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义堂在历史纪实文学创作上下了一番功夫，出版了《大孔府》、《大运河》、《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鲁国春秋》、《千古家训》等多部作品，引起了较大的关注。细读杨义堂的文本，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的重视，感受到他博大的历史观。他将作品中历史性与文本性相结合，让古籍不再枯燥晦涩。与此同时，他的创作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革新进取、崇德重义、集体为先等优秀的品质，真正做到了文化化人。杨义堂更善于把自己投入历史的洪流中，其创作方式更偏向主体性阐释，文本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关键词】：杨义堂;历史纪实文学创作;创作研究;

文学是什么?在文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有人认为文学就是种意识形态;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还有人认为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而杨义堂用自己文学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文学就是扎根历史的艺术创作。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历史十分重视。唐代李世民曾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后有龚自珍提出：“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克罗齐、柯林伍德等外国学者也曾表达对于历史的看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名句，都在提醒人们重视历史。恩格斯甚至发表了“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观点。我们清楚地知道，历史可以记录国家经历的奋斗与苦难，昭示民族崛起的未来，保留人类社会活动的共同记忆。山东作家杨义堂就是为了生他养他的土地，留住了无数家族的记忆。他的《大孔府》《大运河》《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鲁国春秋》《千古家训》等多部作品，皆是从历史的废墟中反复发掘，不断考证，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诞生。有学者认为杨义堂的个人创作有“醇厚的家国情怀”，因其独特的个人经历与人文思考、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讲述了中国好故事。还有学者认为，杨义堂的创作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不仅做足扎实的文史考证，也塑造了时代需要的历史英雄。学者何建明评价其为“在当代中国作家当中，山东作家杨义堂应该是善写历史题材而且写得比较好的一个。”[1]这些评价不仅是对杨义堂文学创作的总结，也包含着极大的肯定。阅读杨义堂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小圣人孔德成与末代衍圣公府的家族命运;看见了为治河，宋礼、白英在大运河上的不断尝试;看到了苏禄国王为与我国缔结友好盟约，远赴重洋的传奇故事;还看见了“中国的白求恩”林可胜与他率领的抗战救护队的妙手仁心与不畏生死;看见了鲁国从崛起到覆灭的八百多年;也看见了忠烈的颜之推和诗礼传家的颜氏家族。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厚重与传承的意义，更彰显了杨义堂肩负历史责任的作家风范。

一

杨义堂作品特点之一，就是十分重视历史发现与发掘。这些作品用历史为材料，借用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产生的空隙，不仅赋活了故纸堆中的历史人物，还将家国情怀熔铸其中，构建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历史景观。何建明总结杨义堂的创作时说：“杨义堂作品的成功在于四个“发”字—— “发现”“发掘”“发挥”“发扬”。[2]

1、博大的文化历史观

杨义堂十分重视对历史的挖掘，也许与其文物局工作经历有关。杨义堂几番调动工作皆在文化部门，在孔子文化节办公室、中华文化标志城办公室、济宁市文物局等等的工作经历，都滋养了他的创作，让他一步步走向文史结合的创作之路。

不一样的个人经历，成就了杨义堂深沉博大的文化历史观。从记录“天下第一家”的末代传奇，到为中国大运河作传，再到撰写中国抗战救护队的惊险;从追溯缔结中菲友谊之花的起源，再到讲述鲁国的风云变幻，最后到梳理诗礼传家的颜氏族史，用杨义堂自己的话说，是“用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这种‘大部头’，向中国历史和民族英雄们致敬!”[3]他认为抗战是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历史，决定用最血脉偾张的英雄史诗记录最传奇的英雄抗战故事。抗战救护队中林可胜、荣独山、周美玉、张先林这些红十字会抗日救护人员，留下的是一段不该被人遗忘的历史。杨义堂认为教子传家的典范，是诗礼传家又忠烈千秋的颜氏家族。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重家教，承家风，提家训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而传统文化中立身做人的哲学，到现在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杨义堂将“篇篇药石、言言龟鉴”的颜氏家训视为巨大的精神财富。而这部演绎颜之推一生坎坷经历的《千古家训》，成为了家风家训的好教材。《大孔府》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孔子家族历来被人视为历史第一大家族，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出生更像个传奇。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巨变的时刻，小圣人的展现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在杨义堂看来是儒家文化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薪火相传。不仅如此，他还记录鲁国的风云激荡，是为凭吊周礼传承之地，揭示儒学诞生之谜，探究春秋治国之策，叩问中华复兴之期，他如此宏大的志愿都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他把本应该在教科书里、在影视剧中的传奇，从档案馆、古籍诗词和发黄的故纸堆中迎接出来，让这些传奇人物远离灰尘与囊虫，走进我们的视野。学者杨存昌评价其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黄钟大吕”[4]，这样看来，这样的评价也许并不过分。

