，翻新房子、送孩子去市里上学、给老婆买礼物。
上菜前爸爸告诉我，他试过联系赵茜，希望她能出面，证明是瘦子带人先威胁了我的安全。
赵茜是我喜欢的女生，和瘦子他们发生冲突的起因，正是因为她。
然而赵茜不肯帮忙，她只接过一个电话就消失了。我爸去她家找人，发现他们全家都离开了。
我很失落，吃不下饭。我总在想自己对赵茜一片真心，却换不回一点情感，哪怕可怜我也好。
说出来像个笑话，虽然我背靠大家族，看似什么事都是妥妥地被安排好，可我却是被同学欺负着长大的。我长得胖，跑不快，你能想象有人会突然冲过来抽我一巴掌，然后跑到远处嘲笑在后面辛苦追逐的我吗？
因为受人欺负，我经常和同学争吵，却总是在老师面前受人诬陷，成为到处惹是生非的坏人，即便我学习成绩还不错。以至于上高中后，我试过逃课、在学校厕所抽烟、趴在教室窗户上对女生吹口哨，我真的试图当个小混混，跟大家称兄道弟，希望能获得自尊。
我喜欢上了临班的赵茜，给她买零食、帮她做题，希望这段关系能持续下去。我甚至开始尝试交朋友，以为自己真的和过去不一样了。
直到事发前一天，11月28日白天，我在给赵茜讲题时收到了大壮发出的警告。
当着赵茜的面，大壮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以后离她远点。傻X，信不信我打死你！”他还想进教室拿凳子砸我，但被劝阻下来，“你给我等着，今天打不死你。”
我不能在赵茜面前表现出害怕，即便我们还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我必须向她证明点什么。
可是就在那天的晚自习前，我寻找帮手的努力失败了。朋友们半开玩笑地建议我：挨打就躺好，报警和大壮要钱花。当然，他们可能都怕大壮，因为他和瘦子都是学校“十二太保”的成员。
能帮到我的，只有亲戚送的那把锰钢折叠刀。刀背半公分厚，全长20公分，握在手里很有分量。
回宿舍拿刀时，大壮来班里下战书了。同学问我怎么办，我从裤袋里掏出刀，“拿刀捅他们。”
其实我只是说说，我整晚都很紧张，但没有一个人在乎我要面对的险境。教室里只有老师注意到我状态不对，但我没告诉她真相。
下了晚自习，已经有人在513寝室门口盯梢了。看到我进屋，游走在楼里的“打手”们聚拢过来。瘦子带头，大壮跟在队伍最后，十几个人堵死了门口。
室友们放下手里的夜宵，默默观察着现场的情况，没人敢轻举妄动，哪怕是喊宿管过来都不敢。
“你欺负我兄弟是吗！”瘦子凶狠地问。
“你们想打架还是怎么着？”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怂下来。
“想打架！”
“我去找人。”
我到4楼找人求助，打手们就跟在身后。还没来得及跟同学说清楚，查寝的宿管把所有人骂走了。
瘦子让几个人留在5楼继续盯梢，其他人分散到各个楼层待命。我独自离开宿舍楼，去找另一栋楼的朋友帮忙。那栋楼里没有高年级学生，已经锁门了。朋友意识到这是来真的，在电话里焦急地嘱咐我回寝室躲好，他会想办法出来帮忙。
宿舍楼已经熄灯了，赶在锁门前，我狂奔上楼，希望赶回513，关门撑过这晚。
三楼四楼有人开始叫嚷着要抓我了，就在登上五楼的台阶时，我被揪住了。
人们呼啦一声围上来，我拿出折叠刀，“今天谁打我谁后悔！”我以为只要有刀，就能吓跑他们。
漆黑的走廊里没人注意到，这是把20公分长的锰钢刀。
“你别吹牛逼了！”瘦子骂骂咧咧地扇来一巴掌，我的耳朵开始嗡嗡响。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打我，拳头、鞋底甚至金属棍。
我被打倒，眼睛打碎，强撑着爬了起来，死死抓紧瘦子的衣领，忍受着其他人的殴打，将怒火和委屈全发泄在了瘦子身上。
一年后站在法庭上我才知道，瘦子中了6刀。两刀在肚子，两刀在脖子，一刀在左肩；还有一刀，在太阳穴。
把瘦子捅伤后，我在县医院的厕所里联系过赵茜。那时她的电话还能打通，她一直在哭。
我想向她解释，或者说是交代。当时我觉得，说清事情的因果，就没什么对不起她的了。接下来的一切，我得自己面对。
可是，哪怕再过一个半月，我才刚满17岁。
我幻想过自己可以充实地度过高中生活：有女友，有兄弟，有别人的尊敬，有对自己的认可。
然而我只是个刚上高二，身高1米73，体重快两百斤的胖子。认识一个处在暧昧关系中的女同学；没有能帮忙出头的兄弟；被学校里的混混们看不起；内心完全没有自信。
