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孙中山为何倾向汪精卫接班？胡汉民输在哪！|廖仲恺|胡汉民

汪精卫与胡汉民，廖仲恺

关于孙中山接班人问题，国内存在“无明确指定接班人”“汪精卫接班”“蒋介石接班”等多种说法。而关于胡汉民未何被孙中山排除出接班人，也存在多种解读。笔者依据权威史料，试图解答两个问题：1，孙中山最后为什么选择汪精卫接班？2，胡汉民输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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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

一，孙中山“众人治党”下的“汪，胡互相制衡”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曾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提出希望通过改组国民党，将其个人所负之革命重任“分之从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故国民党一大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决定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国民党事务。汪精卫，胡汉民等24人当选中执会委员。

同年7月1日，孙中山为继续争取苏俄援助，压制国民党右派。听从鲍罗庭的提议，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政会），其权力及职能均凌驾于成员多为右派的中执委，成为国民党的权力新中心，其成员自然多为左派，这也成为鲍罗廷等苏俄顾问排挤国民党右派的工具，鲍罗廷等苏俄顾问开始左右国民党的政局。中政会与中执会均采取苏俄式的委员会制度被视为孙中山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即“众人治党”。当然与俄共委员会一样，其权力中枢也有具体的排位。孙中山解决的办法就是“汪，胡”共同执政。（1）

孙中山在接班人布局时，共产国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时，孙先生基于苏俄已宣布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认为对苏俄应“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然而“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那么孙中山真认为苏俄会放弃“对华不平等条件”？他曾对刘成禺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我成立广州政府以后，英，美，日三国一有机会就给我制造困难，特别是英国！幸好，今天俄国给我们派人来了，还要用一切重要物资支援我们，这并不是说俄国对我们特别友好，它是想通过国民党贯彻它在中国的政策。我们从外交考虑愿意同俄国结成同盟，借以威胁英，美，日。如果英，美，日改善同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为什么只同俄国联盟”。显然孙中山的本意是维持苏援基础上，打苏俄牌以取得美，英，日的支持。充分显示了他的革命实用主义。所以孙中山在辞世前，因未与日，美，英等国结盟，故对苏俄采取绥靖政策。（2）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由汪精卫执掌至高无上的党务，胡汉民负责民政，廖仲恺主管财政，伍朝枢总揽外交，邹鲁总责教育，蒋介石掌握党军。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总筹广东革命大本营各项事务，并兼管广州党部；而汪精卫仍执掌党务，并任命许崇智为大本营军政部长。表面上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五强。（3）

由于国民党采取以党制国的政治体制，故党权最大，军权次之，行政权最后。孙中山北上前安排，使得胡汉民掌握了行政权，再加上兼有广州党部，这与汪精卫党务权柄相制衡。而廖仲恺主管财政，故形成了汪，胡，廖的国民党权力中心。但由于廖仲恺不愿意争夺领袖地位，遂形成了“汪，胡两强争雄”的局面。

在军权上，虽然许崇智名义上为军政部长；但蒋介石掌握国民党的党军，为谪系军事统帅，实际与粤军，非国民党谪系的许崇智平起平坐。很明显，孙中山打算以更年轻的蒋介石顶替不怎么听话的许崇智，这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但这一接班布局，随后被孙中山本人打破。

早年孙中山与胡汉民

二，孙中山转向汪精卫，应与胡汉民反对三民主义，“党共”政策无关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以镇威将军自称的张作霖在锦县设立大本营。直军则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冯玉祥，王怀庆，彭寿莘为军长。但冯玉祥趁直军失利出京之际，于10月19日自热河前线班师回北京，并得到胡景翼和孙岳的协助，迫使曹锟下野，张作霖回到北京。冯，段，张均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后在天津会议上冯玉祥推举段祺瑞为执政。是谓北京政变或首都革命。

孙中山遂决定北上。1924年10月11日，他在广州发表北上宣言，向世人宣告此行的目的或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内问题，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从而奏响反帝的旋律”。但是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就已经病重住进协和医院。（4）

之后，国民党权力中心却开始由“汪，胡相互制衡”，逐渐向汪精卫倾斜。学界有种说法，“随着孙中山北上后，孙，胡矛盾逐渐激化”。而矛盾被部分学者解读为胡汉民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容共”政策。