杨义堂将文化历史观带到他的作品中，从而形成他独有的家与国紧紧相连、个人情怀与民族大义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作为一种极强的情感粘合剂化，将个体与国家粘合在同一条情感纽带上。事实上，每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便有民族英雄挽救国家于危难。杨义堂着眼于这些于抵御外敌的英雄，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志士，以及推动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能人们，基于他心中对国家的自豪感、归属感、使命感。这种心态下创作出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精神力量，不仅能激发读者万众一心的社会责任感，还能提醒读者在面对社会变化时，以史为鉴、深刻反思和正确选择。

2、历史性与文本性结合

杨义堂在创作中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用历史之维与人性之变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将文本从作者已死、主体消失的泥沼中捞出，让文字从历史记载转变为历史语境详尽的文学作品。他在自身的主观意志与客观记载构成独特的历史体系中形成文本，被人赞为有“史诗的性格、名著的气质”。事实上，书写历史文本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首先，历史文本短小精悍，虽具有极强的概括性，但全面性、描述性不足。纪实、历史小说等作品不可避免地面临对历史故事生产与创造，为了叙事结构更是很难避免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史实。其次，历史记录中的高度概括性语言容易导致歧义，不仅增加了解读文本的复杂性，也增添了文本的多义性。

杨义堂在创作中，依旧遇到了这些困难。面对不完整、不详细的历史记载，他并没有为了吸引眼球而颠覆事实，而是依赖扎实的文史考证，克服了这些困难。他笔下的历史文本不是单一的历史记载，而是根据史料进行合理化再加工，经得起推敲与检验。《大孔府》出版后，成为曲阜“三孔”景区导游培训的教材，据有关学者进行考证，结论为八成情节是真实的。杨义堂的作品不仅仅是按纵向时间轴流水账式叙述史料，还将采访得来的口述史结合自己的实地调研进行分析、研究、创作，在极大程度上扩展了只字片语的史料。苏禄国王不远万里前来朝拜的历史在明史中有此记录，虽有相应的文物佐证，但寥寥数笔的记载与为数不多的文物并不能支撑起一个如此庞大的故事脉络。大概是强烈的历史使命让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用苏禄国王赴明的线路作为研究的对象，融合元代、明代海外交往史、东亚各国的历史、民俗等文化符号，将如此庞杂的资料放在一部作品中，着实让人惊叹。在《鲁国春秋》中，杨义堂不仅详细研读《诗经》、《春秋》、《尚书》《周礼》、《左传》等古书，也将《曲阜鲁国故城》、《先秦诸子系年》、《周东封与殷遗民》、《鲁国史》等历史专著列入研究范围。不仅如此，他参考地下的实物撰写文稿，像周公辅成王画像石、禽簋、沈子簋、鲁寨山、汶上的阚邑、纪王墓、邾国彝器等。他将地下出土与地上记载结合研究，利用二重证据法，让他的历史纪实文学更加有说服力。学者张立国评价为《鲁国春秋》“这的确是一部踏踏实实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作品。”[5]