我对人生的唯一规划，是考上中国科学院大学，当物理学家。然而老师早早告诉我，我能考上个一类本科大学，当个物理老师就不错了。
这个充满混乱和血腥的午夜之后，我连自己唯一明确的事情都无法完成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成为怎样的人。
修车厂是这场逃亡的最后一站。我在这躲了半个月，享受着打工的乐趣，恐惧着可能突然出现的警察。
修车厂老板是个办事滴水不漏的中年男人，从不问我任何个人的事情，只当我是来打工的小孩儿。
爸爸也没透露实情，只说我打架惹事要躲几天。看老板的态度，只要遇事的时候能把他撇清，他不会在乎我具体犯了什么事。
老板的厂子规模不小，前面是修车店，后面是钣金厂。除了喷漆时刺鼻的味道，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会跟着工人们摆弄各种零件、液压设备、大锤，把撞瘪的车恢复原状。两个星期后，我就能独自处理一些问题较小的事故车了。
我喜欢和那些铁家伙打交道，事情变得如此简单，只要按照物理规律，就能把破损的东西复原。我很有成就感。
渐渐有人称呼我是“小师傅”，还给我买烟套近乎。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然而每天收工后，我的身份只剩下“亡命徒”。我会躲在黑网吧消磨时间，用的是网管藏在抽屉里的那捆身份证。
开始逃亡时，我总担心有人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异常，但我渐渐明白，陌生人根本不会关注我。就像网吧里的客人，要么在玩游戏，要么在搞线上赌博，哪有精力研究我是谁。
我只是觉得自己很特别罢了。
我习惯坐在靠近厕所的角落，赶在坐牢前多玩几把游戏。
偶尔我会搜索自己的名字，想知道人们对我的评价。
事发没多久就有记者去学校采访了，我被描述成了因为情感纠纷而故意杀人的高中生，我还没成年，但报道里已经出现了我的真实姓名。
这下我可出名了。
我在网吧的夜生活很快被两个查身份证的警察打破了。那天我远远看见警察在逐个检查，于是起身去找网管买了包纸巾，假装内急躲进厕所。这两个警察八成不是为我而来，但我仍然紧张得心脏狂跳。我从厕所窗户跳到一楼，跑回修车厂。
以后我很少离开厂子，晚饭就在门卫大爷那儿蹭，再一起看电视到八九点。大爷是东北人，带着老婆孩子给老板打了十多年工。他年轻时经历的比我多，打架斗殴对他都不算事。
在逃亡之前，我没接触过真正的社会。看着修车厂老板每天干的事情，我终于发现了比学校里的小混混们狠得多，社会得多的人物。
有两个司机在路上出了事故，追尾的人又穷又横，被撞的人不要钱只要对方服软。他们都认识老板，没找警察而是找老板解决。
老板就在办公室里拍了板，他出钱修车，让追尾的朋友认个错，事情就算两清了。那场面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白天老板处理江湖事务的办公室，晚上就是我的卧室。空旷的厂房只有我一个人，外头在下雪，办公室里整夜开着空调。烦了我就在雪地里抽根烟，实在忍不住了，我开始想给人打电话。
我不敢用自己的手机，就用厂子的固定电话联系赵茜。我觉得自己付出了特别多，赵茜说不定会对我以身相许。
话筒里传来了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赵茜为了躲麻烦，手机号都注销了。我撂下电话，闷头倒在单人木板床上。
我又给一个哥们儿打电话，足足两小时。从上学一直聊到以后的人生，我们两个未成年人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唉声叹气，他告诉我虽然学校禁止讨论，但大家对我的评价不好。当时我就憋不住了，在电话里哭出了声。
2012年12月23日，瘦子死在了病床上。
我已经没有理由继续逃了。
第二天晚上离开修车厂前，送给门房大爷一条烟。以前我不懂这套礼数，都是在修车厂跟大家学的。大爷以为我已经躲过风头，在我爸面前夸我懂事，让我回去好好上学。
“上不了啦。”临走前，我爸交了实底，这回再跟别人描述，真的只能说“捅死人”了。
瘦子去北京不过三五天，伤情恶化到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瘦子的爸妈把他接回县医院，没几天他就去世了。
