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辞逝后中共全面崛起和国民党分裂（上）|共产国际|同盟会

1922年六一六年事件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凭着自己的威望，同时利用共产国际急于打开中国市场。一面在党内压服右派，一面遏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内政的干涉和中共的扩张，另一面试图通过大亚洲主义，联日制苏，减轻对苏俄援助的依赖，最终摆脱苏援的控制。但随着他的辞逝，国民党长期被压制的右派力量和“反共”潜流迅速聚合。并形成巨大的反弹浪潮。再加上鲍罗庭轻视，还有中共疯狂扩张和对右派的排挤。最终引发了戴季陶主义，廖仲恺被刺案和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反苏反共”在大势开始形成。

本文将依据权威史料，分上，下两章讲讲孙中山辞逝后至中山舰事件前。国民党的分裂和右派力量的形成。本文为“四一二系列”第五篇文章，前四篇为《孙逸仙先生及国民党早期与俄国革命最初联系》《孙逸仙联苏容共，成功坚持三民主义及维护外蒙，中东路主权》《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矛盾—1923-1925年》，欢迎搜索查阅。

上章讲述孙中山先生辞世后，中共首先打出独立发展旗号。并全力控制国民党各地党部和排挤右派。引发了戴季陶主义和国共两党理论战，引发国民党内各派共鸣，右派力量则全面聚合。下章将介绍汪精卫，胡汉民党魁之争，廖仲恺被刺案和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开始全面分裂；蒋，汪开始最高权力斗争，并最终走向“反苏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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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冯自由

一，孙中山病重期间，冯自由等首先发难

早在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平患上不治之症之际。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就开始在中央公园频频集会，商讨排斥共产党的具体事宜。“决定函邀旧同志，先组类似同盟会之小团体，以昔之精神，辟将来之新径”。1月7日，在北京首先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公开提出反共要求。13日，“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向孙中山提出七项要求，明确提出“分共”。他们要求孙中山免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的职务，停止向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等发放津贴；有关一切现阶级的政治问题，请非共产党的三人负责处理经办；撤换派驻各省的共产党籍宣传员；尽早在北京举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许共产党参加；各地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提案，应当由纯粹国民党员组织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剔除共产党的代表；今后国民党的一切事务不许外国人干涉。很明显将矛头指向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鲍罗庭。但当时孙中山一则病重，二则刚刚到北京，需处理的事情太多，故没有对冯自由等人的意见予以答复。（1）

2月初，章太炎领衔，马君武，田桐，管鹏，居正，焦子静，谢良牧，冯自由，茅祖权等联名致函同盟会以来的国民党要人，称应在“民党涣散”之际，将同盟旧人“重新组合”，待团体有了规模，便可“竟往日未伸之志，而为将来匡济之谋”。（2）

这得到部分人响应。3月8日，冯自由又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成立所谓“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准备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执委）以代之。通过章程7款23条，并发表宣言。3月31日，更向全国发通电，提出要预防国民党向共产主义转变，明确要改变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4月19日，“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举行理事会议，选举马君武，冯自由，彭养光，凌毅，刘揆一，丁象谦等七人为常务理事。（3）

但这些分裂组织及行动很快得到了国共两党共同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声明上述组织与国民党无关，同时要求被列名理事登报否认。嗣后，一些列名其中的国民党党员纷纷登报澄清，甚至右派代表人物田桐等人也倒戈发表声明否认。（4）同为国民党右派，中央监委弹劾共产党案主要提案人张继表现的尤为激烈。当他得知反对派成立小组织后，即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称“国民党这特性，即是于危急时，能一致行动，吾人今当化除意见，一致进行”。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大会召开之日，他更亲至会场，“拍案大骂，直斥冯等叛党无耻，丧失人格”，然后扬长而去。至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眼见反对派更为活跃，无可阻遏，他甚至开始对自己当初反对“容共”的做法，有所反省。他说“先生在世时我虽曾主张与共产派分家，但是如今先生刚去世，我可不忍这样主张了。回想先生生前的主意有时与我们的主意不相同，固亦偶然有他错我们对了的时候，但大半是他对我们错。他主张新弟兄们来合伙，而我们不愿意，或许是他对我们错了，亦未可定，现在决定和新弟兄们分家，我可很是怀疑”。（5）