也许是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当下的历史小说似乎更喜欢反对伟大，不断解构经典的文本;更喜欢关注疑点与悬案、矛盾与冲突;更热爱收集失落于历史之墙下的碎片，拼凑历史屋檐上的边缘图景。事实上，这样的历史小说创作游离于高雅与低俗、正史与野史之中，让其在社会现实中丧失了对时代的引导作用。杨义堂并没有受到这些小说的影响，而是在作品中表明，赞颂伟大是历史的胜利。《抗战救护队》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总干事林可胜博士，曾参加一战时期法国的战地救护。在他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国内外的医护工作者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负起了全国抗战的救护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干事兼护理组主任周美玉也是听说林可胜在武汉成立救护总队，毅然去武汉找林可胜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山东大汉金茂岳为延安接生了无数的孩子，毛泽东的女儿等都是他接生的。负责救护总队西北救护工作的墨树屏，为了掩护八路军伤员转移，失足坠下悬崖牺牲。周寿恺博士不愿做亡国奴，拒绝了岳父提供的厦门银行行长的职位;不愿给日寇当医生，毅然参加救护队。著名细菌专家陈文贵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动回国，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因参加常德细菌战救护工作，对日军的行径深恶痛绝，撰写调查报告，揭露日军暴行。这些伟大的事迹是一根根民族历史屋脊上的顶梁柱，支撑起当时残破不堪的国家;伟大的英雄更是一个个国之栋梁，让人们看到伟大的意义。

但我们必须承认，历史是有无数空隙的，作家要做的不仅是还原历史真实，还要填补历史留下的空隙，同时理清历史主线与支线的关系，做到具体、全面发展故事。杨义堂在历史留下的可解释的空间中，大做文章。他对某些情节进行补充，比如《北游记：苏禄王传》中提到三王中的峒王离世，作者认为是西王故意刺伤了峒王，导致峒王去世，又听信亲信独眼龙的谗言，有意强娶峒王妃，意图霸占峒王的财产和领地。峒王之死与强娶峒王妃之间推进的纽带，被杨义堂演绎为亲信的蛊惑，这不仅十分合理，也增添了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的丰富性。《大运河》中农民水利学家白英治水的过程坎坷。水利学家潘叔正不顾白英的劝阻，命令河工停止筛沙、和石灰，执意安排大家全面打夯加高河堤。结果夜里暴雨如注，冲毁河堤，潘大人悔恨不已，意图跳河，被白英救起，才一心一意跟着白英治水。杨义堂为了连接潘大人与白英从分庭抗礼到联手治水，设计让潘大人因为悔恨而意图跳河，这是适应情节发展的。沿着历史资料合理想象是一个非常考验功力的做法。杨义堂在创作中补充情节、还原历史、全面铺开发展故事，真正做到了让历史缝隙中的人们更加丰满，让情节更加鲜活。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展现民族精神，也可以作为衡量尺度，进行价值评判。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掀起一个又一个浪潮，对社会、文化、时代精神都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总览杨义堂的作品，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创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杨义堂以敏锐的嗅觉，将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不仅迎合了时代浪潮，也将自身的特点展现出来。其中革新进取、崇德重义、集体为先三个传统文化中闪闪发光的优秀品质，也被其运用在自己的创作构思中。

1、革新进取

革新进取是杨义堂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文化特点之一。《周易》有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意在强调事物不断运动发展是自然规律。君子理应以此要求自己，努力向前，坚韧刚强，坚持不懈。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国人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内部力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正是这种革新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内省自身、外察敌寇。杨义堂的作品中，有不少这样的英雄儿女，有像颜之推历经梁朝、西魏、北齐、北周和隋朝，亲历三次亡国，为国家九死一生，为百姓鞠躬尽瘁的忠耿之士;也有林可胜这种为救浴血疆场的战士敢于把医疗队带到战场的民族英雄;还有伯禽、姬熙父子一脉，不断探求治国道路的一方君主，这些人物展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革新进取的文化精神。这种革新精神的代表人物还有《大运河》中农民水利专家白英。他出任治河总师之时，发现元代运河分水地点选址错误，造成洪涝灾害。于是他抛弃以往治河“堵”的方式，绞尽脑汁将分水点设于山东汶上南旺，引汶河水济运，从源头上分流了汶河。白英让汶河“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百姓不再担心洪水冲毁自己的家。而后，一系列创新的举措，如找泉水，建水柜，逐步解决了运河无水行运的问题。此后，水路运通南北，造福百姓。白英不断进取，勇于革新的精神，影响了潘叔正，也影响了许许多多治水人。