当晚11点多，爸爸没敢直接带我进村。警察已经在附近不定时地巡查了一段时间，我不可能大大方方地回自己家了。
爸爸带我从满是积雪的农田里绕道。刚到村外，两盏车灯突然在远处的灌木丛后亮起，我们的身影在漆黑的小路上被照得一清二楚。
我问爸爸前面干什么呢，他也犹豫了一下，以为有人在逮兔子。当灯光开始逼近，我们才意识到，是警察。
我和爸爸掉头钻进地里，身后响起了警笛声，两台警用摩托车的油门轰鸣，还有人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我在塑料大棚之间躲闪，穿过农田附近的小树林，跑一阵再藏一会儿。在河堤旁，爸爸让我从结冰的河面继续逃，他决定去找警察沟通。
我躲在一间废弃的加油站，捡了块破木板坐在上边，我已经不在乎是否会被警察定位，打开手机想找个人说说话。
诺基亚手机的开机画面亮了，屏幕上两只手握到一起。我盯着数字键盘发愣，不知道应该联系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满是尘土，有月光照进来的破加油站里，我默默地玩起贪食蛇游戏。一条命接着一条命。爸爸打电话过来了，他要接我回家，警方最后给一次机会，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去刑警队。
2012年12月25日早上6点多，通宵给亲戚打电话的爸爸叫醒了我，“起来，去县里。”我什么都没收拾，洗漱完毕就跟着上了车。对门的老太太刚遛完鸟回家，她看了我一眼，关上门。我夜里被警察追的事情，全村应该传遍了。
去刑警队的路上，我在亲戚家停留了片刻。大姑准备了煎饺，二叔买了不带拉链和鞋带的衣物。有长辈嘱咐我，不能轻信任何人，把当时和瘦子发生冲突的起因讲清楚，错误不完全在我这儿。
我爸说：就算你当时想弄死瘦子，也不能表现出来，这件事里，你也是受害者。
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我一直坐在讯问室里回答警察的问题。从大壮发出威胁，瘦子带人来打我，一直讲到一个月来的逃亡。
在口供上签字时，我看到警察把案件性质定成了“故意杀人”，我懵了，看着爸爸不知道该不该签字。
我想逃跑。
我的双手被铐在了身后，警察开车送我去做体检。手铐没有卡死，我缩紧手指试图挣脱束缚。守在一旁的警察发现了我的小动作，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手铐卡紧，陷进肉里。
当晚我就被送到了看守所的未成年号子。看守打开铁门，号子里的人刷的一声都站起来大喊：“领导好。”声音特别大，我被吓了一跳。
看守队号里管事的人嘀咕了一句：“照顾点儿。”然后对所有人说：“都别惹他，高中生故意杀人。晚上别让他出事。”
看守关上铁门离开时，大家又齐声大喊：“谢谢领导关心。”
刚进看守所，我已经不想活了。
第一晚真的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演的那样难熬。我翻来覆去地想着外面，不敢接受眼前的事实，一直迷迷糊糊地熬到了白天。
我丝毫没有新犯人的低声下气，说话做事都挺横，不愿意遵守号子里的规矩。
我被其他人收拾了，一副沉重的手铐和脚镣锁住了我，脚镣的另一头被拴在地铺的铁环上，限制了我的活动范围。足足有一个星期，我连腰都直不起来。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一个星期。
我开始装疯卖傻，假装大小便失禁。我不吃饭，白天看别人干活儿，晚上等他们睡觉了就开始折腾。有人警告我：“你他娘的要想活就活，不想活了哪天给你枪毙了。”
有一段时间，我每星期要接受两次提审。在通往提审室的路上，会经过看守办公室，那边的走廊上放着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标语。
因为号子里没有镜子，大家总会在有机会经过时撇自己一眼，我不爱看自己，甚至有点讨厌看到自己。我觉得自己无比失败，什么都做不成，自己的前途还因为一时冲动全毁掉了。