二，国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划出的底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辞逝。长期靠孙中山个人威望和“独裁”凝聚的国党，开始分裂。反对“联苏容共”的右派势力纷纷活动，创建独立的组织。4月12日，仅一个月。对孙中山“联苏容共”政策不满的唐绍仪，章太炎等人成立“辛亥同志俱乐部”，“欲巧取国民党”，“发出公函数百份，劝邀国民党右派及中央派党员赴沪召集大会，商量改组问题”，唐打算吸纳这两派，“自为党魁。如干部派能同意，则仍用民党名义，否则另立党名”，目的在“使国民党能排斥共产党”。这遭到中共党员和森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抨击，认为这样一个由“前清大臣资格的”唐绍仪组建的“党”肯定是“买办阶级兼封建作孽的狐群狗党”。（6）

对此，鲍罗廷早在孙中山辞逝后不久就认为国民党出现了分裂的苗头，甚至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已经是既成事实”，但他认为阵线还不分明，“自己还能把握住国民党，并提出了不少措施”。（7）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中共党员赵世炎以“罗敬”笔者在《向导》周报撰文，把冯自由等人定性为“反革命恶棍”，把他们的“章程”定性为“第一是反对国民党中执会）；反对广东政府；反对共产党”，目的在于“破坏国民党”，向直系和奉系军阀“卖党求荣”。同时也极力保护国民党，称这些人有的在党改组后并没有进行党员登记，如彭养光，焦易堂，刘揆一，早在民国元年就声明脱离国民党投降袁世凯，冯自由已经被孙中山开除，陈炯明，章太炎，唐继尧等“老叛贼与老官僚更与国民党风马牛不相及”。赵世炎原本是将这些人与国民党切割开，以稳定国民党局势。但事与愿违，由于马林“党内集团”“中共党员保持独立性”“对抗国民党政策”，鲍罗庭“楔子策略”“党团扩张”“控制国民党分部”“排挤国民党右派，争取左派中派”，斯大林“争夺军队领导权”等一系政策，将国民党彻底推上全面“分裂”“对抗”的道路。（8）

1925年5月18-25日，国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会上在听取了汪精卫的报告后，正式作出《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和《关于接受遗嘱的训令》的决议。除要求全体党员“自今而后，同德同心，尽吾人之全力，牺牲一切自由及权利，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继总理未竟之志”外，并把孙中山遗嘱全文载入。全会明确宣布：“以后本党一切政治的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及9月13日宣言，11月13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方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决议”。

24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申明了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和奋斗目标，表明国民党要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在对外政策方面宣布“凡能尊重我民族之平等与国家之独立者，为中华民国亲善之友；反之，则为我国之敌”。（9）

关于对苏俄，全文明确“现在世界上平等对待我之民族，唯苏联始可当此称”，所以国民党对于“革命先进之苏联，乐于携手”。“离却世界革命的民众之互相提携，绝不能完成吾人历史的革命事业”。这等于对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作出了回应。与之关联的“容共”的原则上，全会明确中共跨党只要“接受本党之主义与政纲”，“遵守总理遗教”，则其“责任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较1924年国民党一大，明确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必须受到国民党的“管理”。当然对苏俄援助的依赖，故国民党还不能摆到台面上，但明确划出了底线。

对于冯自由擅自成立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全会坚决要求“曾被冯自由等假冒列名‘同志俱乐部’之同志，应即速予声明否认，受欺蒙而被列名者，更应迅速声明脱离；否则本党纪律所在，自当加以制裁也”。大会基本延续了孙中山的方针，但由于会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出现，暗示了右派崛起的潜流，但国民党内部只认为是“因理论事实未尽明了之故，亦不免发生左货，右倾之状况”。另外，孙中山辞逝后引发的党魁争夺，开始摆上台面。这也成为国民党全面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10）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吴廷康（又称维经斯基）