关于胡汉民反对民生主义的依据是1905年9月1日，胡汉民加入同盟会当天曾向孙中山对民生主义提出质疑，“革命本素志，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俱丝毫无疑义矣；惟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犹有未达之点”。对此，孙中山则解释为：“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胡汉民即回答：“言至此，则无复疑问矣”。（5）并同意加入同盟会。可见胡汉民并不是反对民生主义，而是当时未能完全理解，故提出疑问。经过孙中山解释后，胡同意三民主义。何香凝回忆录也有明确记载，可作为佐证。实际当时很多老同盟会会员，也对民生主义一知半解。（6）

另外1907年，胡汉民在《民报》上发表《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成为早期论述民生主义最有系统的文章。可见胡汉民不仅未反对民生主义，反而明成为其拥挤者和宣传者。（7）

置于“容共”政策，1922年六一六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转向“联苏容共”。同年9月6日，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容共”政策的开端。当时确实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在决定“容共”前，孙中山在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协商时。胡汉民确曾发表意见：“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诚心与我们合作的，便容他们加入本党，也未尝不可”。同时提议，“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 。（8）可见，胡汉民当时并不反对“容共”，至少与冯自由等“反苏反共”无关。他的想法是共产党真心愿为国民党所用，可以加入国民党。这也是紧靠孙中山“容共”政策。

还有1924年1月24日，国民大一大讨论国民党党章时。李大钊曾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发表正式声明时，公开承诺“我们觉得刚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9）。对此，胡汉民以大会主席身份力挺，指出所有问题党章上已有规定，“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声明纪律可也”。最终获多数通过。（10）

国民党一大后，胡汉民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就使用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毛泽东为该部秘书。

综上，胡汉民是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即中共党员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维护国民党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即便鲍罗廷采取锲子策略，分裂国民党。中共又积极控制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和国民革命军，再加上胡公开排斥共产主义，与鲍罗廷个人存在矛盾。但直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才逐渐转向反对“容共”政策。并一度成为反对“容共”政策的旗帜人物。特别是他赴苏联后，面对苏联的拉拢，并划入“左派”。仍公开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反对“容共”政策。在1926年初归回后，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公开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方针，被国民党右派称为“国民党的斗士”。（11）

而孙中山北上后是否仍信任胡汉民。我认为临行前孙中山明确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并由胡指挥第一次东征上看。孙中山至少在北上前，北上后初期是信任胡汉民的，也坚持“汪，胡互相制衡”的布局。问题很可能出在胡汉民为人处事作用问题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公开或暗中反对胡汉民执掌中枢；再加上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与孙科为首“太子派”间的矛盾（12），同时又受到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们排斥，故孙中山在最后向汪精卫倾斜。

孙中山先生葬礼

三，转折：孙中山临终前只调汪精卫入京

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就治期间，鲍罗庭几乎在病榻前日夜守护。加拉罕见孙中山已弥留之际，便在2月1日建议斯大林：苏俄要“高调示威性地”作出反应，举行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他向斯大林提议全国工厂停工几分钟，举行一系列大型悼念活动，并向孙的家人发出慰问电报等。莫斯科得知孙中山即将不久人世的消息后，也做了“周密安排”。首先是保持国民党的“领导核心”能由共产国际认为“可靠”的人组成。原政治委员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到了北京，并随侍左右。还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为政治委员，之后又增补张国焘，均为共产国际认可的左派，当然这都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加拉罕曾电告斯大林，他本人指派了这五人名单的制定，为的是“将其作为日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实际苏俄就是布局在孙中山身后，由其扶持左派控制国民党。（13）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于3月11日签署了家事，政治遗嘱等重要文件（何香凝《我的回忆》指孙中山遗嘱早在1925年1月24日已订立），其中有一个致苏俄政府的遗书。关于这个版本的遗书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说，早在16天前就有一个“经高级负责同志详慎讨论后决定之中文遗嘱”。不过最后采用的是陈友仁与鲍罗庭一道起草的英文稿。这也就是说汪精卫与其他人起草了致苏俄遗书中文稿，但最后使用的是陈友仁，鲍罗庭起草的英文稿。但表明汪精卫已获得了共产国际公开支持。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在场的除鲍罗庭外，还有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季陶，邹鲁，孔祥熙。孙中山临终前告诫国民党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4）