有一天爸爸来探望我，他说我瘦了，问我是不是吃了不少苦头。我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变化，因为是冬天，身上穿着肥大的棉衣。借着去提审室的机会，我假装鞋被踩掉，跪在走廊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看清了镜子里的自己。
我都快脱相了。进看守所时我有两百斤重，三个多月就瘦得只剩一百四五十斤，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在未成年人的号子里混的太差，没人缘，没规矩，成天被教训，看守把我安排去了成年人的号子。我因此遇到了高叔，给他当了一年多的跟班，心甘情愿地替他洗衣服叠被子。
高叔很神秘，他可能是全看守所最有钱的人。号里的烟都是他出钱买，其他人吃着难以下咽的菜汤馒头，偶尔买香肠方便面改善伙食；高叔却顿顿吃小灶，有鱼有肉，而看守所里的吃喝，比外面至少贵了一倍。
他说自己因为商业上的矛盾，因为偷税漏税被抓。他估计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不是无期就是无罪。
高叔把一部分日常管理的工作交给了我，每天我要写号子里的日志，他觉得我写字难看，就拿过本子自己先写一页当作练字的参考，让我模仿他的字体练。他还让我练胆，在号里当众念报告。
我练了两三个月字，高叔没夸过一句。直到有天他把本子甩给我彻底不管了，我才知道高叔认可我了。
高叔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无聊。他在看守所里不用干活，平时除了看书就是管理号子里这一亩三分地。但是我觉得，他是第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
字写得横平竖直了，我开始思考着，自己应该再做成一件事。
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总跟在高叔身边。看新闻联播时，高叔会掏出一根烟，他先抽四分之三然后交给我，我抽两口再决定传给下一个人。然而每当我给别人烟时，大家都不搭理我。
我变得想在号子里过得好一些，悄悄请高叔分析我身上有什么问题。高叔说我不合群，让我多和别人说话，哪怕聊一些“不咸不淡的屁话”也行。
我是一天说不了一句话的性子，却在号子里渐渐变得喜欢和别人交流。号子里什么人都有，我喜欢听大家吹嘘在外面的经历。
拉皮条的人告诉我，对不听话的姑娘要下狠手打，但是他把自己和姑娘们的分账比例从四六分提高到三七分，该给的钱要给到。
给赌场看场子兼放高利贷的人心眼多，他们会盯紧人傻钱多的客人，先伺候人好好赢几把，再让他有输有赢彻底陷进去，之后的一切都变得水到渠成，押车、卖房甚至卖老婆孩子都可能。
捅死瘦子之前，我的世界是由同学、老师和家人构成的。自首以后，我有了另一条了解社会的途径。
我在看守所度过了17岁和18岁，接到了故意伤人致死的判决书。在终审法庭上，爸爸流着泪告诉我：“以后要靠自己了，做事之前动动脑子，想想后果。”
2014年5月4日，我从看守所转入监狱，爸爸第一次坐下来和我好好聊了聊。他知道我心气高，也知道我在看守所里被人收拾得很惨。他劝我当个小人物，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好，能安安全全地过完一生。
我当时半是吹牛半是真心地对他说，自己在里面认识人，出来以后好好混，“你们歇着，我养。”
爸爸看着特别高兴。
我减过7个月刑期，在2016年5月24日出狱。从2012年11月28日和瘦子发生冲突算起，我的人生比同龄人滞后了近4年。
出狱那天，爸妈、二叔、老叔、二爷爷、六爷爷、老舅他们都来了，其他亲戚就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回家没多久，我主动要求继续上高中，参加高考。我爸不同意，非要拉着我帮他做生意，再过几年给我在村里盖个房，找个家附近的女人当老婆。
为了决定我出狱后的人生，全家族人又聚到了一起。我读书的事情，有赞成有反对还有亲戚保持中立。
但我已经不想再被别人决定未来了。
我对爸爸发誓，就是讨饭也要继续读书。他没拦我，只答应管我一年学费，以后的钱只能我自己想办法。