三，五卅运动后中共打开独立发展旗号，并全力控制国民党各地党部和排挤右派

1925年5月1日，中共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等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刘少奇开始崭露头角。全国的工农运动开始全面铺开。（11）

5月中旬开始，国民党中执会积极领导和支持反帝运动。5月16，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因上海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枪杀中共党员顾正红，愤而发动的学生和工人运动。5月30日，又发动了“五卅运动”，迅速遍及上海，青岛等地，得到了国内外工人的支持。为此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6月1，4日两次发布宣言，要求英，日当局赔偿，惩罚，抚恤，道歉，以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号召在得到满意回答前，实行对日经济绝交。（12）6月7日，代表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更加严厉的宣布，上海租界当局的暴行“实为人道之蝥贼，及对中国国家暨国际之非常损失与侮辱”，他此时已经提出了要从“收回租界着手”根本解决问题。并指责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现象：“段祺瑞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交换执政，尤足使帝国主义仰骄长傲无所顾忌。张作霖此次战胜以后，依赖帝国主义之信念益强，亦为造成此次暴行之原因”。这首次将消灭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摆在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两大目标。这也使得胡汉民一度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划入左派，实际胡并不欢迎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均针对张作霖，并不是其依赖日本。而是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左右，针对他积极收回中东路主权，对苏俄采取的强硬政策。

6月23日，国民党在广州及香港举行超10万的大罢工，史称“省港大罢工”。当天下午，游行队伍临近沙面租界时，遭到英法军警开枪扫射，引发了沙基惨案。国民党再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时兼任广东省省长的胡汉民照会各国驻广州领事，抗议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行径，并再次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综合上述反帝运动，国民党奉行的是民族主义革命，将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压放在首要目标。（13）

反观，5月18日，期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主张中国成立一个工农政府。也就是抛开其他阶级，单独由工农组织政府”。五卅运动后，斯大林又指示其驻华代表一方面继续推进运动“不要怕激化危机”，同时“下大力气煽起反张作霖的活动，全力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其革命化”，另一方面又怕列强知道苏联插手中国事务，所以命令苏联政府和俄共（布）党的领导人在讲话中“切勿宣扬共产国际，苏联和俄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中共，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则完全从阶级斗争来领导这场运动。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还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声援和募捐，通过“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仅俄共（布）就先后拨出10万卢布。（14）这大大鼓舞了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共的力量和声望也得到了发展。受此影响，中共认为应积极组织工人参加反帝运动，在1925年8月23日《向导》周报第126期发布《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公开发出“请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号召，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指导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的支部，这是中共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后，首次公开脱离国民党打出自己旗帜，承认了中共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有苏俄政府的支持。同时彻底揭开了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中共也进入全面飞速扩张阶级。（15）

对于国民党的主张，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认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党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实际从孙中山开始，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本来就存在重大差异；是孙中山为了争取苏援，才同意“容共政策”。并以“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冲突”进行强关联。（16）而此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吴廷康开始出现分歧。鲍罗廷针对孙中山辞逝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弹，认为这只是少数，国民党内的左派仍居多数，对苏联和中共是“有利”的，他甚至大胆断言，“整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实际工作都在左派的掌握之中”，并决定不理睬右派。他还让中共加强控制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即国民党分部）；在北方组建培养左派干部的学校（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决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分部和北方党部的组建。实际成为中共招募新党员，培植国民党左派的主要策略）。以军事援助为条件把胡景翼，孙岳，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争取”到左派队伍中来，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宣布联治主义者为反革命。（17）

对此，吴廷康持反对意见。他公开批评鲍罗廷，并清醒又明确的指出“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活动，早在1924年商团事件之际，国民党右派们就以维护国民党团结为借口，试图排挤中共，反对苏联”。在1925年1月11-21日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吴廷康对国民党左，右派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人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党中派。（18）