孙中山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即致苏俄遗书，时间为1925年3月11日）原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我身患重症，或将不治。此时我念及你们，念我党及我国的前途。

你们领导着自由的共和国联盟，这是名垂千古的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在帝国主义重轭下历尽苦难的人民，凭着这份遗产，定能争得自由，摆脱世世代代国际间那种建立在奴役人民，战争讨伐和非正义基础上的制度。

我就要离国民党而去了。原希望这个党，在谋求中国和一切被压迫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同你们携手合作，但命运迫使我放下未竟的工作，将其交与恪守国民党的主义和教义的人，由他们去组织真正拥护我的人。
故此，我嘱咐国民党继续国民革命运动，俾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而获得自由。

为达此目的，我已嘱国民党与你们长期保持联系。相信贵国政府将把业已开始的对我党的援助继续下去。

为此诀别之际，亲爱的同志们，我想表达我殷切的希望：曙光就在前面，苏联将以朋友和同盟者的身份欢迎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两大盟友将携手并肩，走上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胜利进军的道路。

谨致

兄弟般的敬义！

孙逸仙

1925年3月11日签署

当面见证者：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季陶，邹鲁，孔祥熙

第二天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溘然长逝。3月14日《真理报》登载了孙中山致苏联遗书的俄译文和他的肖像。值得注意的是，苏俄《真理报》上没有把它与前几个遗嘱放在同一版上。李云汉曾指苏俄此举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学界也存在该遗嘱实为苏俄的阴谋。（15）

蒋介石与汪精卫

四，汪精卫登顶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成就军事领袖

蒋永敬先生巨著《国民党兴衰史》中曾评价：“汪，胡两人早年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胡汉民善于察言观色，但做事太过锋芒毕露，汪精卫则处事有条理，性格内敛蕴藉。在国民党内，两人有精明与长厚之评价。”显然胡汉民政治情商不如汪清卫，使他在党内树敌太多，对党魁之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16）

孙中山辞世后，汪精卫即返回广州。他首先继续向鲍罗廷为首的苏俄顾问靠近。由于胡汉民排斥共产主义。故鲍罗廷等就视汪为左派领袖，而鲍氏直接受斯大林指挥和信任，双方也均认为应扶持汪精卫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并排斥胡汉民。受此影响，廖仲恺也支持汪精卫。（17）

汪为取得军队支持。在先拜访军事首领许崇智后。于1925年5月8日，专程前往潮汕会见蒋介石，双方“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之”，使蒋甚感汪对其之亲爱。（18）5月9日，汪精卫夫妇携蒋介石拜会许崇智，在汪，许“诚意”打动下，许同意支持汪。反观胡汉民人际很差，在党内存在着胡廖交恶，又与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等军事将领关系不好。（19）至此，汪精卫取得了对胡汉民绝对的胜利。

不过，关于汪精卫所谓“亲苏”，孙中山看的很清楚，早在1924年10月9日致《致蒋中正函》中称：“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皆不能降心相从”。历史也证明，孙中山看人很准。汪精卫是政治投机，绝非真正的“亲苏”。（20）

早在孙中山北上后，表面上胡汉民代大元帅职。但成立了鲍罗廷等5人的领导小组。12月24日，广东军政府又成立军事委员会，由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和杨希闵等5人组成。实际加伦的军事建议全部或部分被采纳。可见鲍罗廷等苏俄顾问实际左右了广东的军政，自然也积极左右国民党党魁人选。（21）

1925年孙中山病危期间，中执会部分政治委员在京成员就“讨论政府的体㓡是，决议采取合议制”。会后由汪精卫电代行大元帅胡汉民“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合西南各省为之，以消纳灰色同志”。胡汉民回电同意。同年6月15日，随着第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国民党中执会决定“中执委为最高机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开始筹组国民政府。（22）

在国民政府筹建期间，鲍罗廷甚至在上海同中共中央商讨政府性质和成员问题。最终决定国民政府要向“革命性更强的政府过渡的形式”，将胡汉民排挤出主席位置。（23）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即担任中政会顾问，参加所有会议，在政府成员和干部任用上，坚持“紧靠左派”方针。如负责起草各机关组织方案和人选的就是廖仲恺，伍朝枢。这使得广州国民政府和中政会大多数为左派。（24）