2、崇德重义

崇德重义也是杨义堂作品中比较突出的特点。崇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尚情怀，重义则是个体道德修养的体现。杨义堂十分重视塑造人物的道德理性，强调正邪之分，义利之辨。自古诸学派虽然价值取向和衡量制度大有不同，但都强调人应该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提倡养“浩然之气”。董仲舒主张“正心归善”。老庄道家力求返璞归真。他们都强调道德，认为约束自己，德义为先，是一种符合理想道德标准的追求。杨义堂认为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生命与极高的道德标准密不可分。小圣人孔德成，在皇帝溥仪投降日本后，没有跟着投降。日本人反复拉拢孔德成，邀请他去日本参加汤岛圣堂孔庙的修复落成仪式，甚至在他结婚时，送来丰厚贺礼。这些举动都未能使小圣人背叛自己的祖国，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保护了山东图书馆的图书宝藏;抗战时期，他为国家义无反顾，毁家纾难，在武汉发表《抗战宣言》。以理想中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小圣人，用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他对于祖国和民族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些在这“德”与“义”的背后，更加呈现了杨义堂选择创作对象的标准。《北游记：苏禄王传》中东王巴都葛巴哈刺，也是一个有较高道德标准，对国家民族有极强的责任心的人。他与西王、峒王妃一起，渡过重洋，来大明朝贡，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为苏禄国百姓造福。路途中，惊涛骇浪，险象迭生，面对西王的破坏、海盗的恫吓、鲨鱼群的追赶、台风的施虐，他没有退缩，终于来到中国，实现了自己对苏禄百姓的承诺。可不幸的是，东王在返程途中病逝。他为了苏禄百姓的平安与富裕，历尽艰险;为了中菲两国的友谊，跋山涉水甚至付出了生命。他对出身卑微的发妻，情深意重，对他的第二个夫人的态度也是负责到底，他崇德重义的高贵品格令人敬佩。当然，传统的道德修养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我们理应钦佩的是东王对民族的责任，对友邦的情谊，对苦难的抗争，而封建时期的糟粕，我们理应秉承文化有其时代性的信条进行扬弃。

3、集体为先

整体为上历来被中国人看成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视天、地、人为整体，把追求三者之间的和谐视为最高目标。中国人更是将自身的追求与整体的统一相连接，视家庭和国家等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得失之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杨义堂将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整体论作为自己的创作导向，以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衡量创作题材、攫取创作灵感。他选择治理大运河的功臣、末代衍圣公、苏禄王、救护队长等形象作为创作对象，就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这些人物把全局的利益看得高于局部的利益，把整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体的利益，他们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共同文化追求，更是传统文化作用下的价值取向。《大孔府》中孔德成是从泰山上栓来的娃娃，所以孔德成就拜了泰山的尼姑为干娘，平日里恭敬有加，孝顺非常。但是在日寇即将占领曲阜的时候，尼姑干娘让他遁入空门保全自己，他果断拒绝，含泪送走了老尼姑，继而投身于为民族而战的抗争中。小圣人为集体利益与民族大义，果断拒绝干娘的建议，不顾自身安危，鼎力支撑起这个民族的文化脊梁，可以说是集体为先的典范。《大运河》中永乐年间治理大运河的指挥者——工部尚书宋礼，也拥有这样的品质。为了治河，宋礼一直协调白英与其他同行之间的矛盾，不惜放下自己朝廷命官的身份，与身为农民的白英结拜，自认大哥。甚至不惜与妻子发生矛盾，硬将自己的儿子从书院中接出来，充当河工。在治河中，宋礼财不枉费，役不妄兴，“镪亿兆经其用，棉帛毫丝不曾”，受到各种打击和陷害，始终坚守在治理运河的第一线。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全局利益的优秀品格，让宋礼的经历流传百年。白英的人生更是集体为先的典范，白英在治河过程中，鞠躬尽瘁，为了治水和河工一起吃糠咽菜，操劳过度，导致身体严重透支。当他大汗淋漓，咳嗽到咯血时，却因运河通水在即，事务繁多，放弃了治疗。在治河大获成功后，宋礼为白英向皇帝请功，并带白英、潘叔正进京领赏。进京路上，白英积劳成疾，在领赏的路上去世了。他们这种以小我成全大我的奉献精神，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思想风貌，更让后人瞻仰至今。

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塑造了杨义堂的创作，他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实上，杨义堂发掘民族文化的优秀成份，不仅昭示他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也体现了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理性自觉。他用他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不断进行着创造性的生发转化，赋活历史人物，展现着他眼中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使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性，源源不断产生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杨义堂深谙当代文化中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从传统文化中提取革新进取、崇德重义、集体为先作为文化根基，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基本精神。这样的文本延续传统文化，是历史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现，更是复兴传统文化的有利抓手。