代表大会认为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左右派之间，操纵权利”。在会议决议中明确了应对国民党中派政策：“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持阶级争斗的成分”。对待国民党右派，“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责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老办法，即依靠和扩大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和揭露右派。在此之前，鲍罗庭即实行“楔子策略”分裂国民党。但对左，中，右派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只靠苏联驻华代表们个人印象。且与中共存在巨大差异。（19）

对于整个国民党组织及地方组织。代表大会决议：“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左派的结合。单靠感谢的联络，或只是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这就确定了从国民党各地的党部着手，进行左倾，变国民党各地党部为中共党部。以此扩大势力。陈独秀甚至主张要“根本改组国民党”和建立“新国民党”。（20）

但鉴于1925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并没有就中国问题作出新的新的决议，吴廷康，鲍罗廷均认定共产国际在华策略暂不改变。这错过了彻底控制国民党和压制国右派的最佳时机。很快“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举起了国民党右派“反苏反共”的大旗。（21）

戴季陶与汪精卫（左一，右一）

四，“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早在1925年3月15日，即孙中山辞逝三天后。戴季陶首先发表《孝》的文章，以国民除做种种纪念活动以尽孝道的名义，应尽“对于民族对于社会的孝”，号召国民党人应维护孙中山的思想正统，“藉以防制异党分子的曲解和利用”。（22）

4月15日，戴季陶在中国大学发表“孙中山思想的哲学基础”演讲，宣扬孙中山思想是在孔孟正统基础的继续发展，其根本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将孙中山思想纳入自尧舜孔孟而灭绝的道统。

1925年5月17日，就在国民党一届三中会全开幕的两天后，戴季陶又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该表包含了孙中山《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阐述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称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他重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定义：“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23）

他归纳孙中山理论九点：1，孙中山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他是孔之以后中国首先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2，他的知识包括近代一切科学，解决一切问题必须用科学方法。

3，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于民生主义之内。

4，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实现在三民主义。

5，三民主义的原始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

6，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是全民共同努力，完全国民革命，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

7，三民主义的终级目的，在克服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病，建设共产社会，完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

8，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目的相同，而哲学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孙中山的名言是：“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

9，孙中山的全人格以仁爱为基本，离却仁爱，提倡阶级斗争，绝无革命可言。孙中山的观点就是：“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24）

戴激烈批判工农运动，称那一方面是某些人“受帝国主义的教唆和欺骗……而另方面也是共产主义者超过实际需要，不合实际的过量宣传和恶影响”。他重申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情形的观点后说：“共产是要共有，不是要共无，是要共富，不是要共贫”。

他不同意“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之直接革命行动为实行方法”，反对“用阶级专政，打破阶级”，而主张“以国民革命的形式…...以国民的权力达到实行的目的，所以主张革命专政，以各阶段的革命势力…..以国家的权力，建设社会的经济组织，而渐进地消灭阶级”。他认为“之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他的结论，“因各国国情不同，所以治理这一病态的方法也不同”。

至于国民党进行的国民革命，戴季陶强调，孙中山要进行的是全民革命，而不是为无产阶级一个阶级进行革命。“孙先生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戴还提出“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所谓‘成物智也’”。他说，孙中山主张的是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

最后戴季陶还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与国民党政策对立起来，特别强调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奉行的政策是对的，他说：“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所以我们要促进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进一个阶级的觉悟”。很快，戴被称为“国民党人中有系统地建立反共理论的第一人”。

1925年7月，戴季陶再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宣称“主义的发生，是由多数人的共同需要而发生的……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一定只能成为一种消极的思想，而不是一个主义”。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只有具备了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的支配性，这个团体才能生存，戴以定认为“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国民党的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他号召国民党人以三民主义为信仰团结起来。

