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本轮疫情处置有三个难点，其中包括两个北京‘首次’。”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市级流调专家组第四组组长任振勇这样总结3月以来北京市东城区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首次在学校暴发的疫情，首次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较大规模疫情；同时多发生在狭小逼仄、住户密集的胡同、大杂院。

正是在困难重重之中，首都疾控工作者争分夺秒、不舍昼夜，使东城区本轮疫情防控在10天内实现社会面清零，跑赢时间、跑赢病毒，打赢了一场“闪电战”。

快溯源

48小时内溯源明确

3月14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中，包括两名在校学生。根据此后北京市东城区和朝阳区的通报，他们就读于东城区和平里四小（东校区）。之后，在东城区两所学校，又陆续有8名孩子先后确诊。

孩子，是父母的软肋。学校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3月14日凌晨，任振勇接到市疾控中心领导电话。听说涉及学校疫情，他的心里紧张起来——“人群特殊、场所特殊，疫情处理难度大。”疫情防控容不得片刻延误，疾控中心的专家组在两个小时内完成集结，迅速赶往东城区处置疫情。

感染来源不明，为防止疫情在校园里大规模暴发，疾控人员对两个孩子所在班级的全部学生及家长都进行了采样检测，初步锁定了疫情源发的班级。

疫情溯源的过程颇多波折。“此前在海淀区、朝阳区出现的疫情，均与外省输入的传播链相关。因此，最开始，我们也将东城区疫情溯源的注意力集中在与京外中高风险地区的联系上。”通过详细流调，病例及其家长与外省疫情的关联先后排除。

与此同时，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中。结果显示：东城区学生病例感染的病毒与北京市既往本土和境外输入病例同源性较低，与今年1月国外上传国际新冠病毒数据库的病毒序列高度同源。

“跑赢时间，就是为阻断疫情争取机会。”从疫情发生，到溯源明确，总共用时不到2天。在这两天里，市区两级的流调队员都没有合过眼。

全排查

阻断线下培训班传播风险

东城区疫情发生之初，情况通报中的感染者活动轨迹曾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发现，确诊的孩子们几乎都曾或多或少参加过线下补习班。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线下培训班人群密集，感染风险显而易见。“为及时控制住可能的疫情，我们除了重点排查感染学生的线下培训班外，还全面排查了和平里四小所有学生涉及的线下培训班。”任振勇说，线下培训班涉及多校学生，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为此，疾控人员捋着线索，共排查了东城区十余个街道、数十所学校的学生。

由于工作量巨大，市级流调专家组组织、抽调了东城区疾控中心30位工作人员以及15位社区工作者，第一时间组建现场风险点位排查组，10天内完成病例127个风险点位排查工作，采集高危人群样本963件，外环境样本3354件。正是疾控人员不眠不休地摸排、追踪、管控，才将疫情传播风险，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抓重点

避免高危人群带风险进社区

有一个地点，是东城区本起疫情传播的关键，那就是位于东直门内北小街的榆乐轩烤鸭店。

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的通报，感染者50曾于3月7日出现发热症状，未就诊。3月10日，其一行5人前往烤鸭店就餐，后全部确诊，榆乐轩烤鸭店传播链先后致十余人感染。

经现场查看监控录像，疾控人员发现，3月10日到店的感染者50一行，是在包间内就餐的。“正值病例排毒高峰时段，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性确实强，参与上菜、服务的烤鸭店员工都是感染风险最高的人群。”任振勇说，流调人员了解到，餐厅的服务员大多居住在集体宿舍。而由于人员流动性强，烤鸭店主也无法准确说出自己员工的身份、居住信息。为此，流调队员分赴不同的宿舍连夜进行流调和摸排，确定该烤鸭店共有24位工作人员，并在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落位管控。

大数据追踪也在同步展开。烤鸭店未按规定落实健康宝扫码的防控要求，这给流调工作带来了很大阻力。疾控人员需要通过支付记录来筛查风险人员。“大数据筛出了600多条支付记录。但支付记录只能显示付款人信息，同行、聚餐人员的确定，必须通过一对一的电话流调才能完成。”为此，流调组向卫健委借调来60余位志愿者，通宵进行电话流调。

从3月16日病例确诊、溯源明确，到3月18日5时，流调人员找出了800多名高风险人员。“连夜摸排数据、直接落位管控，避免了高危人群将风险带到社区里，造成大规模的社区传播。”任振勇说。

本轮东城区疫情10天内实现社会面清零，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然而对于疾控人员来说，“战疫”远未结束，在公众视野之外，他们还在进行着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