三

文化本质上是组织内部长期积累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事实表明，任何一级组织内部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如不加以有效地规驯、引导和治理，很多时候极有可能是致命的。”[6]杨义堂深谙历史，更加明白如历史上很多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内部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无序与混乱所导致的现象。在他的历史纪实文学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加强文化意义上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的书写，尝试提取静置的史料中文化因素，用有温度的文字还原鲜活生动历史场景。杨义堂的历史书写让读者不必阅读晦涩的史料，也能看到历史的风云际会，还将文化化人的功能性、实用性展现出来。同时，他在对历史的主体性阐释上有其独特之处。他的创作饱含其多年积累与研究，在把握历史大方向的基础上，以合情合理的推理和细致入微的研究，填补了大小历史的交际点与盲点。

1、文化与化人

在杨义堂眼中历史文化创作与价值、信仰、习俗、习惯等组织内部的规则密不可分。杨义堂开篇提到，沂河地区拉甜水的习俗。圣公府的车夫地位比别家的车夫高，被各位车夫喊“爷”，并且只干拉水的活。车夫们一大早起来，等待圣公府的车夫拉了第一桶，别人家的车夫才纷纷去拉自己家的。事实上，无数学子们将孔子称为老师，世人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不敢先接孔子出生地尼山流出的甜水。这不仅体现了圣公府在沂河地区的尊贵地位，也将其背后长久形成的价值体系与习俗习惯显现出来。作者借老人的口说出了富贵人家不喝井水的缘由：曲阜历史悠久，从西周起，就建立城池。而后各代皆在此筑城，城池压着城池，所以井水有股苦锈味。有钱人便天天去沂河拉甜水。杨义堂的创作就是在掌握当地的习俗以及其缘由，在了解组织内部价值体系后，再去用自己通俗易懂的语言，去勾勒一副圣公府的历史文化卷轴。

当然杨义堂更有对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显现于外在的规则制度的把握。《大孔府》中陶夫人品女儿茶，看似是对于茶文化的理解，实则是对古代文学、品茶礼仪以及茶作为一种符号时的意义的深刻剖析。陶夫人与主持品茗，闻茶香、品茶味、听茶名后，笑谈对于女儿茶的见闻，顺便提到自己孩提时代夜读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说起女儿茶，并叹息道“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主持简单介绍泰山女儿茶茶名的由来，乾隆皇帝到泰山封禅，官吏们选来美丽的少女，到泰山深处采来青桐芽，以泰山泉水浸泡，用体温暖热，献给皇帝品尝。这不仅是知识与语言的综合写照，更是将女儿茶作为一个符号，引申出了更深刻的含义。之后详细叙述了小尼姑六道女儿茶的冲泡过程及陶夫人品茶过程。六道茶的味道大有不同，二道茶品来比头道水味觉稍重，但仍是清淡的茶味道;第三道茶水从“甜水”成了“苦水”，浓厚的清苦稠涩，饮罢仍是满口苦涩;第四道与第三道同样地苦烈，满腔浓郁的苦涩达到极致;第五道茶淡下来;第六道茶水像初尝时清微淡远。经过浓烈的苦涩，此时齿流香、口舌生甘、回味扑鼻。茶名、茶香、茶味都在这一段饮茶中展现出来，这背后深厚的知识积淀、生动的文学语言、讲究的茶礼仪、深刻的茶符号都浓缩于几页生动的描述中，这样的创作不仅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这些详细又生动的描述，隐含着那个时代的外在规则。同样注重礼节的作品还有《鲁国春秋》，杨义堂以周礼在鲁国的传承为线索，书写了历代国君和大臣为保护传承周礼不懈努力的传奇故事。这些礼法的留存让孔子有据可依。孔子克己复礼，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周游列国，编订诗书，终成一代圣人。