他批评跨党的中共党员“不把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团体作为自己的责任，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使非CP和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一定会使实际的工作上，只有反动和盲动两种势力，磨擦鼓荡……这种做法，只可以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空想而舍却国民的需要。尽管满口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病，而行为不把实际的国民需要做前提，实在结果，和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是一样的”。他明确将矛盾指向由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理论：“科学社会主义”。

他还不指名地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前批判国民党的主张来作为保持共产党人独立性的作法，把《向导》周报公开批评孙中山等文章通通视为不“尊重团体”的表现。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实行“寄生”在国民党内的政策。之后戴季陶又在其他文章内以“三民主义的帝国义义观”而一一予以批驳。（25）

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不料，不仅共产党人持有异议，中央执监委中的国民党老党员反对者也颇多。前者则不愿意看到在党的文件和会议中过多地出现个人崇拜的迹象;后者深恐孙中山自改组以来所阐述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冲突”之类的观点和“联俄容共”政策，会因此成为党的不易方针。对此，戴尖锐地批评“所谓右派之同志，其愚诚不可及，以树立此政策为帮助共产党人之举，群起而反对之，会议以此破裂”。同时他更怀疑共产党方面是“认为树立一思想之中心，则今后国民党将以一独立思想为基础，而不能为共产主义之思想所同化，欲将此一主张消灭之”。（26）

戴季陶一向是孙中山政策的支持者。他对“容共”虽早有忧虑，担心两党党员做不到水乳交融。但直至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他仍然相信国共两党“多无所区别，故不宣有界限存于其间'，为此受到张继等人责骂后，竟至拒绝出席讨论弹劾案的一届二中全会。他之所以走到怀疑“容共”政策的地步，根本上是因为他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在他的眼里，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使共产党丧失信用的话，作为国民党的朋友，并且身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戴季陶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戴深知孙中山主张的是国民革命、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根本上也是基于仁爱的立场，意在消弭并调和可能发生之阶级斗争，而非像共产党那样推动和鼓励阶级斗争。由此，他就很自然地开始怀疑，信仰阶级斗争学说的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可能是因为“认中国国民党为C.P.将来之敌，所以取这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的老子的残忍策略”与“埋伏战术”。（27）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

五，中共反击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力量聚合

面对戴季陶的公开发难，并形成的“戴季陶主义”。中共发动宣传优势，1925年8月30日，陈独秀首先在《向导》周报第129，130期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据称文章发表前，陈曾与戴“面谈”过，但未达成共识。在文章中陈独秀借戴文正逢冯自由等“排除共产派”运动的背景为切入点，指出，“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持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戴季陶先生”。然后重点批驳戴季陶对中共的攻击，特别是将他划入国民党“右派”，称“他们”把共产党跨党的初衷歪曲为“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还把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反对同盟会的革命学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搬出来，颇具杀伤力。

另外指出戴季陶及其支持者根本错误是“只看到民族斗争的需要而看不见阶级斗争的需要”。陈独秀指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同时进行”在事实上是真理，两者都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力量的发展与集中成正比。如果主张停止阶级斗争，“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他强调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必要性，不可将之与“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还批驳戴所提了团体的排拒性以及共信不立的观点，指出国民党作为各阶级联合中的党，“于共信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存在”，若全党只允许一个共信，不许别信存在，根本就是将“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而这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显然不行。针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陈则指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很少，不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2%，因而国共两党谁帮助谁结果明了。之后，陈又将矛头直指邵元冲，批评其反对中共跨党的观点。

之后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也先后撰文驳斥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方面则认为戴季陶的文章是“某些人把广州最近的事态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力图破坏统一战线”，便指示中共中央“对此应特别予以批驳”。但中共碍于已经掌握国民党各地党部的事实，怕落人口实，故未予批驳。（29）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指出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得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很危险的错误”。中央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载《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地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思想……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也无法使民众获取民权，实现民生主义。（30）

