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记忆
“我们是1950年10月25号晚上进朝鲜，心情还是有点紧张，那时还没有正式宣布打，我们在雪地上趴了三天三夜。如果渴了，就在雪地里抓把雪塞在嘴巴里头......（大家）聊这一仗之后，我还存不存在，就是聊这些。”
“过江的时候都要轻装，什么都没有，就是背个被子，有一双胶鞋。过了鸭绿江后就上山，上山就发一个人一支步枪......到了晚上就行军走路，行军大概走了，走了一个多两个星期，根本没有路，上山过后像吃饭这些，那个美国飞机就经常在空中绕，飞机一来了，把火也压掉，有时候饭还是生的......有时候是下雨，就是两个战士，背靠背坐一个石头，可以摆一摆龙门阵，就这样过去。”
“我们以为换新军装，一穿棉的，皮靴，毛的，不一样。结果毛帽子，开心，跟苏联人一样毛帽子，最后叫我们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章摘掉，这才知道 要抗美援朝，在晋县（河北）......第二步，宣布名单，赴朝的战斗人员......”
当知道即将奔向朝鲜战场时，正值青春年少时的任红举顿时诧异。以为穿上新军装，新皮靴就是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殊不知这身军装的背后是要承担着随时准备为国家战斗牺牲的巨大责任。
这一次的沙场秋点兵，让任红举所在的一千多人的干校，瞬间变成了三百来人的文工队。
即便后来知道这是要上战场的时候，任红举不但没有害怕，反而跳上条案，亲眼看着念名单的人，期待着下一个名字叫的是他。
他说，刚入朝时，天天被敌人追着打，他还这样描述：“一个女同志，没了，炸碎了，在河沟里头，捞着她的俩辫子，我去捞的，我胆儿最大，还有几个老同志，去捞，找不到她尸体，姓戴，高中生，非常漂亮，我们的白毛女，第一炮就没了，在石头上缠着两个这么长的辫子，缠在那，捞出来，辫子梢上都是碎肉，一抖......”
任红举很认真的描述当年第一仗的场景，在他眼前牺牲的第一个漂亮女生就这样活生生的没了，接着又很清晰的描述着第二个战友.......
那一年，任红举17岁。
温饱与理想
那个年代愿意参军打仗的人，大都家里穷，吃不上饭。
当年作为家中排行老三的薛英杰，正是因为家里穷得解不开锅，下面还有个最小的弟弟老四都没个饱饭。
四兄弟几个都还小，都不愿意离开母亲，但薛英杰想，家里能少一个是一个，不占家中粮食。
薛英杰回忆道：“到了部队里那真是吃一肚子饱饭，因为年龄小，老兵还多......有看饭要不够了，把他的碗里一拨，把他的碗里的拨给你点，那什么情感呐，我一想这个，我鼻子发酸。那时的老战友啊，那真是生命，不顾，替你顶......”
1951年6月1号参加革命的周有春，跟薛英杰也有着同样的感受。
他说：“我们入朝的时候啊，是从太仓就是上海的郊区，然后坐那个闷罐车，就是装牛的那个车，就两个小窗户，那里面全是放的脸盆，撒尿拉屎用的，因为我们出国那个时候属于保密的，人上去以后啊，外面全部是封死的，必须要到吃饭的地方，就是兵站，管饭的时候我们才能出来。”
说到这里，周有春哽咽了。那段记忆虽深刻，但同时更让他难以用语言的方式来描述更多的细节。
“下了火车以后啊，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茄子烧肉，吃完饭连长全连集合，我们就背了背包了，那时候负重将近七十斤，一个背包，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八十发子弹，一支步枪，再加上我们这个报话机，那时候我们背了背包以后，鸭绿江桥已经炸坏了，我们做的浮桥，跑步过了鸭绿江。”
“我的车啊快快的向前，
是谁开车这么勇敢，
志愿军汽车司机员，
哗......”
文艺兵汤重烯边唱边描述着当年手被炸断时的情景。
“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在唱歌，没发现，敌人飞机发现了我们，就一梭子弹打下来。当时还没有打到我们的汽车，团长就喊我们就地伪装。朝鲜刚下了一场大雪，大地一片白茫茫，就喊我们把刚领到的军大衣，军大衣里子也是白的，就把它翻过来，白里子对着天，我们用手把它举起来......”