六爷爷联系了隔壁县城的高中，安排我接着读高二。当时我剃了个圆寸，在监狱里用自制的健身工具练成挺大的块头，同学都好奇我的身世，我撒谎说自己是退伍兵。
高二只读了两个月，我焦虑得不行，直接去读了高三，想赶紧高考。那半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想多赶回点功课。但是我离本科线差了5分，出狱以后我第一次哭了。
我不想再考一年，眼看当初的高中同学都开始找工作了，我决定读大专，选了机械制造专业。这得感谢逃亡时，我在修车厂当学徒的日子。
我重新选择人生的方向，没有家人的安排。我打算毕业后去南方工作几年，积累些经验再回老家做体育器材生意。我已经考了健身教练资格证，坚持着在监狱里养成的健身习惯。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去年我在大专的学校里看到征兵的条幅，晚自习时偷偷在寝室里上网报了名。其实我对当兵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当上。如果能，我就去。
我想洗白自己。想在那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档案上，给自己添一笔正面的记录。
我偶尔会想象，如果自己没有杀人，之后的人生会不会如同家族的规划那样，当个公务员，安稳地度过一生。说不定，当兵以后我就能回到这条路上。
然而我接到了被拒绝的电话。那头没有直接说明我有前科，只是说我年龄有点大。我心底知道自己当不了兵，审查肯定过不了。但是我犯罪的时候是未成年人，万一有机会呢？
有些事情我现在还很在意，刚出狱的时候，我整理了自己的QQ好友，当初和我坐过同座的班长，已经把我删除了。过去我俩关系很好，都是班上的好学生。
我心里有点别扭，但知道人家做得没问题。
我现在在大专的成绩不错，校长同意我不用参加晚自习和校园活动，支持我打工挣学费。但是有一项校园活动我一直在参加——上党课。我想试试看，自己是不是能入党。
我回过学校，就在出狱后的一星期。当时我准备去老叔家住几天，去学校找他拿钥匙。
那天我穿了件花T恤，溜达着走进校门。保安还是原来的大叔，他早就忘了我是谁了。正好物理老师骑着自行车经过我身旁，我叫了声老师好，他停车看着我，“你回来了！”
我以前是物理课代表。老师建议我能读书就不要放弃，给我留了联系方式，后来还请我吃饭。
我在操场上看到老叔在打篮球，不知为什么，我没敢走到人群中去找他，而是站在远处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单独过来送钥匙。
拿着钥匙，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当初杀人的宿舍楼。我走上5楼的台阶，当年居住的513寝室还是一样，总是不关门。
我趟过的那个铺位是空的，上面堆了不少书，宿舍里有四五个人，都不认识我。我没敢进去，只是在门口往里看了一会儿。
我想起了捅瘦子那晚的情景，当时墙上、地上、楼梯上都是血，一个多月的逃亡后，我成了杀人犯。
从那时开始，我的人生彻底变得不一样了。
我用了4年，终于回到这里。
人究竟为何冲动？——这个问题有太多答案。
如果说这场悲剧是一个燃爆的炸药桶，那少年的家庭就是常年积蓄的火药，折叠刀是引线，人的冲动点燃了一切。
面对逐渐严峻的情况，曾在社会上厮混的父亲，在护送少年逃亡的路上，扇了他一巴掌。父亲的发小居然宽慰道：“没事，你儿子不废物，最起码现在躺下的不是他。”
少年面对挑衅和欺侮时，将问题归结为得向喜欢的女生证明自己的尊严，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想到的是亲戚送给自己的折叠刀。
长达四年的霸凌，令他更加下定决心杀人。可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无论他曾经遭受多少屈辱，都没什么差别了。
有些决定，太难回头。当少年清楚这个道理时，他已经是刑满释放人员了。
很多时候，人的好坏不取决于冲动的理由，而是谁一直清楚，自己不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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