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当选军事部长，廖仲恺执掌财政部长。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再接委员长，蒋介石等八人为委员。实际胡汉民不懂外语，也没有外交经验，这等于将胡架空，排斥出权利中心。而据邹鲁回忆，在选举投票和唱票过程中，身为中政会秘书的伍朝枢发现作为候选人的汪精卫，最多只能得10票，但他却给自己投票，总共得到11票。但碍于汪的地位，伍没有直接说破，只在朗读投票形式时报出结果。（25）但胡仍依靠资历和影响力，任国民党中政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廖仲恺被刺案后，汪精卫才彻底取得胜利。

1925年4月14日，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党代表。这被国民党右派视为“亲苏亲共代理人”。实际廖是孙中山“联苏容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1924年国共“党团事件”上，曾向中共发难，还曾为有“反苏反共”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亲自撰写序言。但却成为国民党分裂的牺牲品。

8月20日，廖仲恺在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引起了国内外巨大轰动。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与军事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其全权应付时局，国民党随即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廖案检查委员会。根据案发现场所逮捕的凶手及其身上所搜出的名单，信笺记录及枪照等物品，很快查明幕后主使是朱卓文等人，在进一步审查中又发现粤军中的梁鸿楷，魏邦平及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参与。随后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等人被捕，朱卓文，胡毅生则出逃广州。廖仲恺被刺案，对国民党中央权力争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26）汪精卫与蒋介石结成事实上的联盟，曾派人以搜捕胡毅生为由包围胡汉民住宅（实为软禁），令胡颜面扫地。1925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派胡汉民以俄使名义离粤赴莫斯科。这等于放逐胡汉民，汪精卫得以登顶国民党最高领袖。

而作为回报，蒋介石决定借廖案中涉及许崇智所属的梁鸿楷，郑润琦部，清除许的势力，掌握军权。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在汪精卫支持下致函许崇智，罗列其担任军政，财政部长期间的种种“罪行”，特别是指许曾截取各军军饷“接济叛军”。9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包围郑润琦等粤军各部，许崇智被迫辞去军政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财政总监等职，由陈铭枢护送离粤赴沪。随着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确立了国民党军事领袖的地位。这也成为其最终挑落汪精卫最大的资本（27）

五，综论

笔者认为孙中山北上前，为平衡党内的权利分配。确立了“众人治党”模式。在中枢排位上，也拟“汪，胡共制”的办法。但北上后，随着孙中山身体每况愈下；汪，胡党魁之争也进入白热化，这反映了“汪，胡共制”是难以成功的。由于胡汉民为人处事的问题，造成他在党内树敌太多，还与孙中山长子孙科“太子党”的矛盾。再加上被鲍罗廷等苏俄顾问们公开排斥。孙中山最终向汪精卫倾斜。这表明孙中山打破原有布局，是基于 “联苏容共”，平衡党内矛盾的大局考量。当然根本原因，胡汉民是败在自己手上。

评心而论，我认为胡汉民能力比汪精卫强。他领导第一次东征，在莫斯科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和“约法之争”试图以党权，法㓡约束蒋介石的军事集团；展现出了较强的政治能力和手腕。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最终也走上了以党权，法律制国的道路。另外胡汉民虽然于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曾策动“粤闽桂”实力派与冯玉祥等北方势力联手倒蒋，但胡汉民是坚决抗日，也多次拒绝日本拉拢，在政治节操上也比汪精卫强。这也是为什么1934年开始，蒋介石听取孙科，王宠惠等人建议，决定“迎胡倒汪”的主要原因。

六，史料来源

（1）（3）孙中山《孙中山文集》载《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页，第534页

（2）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载《先总理旧德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页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10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298页

（5）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6）《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载何香凝《我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7）《民报》1907年第12号第60页

（8）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的一幕》载《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总第1307页

（9）抗战史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矛盾—1923-1925年（中）》

（10）蒋永敬《民国胡展党先生汉民年谱》载《一全大会纪录原文》，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03页

（1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册，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本第7页

（12）关于胡，孙矛盾，请参看《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载叶恭绰《我参加孙中山先生大本营之回忆》，叶恭绰时任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财政委员会委员，盐务督办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