严格地说，戴季陶的初衷并不是反对共产党人，而是为救国民党。为此，他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一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为“最高原则”，这也使“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巨大共鸣。但他发表其主张之际，正逢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极力压制党内右派，一方面推动各地选举代表，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际。对选举办法，党内本来就对鲍罗廷存大争议；而推举代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民党部分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疑惧心理。身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突然以阐释“孙文主义”为名，主张在共信、互信基础上谋国民党的团结与生存的姿态，发表激烈批评共产赏的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被印成各种小册子，在国民党人当中广为流传。（31）

黄埔军校内的孙文主义学会首先响应“戴季陶主义”，广州，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孙文主义学会也迅速加入，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开始集中，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也因此建立。邵元冲“为戴氏理论做鼓桴之应”，许崇智把该书“印发粤军全体官兵阅读”。蒋介石也对黄埔军校学员训释“三民主义以民生意义，应始终立于本党革命地位”。（32）

就连原本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党员，开始排斥共产党人。1925年9月10日，北京国民党部党员王昆仑在《晨报》发表长文，首先承认国民党内确有“反革命派”，但他相信这些“丧失人格污辱党德”的“老同志”代表不了国民党。但指出目前国民党内，真正足以引起剧烈内讧，摇动国民党基础的却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些“新同志”。这些“新同志”不仅以反“右派”为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不赞成共产党的国民党同志，而且还把持民众团体，各地党务并包围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工作。他表明的观点是：“我们恭敬俄国和第三国际，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也有相当的赞成”。甚至“平心而论，共产党努力的精神极可敬佩，而且他们也是革命党，与国民党本居兄弟地位，尽可携手同行.......”。但“我不解这些共产党为什么不独树一帜大吹大摆的做共产革命，而要藏在国民党—主义不同的国民党旗之下”，而且“入党之后还要拼着命排这个挤那个，想要夺得主人翁的地位”？为什么“偏只顾自己的功利，不惜国民党的破坏”，逼得国民党人迫于排挤，不得不结为党派，埋头内争，最后“弄得两败俱伤”。他公开劝告共产党人：“何不权衡利害，顾全大局，改变方针，另寻正路”？或者坚持共产主义，“即刻脱离国民党”；或者“抛弃你们原有的主义，脱离了你们原有的政党，以个人资格做中山主义的真信徒”；“至少也该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的和真正国民党党员努力歙和，不要再像以前结党把持，存心利用”。王昆仑点出了大部分所谓国民党“右派”之所以“反苏反共”的原因，就是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形成党内有党的局面，而且经常不服从国民党的政策，并且控制了国民党各地分党支部，党务组织和活动，并直接左右了国民党人事任免。又积极采取鲍罗庭楔子策略，对国民党区分左，中，右派，拉拢左，中派，排挤右派。稍理念不同，就打成右派。（33）

这种情绪也蔓延到军队中。由于共产国际于1925年8月要求，中国共产党应“以国民党的名义设置政治工作，同时要谨慎而又坚决地把实际领导权牢牢掌握”，这便得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快速扩张，在国民革命军的3个师的党代表中共产党就占了2个，9个团的党代表中就占了7个。这使得军队内领导权的斗争成为国共斗争的核心，而作为军事强人的蒋介石也注定将走向“反共”道路。

但此时，国民党右派并未提出“分共”，仅限于不满。直到汪，胡党魁之争成为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和鲍罗廷等排挤右派的导火索，才将右派彻底推向了“反苏反共”的道路。

六，史料来源

（1）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载萱沼洋《蒋总统反共奋斗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596页

（2）北京《晨报》1925年2月6日

（3）茅家琦，徐梁伯，冯振犊等《中国国民党》（上），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4）《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第3版

（5）《向导》载罗敬（即赵世炎—笔者注）《中山去世之前后》第108期1925年3月28日

（6）和森《向导》周报第110期第载《冯自由以革命运动的剖析》

（7）《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的书面报告—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91，492页

（8）《向导》载罗敬（即赵世炎—笔者注）《革命与反革命》第110期第1009页

（9）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0，85页

（10）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7-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