结果，汤的下意识自我保护的举动，却成了他这一生永远的遗憾。
“我当时还有点私心杂念，我想我要当手风琴演奏家，不只说不能打断这一只手，一个手指头都不能打断，边想，我就把手往胸口这个地方拿，因为飞机是从后面来的，后面扫射的，我就拿到我的胸前来，这叫无巧不成书，刚刚手移动拿到这个位置，我正手举起大衣，没有事，那个炮弹就这样打下来，夺去了我的一只右手，也夺去了我想当演奏家，手风琴演奏家的这种美梦，所以，敌人的一颗炮弹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亲历生死
有很多老兵愿意把那段沉重的经历拿出来再给大家讲述，但也有些老兵在镜头前说不出口，在他们的脑海里，有些事情过去便过去，如果非要拿出来说，有时候真还需要在脑子里好好翻查一遍。
卫生员王贯三回忆道：“第一场战斗好像是这个什么打美国那个陆战一师，我记得是打美国陆战一师......是陆战一师。”
王老在镜头前回忆许久后，始终想不起来当时战斗的场景，最后反复提到了那一件事，也是作为志愿军革命战士卫生员在战场上的唯一职责。
“我们卫生营是后勤部队，走在路上飞机来了，跑到路边上，我作为卫生员有时候，对伤员是个安慰我趴到他身上，我趴他身上能挡住吗，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作为我就是这个想法......我作为一个卫生员，我转运伤员，我应当对他保护，我也知道我也挡不住它......”
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如果说作为一个男人参军打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在沙场上拼杀的女人绝对算得上是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
有着88岁高龄的卫生队队员郭瑞铮气色正好，在面对镜头回忆在战场上救人的那一瞬间，内心波澜不惊。
“第一步我们先在战场上看到出血了，伤口给他做了包扎，包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拖他下来背着，说实在那时候我背一个人呢，虽然我已经长到十九岁了，可是那时候背一个人，说实在的太费劲了......”
当时的郭瑞铮才刚满十九岁，体重才八十来斤，能够把一百多斤的人背在背上拖着走，就连郭老自己后面回忆到，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让瘦小的自己变得如此强大。
“两个手一拉，拉到前面，我就拖着他啊，我能背动吗，我的个儿也没他高，我怎么能把他背起来，我能把他腿那样抬，抬不起来，我只能拉着他两个膀子，我都不知道那个劲儿是哪里来的，那真是，救命啊。战场那个轰啊炸的那个，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挨到炸，会挨到枪子儿，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拼命了。”
战场就是这样，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即便你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即便你还只是个仅仅想要张口吃饭的孩子。
对于挨饿后刚又解决温饱问题的薛英杰来说，在后来那段朝鲜战场的往事让他在十八岁那年仿佛经历了好几种人生。
“残酷啊，残酷到什么程度，使我到现在不敢想。”
紧接着，薛老还是二话没说，鼓起勇气回忆起后面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战士很年轻二十几岁，伤在哪呢，下巴，下巴打没了，露喉咙眼，舌头没坏，还有牙，我让护士给他喂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护士味到底，这一顿饭，差不多都得两个人。”
说着说着，薛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因为这时候，除了护士给这名战士喂饭，薛老才是把饭喂到最后的那个人。
“有时候我给他喂饭次数是最多的，起码，我问他饱没饱，他点头，他一见我就比较亲，这个亲劲儿啊......”
说到这里，薛老已经完全哽咽说不出话来，哭了好一会儿，薛老说：“他也有爹和妈啊。”
战友情
虽说刚入朝的战士们都还年轻，平均年龄都不会超过十八岁。但真上了战场，他们个个都很勇猛，打起仗来丝毫不退缩，哪怕个子再瘦小，只要拿起手中钢枪，那也是一名合格敢冲的革命战士。
那时身高还只有一米六的周继成就是一名合格的炮手，说起反攻的那一次战斗仍然记忆犹新，尤其是在这场战役里，还有革命烈士黄继光。
“抢占阵地以后，就修了五个地堡，在597.9高地修了五个地堡，但是敌人有火力点，专门保护这五个地堡的火力点，不让我们接近它的地堡。连长这时候就喊，小黄牛过来，就把我喊去，你，用无坐力炮，要把敌人三个活力点消灭掉，不消灭掉，我要你脑袋。”
接收到连长的命令后，自己一个人立马扛着炮弹跑上去准备跟敌人厮杀。敌人的炮弹一直在无情地扫射，他一个人肩扛着炮弹不要命的往死里轰。
“接着，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手榴弹爆破筒，爆炸，一连炸下了四个碉堡，还剩下一个残存的碉堡在那，这个地堡在那，但黄继光呢，胸部负了伤以后左胸负的伤，最后他的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还剩下一个地堡在扫射，封锁我们冲锋的部队，黄继光以最后一口气，一个人的力量，匍匐前进，轰一下，扑在敌人地堡的发射孔，那个机枪往下一下就沉了，连长接着喊，同志们，冲啊，为黄继光报仇。”
入朝打仗虽说从一开始都不知道何时才算是个头，但这期间也并不是无休止的，总会有疲软的时候。
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一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战斗暂停期间，我方与敌人都需要调整，吃饭喝水在残酷的战场上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说，就连出去找个水喝都能成了“要命”的难题。
话务员周有春就说出了这段找水喝的“要命”经历。
“中线这个地方叫夏回山，有的人叫无名高地，我们的山头不大，山头上面敌人他挖的交通壕，我们也挖交通壕，两个交通壕之间，放个沙袋，谁都不侵犯。但是互相很近，咳嗽一下，都听得到，这个山头上很小，本来就没有水源，就靠山底下，就炮弹坑，炸弹坑，炸了一个坑，那个坑里面有水，大家就靠喝这个水。”
此时，也许连当时周有春自己都没有想到，喝水的这段经历居然还能够让敌我双方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开始的时候，美国佬下去，他背着桶，打水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打死了，我们就打冷枪，后来我们去打水，敌人也打我们的冷枪，也牺牲了不少战友，后来大家慢慢都觉得，就这么一坑子水大家都要喝，后来不成文的，就大家不打了，光看不打了，你下去，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去的时候他不下去，就喝那个坑里的水。”
说到缺水，战场上的女同志最有感触。
任何时代的女生都是爱美的，哪怕是革命女战士也不例外。但条件艰苦的朝鲜战场上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自然的，我们的女战士便把爱美这件事上就压在了心头。
郭瑞铮说：“连个洗澡都不能洗，脸都不知道哪一天能够洗一个脸，在山洞里啊，哪里有水啊，衣服，也可以说是没换过，虱子，长了满身，棉袄上的虱子，那个虱子下的崽儿那个虮子，一串一串的，真是。”
说到这里，郭瑞铮停顿了一下，哽咽了。
“有一次，我们就是为了抓虱子，美国飞机轰炸轰炸的我们也觉得，今天好像没动静，咱们到洞口去，晒个太阳，五个人，我给你头上抓虱子，你给我头上抓虱子，正在这抓虱子呢，突然来了个飞机，从我们这一下过去了，我们说不好赶快回去，看它过去了，没回来，完了以后呢，我们还在那抓虱子呢，没等我们缓过劲来，它一下子回来了，一梭子子弹，打到我们这儿，我们一共五个人，有一个人就死在我的面前，她叫黄大菊，我到现在，还在记得她，我们是最要好的。”
上一秒看着战友还活生生地给自己抓虱子，下一秒人就没了，留下的却是战友无尽的伤痛与悲愤。
通信员孙德山在入伍之初就想得很清楚，知道那年即将要离开祖国的营地，出发前吃了好一顿猪肉。
只是没想到的是，年轻的孙德山在刚刚去到朝鲜战场不到几个月时间，他的母亲就突然离世，在接到部队的来信后，赶回家给母亲安葬上坟，收拾好心情后，紧接着又回到了朝鲜战场。
战后，他也没曾想过还能回到祖国。有心的是，他把自己还有战友在朝鲜战场上遗留下来的各样资料和照片都保存好，回到东北老家后在当地搞了个展馆，供人免费参观。
这样的心念也算是给自己和战友们一个最好的交代，也让后辈们都不要忘记那段艰苦峥嵘的战争年代。
92岁的刘素谦在所有老兵采访里看来，记忆力似乎是没有那么好了。在问到她参军时间的时候，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来，还要问一下旁边的助理。
但有一件事她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她的战友。
刘老在镜头前一直反复说着：“将来我回去找一找看，能找着一些，找到一些我的照片，我战友的照片，找一找我再找一找......”
当问到当时跟刘老一块儿照相的人的时候，刘老非常迅速地回答出来：“那知道啊，那都是我的战友啊......熊朝瑞她们还都在呢。”
现在刘老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的好战友熊朝瑞，还想着明早找到她一起再回忆一下当年在鸭绿江待过的时光，看看老照片。
也许是摄制组提前就了解到情况，在采访的间隙，就把熊朝瑞请到了镜头前，给了刘老一个大大的惊喜。
见到老战友后，刘老心中也莫名的感伤，她坦然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对摄制组说：“现在都老了，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
不管刘老说什么，在一旁的熊朝瑞都会慢慢抚摸着自己的老战友，安慰她。
连长白清林说：“那会儿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感情，我们是战壕里生死攸关的感情。”
战士易如元说：“他们在朝鲜牺牲了，这是我们的亲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这是我们永远都记得的，这些默默地都在我们的脑子里。”
战士周全弟说：“因为我这一条生命，全身血都是医生和护士给我输的，既然我活着了，经常想到我们这些，牺牲的一些战友，就是说他们没完成的事情，我们来完成，我虽然不能做大的事情，我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
宣传员熊朝瑞说：“我们的祖国这么强大，我们现在是和平、强大，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兵，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祖国这么强大富强。”
是啊，现在祖国强大富强了，都是革命老兵拿生命换来的。
在2013年，中国政府与韩国达成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协议。
2014年至2020年，中国政府连续七年将716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护送回国。
最后，引用周有春在片子中说的那段情景：
“就这么一坑子水大家都要喝，后来不成文的，就大家不打了，光看不打了，你下去，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去的时候他不下去，就喝那个坑里的水。”
愿全世界都能保护好我们共同的那“一坑子水”，谁都不要去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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