杨义堂在创作中既重视这些组织中内部与外部规则的运用，又注意把握在内外规则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这大概是受了《千古家训》颜之推的影响。颜之推非常重视文化的推广与内外部互相作用。在异族的朝廷上，颜之推积极推动成立文林馆，编订中华文化经典，并主张将习俗、习惯、知识、法律、礼仪等中华文化精华编辑成册。颜之推看到华夏民族在南北朝时期三百年的灾难，在《观我生赋》中对华夏文化痛心疾首的呼喊，在隋朝统一之后，他积极修订中华正音，为国家统一、文化复兴积极奔走。他不仅重视价值、信仰、习俗、习惯等内部文化因素，也注意与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外部文化因素的互动。事实上，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文化是实时流动、不断迁变的，历史上无数由“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及二者“互动的和”构成的结果都是文化的呈现。以此观察杨义堂的作品，在“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把握上，以及规则之间“互动”出来的“和”的状态理解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2、对历史的主体性阐释

杨义堂偏向用肉身化的叙述立场书写英雄人物的“大历史”，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种形式，他用自身扎实的文史功底将无数历史间隙填上了自己的答案。在宏大叙事背景下，杨义堂把英雄人物当成鲜活的生命个体，让每个生命去书写自己的“小历史”。他从历史的空隙入手，将个体在命运蹉跎之下的无奈选择作为叙事主体，展现他自己心中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唤起人们对国与家、文化与民族之间的羁绊与眷恋。杨义堂将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历史叙事结合，营造了历史真实感，呈现了一种对历史的主体性阐释。

关注文化诗学的学者在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认为创作者发出的声音是“逝去生命的若干残篇”，是通过历史的间隙追寻到了文本踪迹。这或许夸大了作品、创作者与历史的必然关系，但也提醒我们创作者在关于历史创作上具有主体阐释的权力。杨义堂在创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对于历史解释的权力，《大孔府》第二章山东督军等代表的政府机关与颜、曾、孟等圣人后裔以及孔府十二府代表的封建家族共同监督生产小衍圣公，防止陶夫人狸猫换太子。这确实体现了家族与社会对孔府继承人的关注，但让我们疑惑的是，为何会出现“监产”这种荒诞的事情。杨义堂用文本生动表现了生下孔德成后孔府几家欢喜几家愁，用各方的反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老衍圣公这一支族人看来，生下了小衍圣公就是继承家族荣耀;对于老衍圣公侧室，孔德成生母来说，就是一道催命符，文中隐晦地表示是陶氏容不下王宝翠，但对外称是产后大出血丢了性命;而对于陶氏则是利用小衍圣公稳固了自己的孔府当家主母的地位;对国民政府而言，这是酝酿已久的一次认证。这里可以看出杨义堂对于历史的分析还是在掌握一定程度材料后的合理推断。而对于衍圣公爵位的重要性问题，杨义堂也有自己的想法。孔府南北宗之争由来已久，又逢乱世，军阀割据，政府无力管控，作为文化传承的象征——衍圣公不仅有传承儒家文化的使命，也承担了号召知识分子的责任，最后一代衍圣公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作者用极具张力的矛盾冲突对话历史、解释历史，用前现代世界观诠释了封建伦理，映照出衍圣公府背后复杂的政治关系。

我们通常认为，特殊的历史情境与当下有着某种相似性。这也是颜之推所著家训历经千年而不辍，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颜之推历经梁、魏、北齐、北周、隋等朝代更替，从江南到北国，颠沛流离。他历经三次亡国、九死一生，有所感悟，才形成家训。杨义堂没有避开个人书写的标签，他以探寻个人经历为主的方式介入历史，不排斥在某些含混不清的历史事件中根据既定文化与普遍性规则进行合理推测。在他笔下，历史不是刻板乏味的，而是生动有趣、细节十足的。《千古家训》中杨义堂认为太子萧纲和他的父亲、兄长一样，也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并且不喜欢儒家的经史子集，而独爱写艳体诗。萧纲将与文人、宫女饮酒取乐时写的诗编选成《玉台新咏》。杨义堂甚至怀疑这诗集是伶人宫人们写的，否则不会如此艳丽。杨义堂用创作打破了个人介入历史的束缚或限制，在阐释经典历史过程中表达个人的想法，用个体、传统的价值体系与文本构建起他的历史王国。侯景破城后，颜之推迫于无奈当了兵，监督奴隶筑城期间看到诗人王褒、庾信被士兵欺凌。杨义堂对颜之推心理活动的描写十分真实。颜之推不仅认为他们作为文人对官兵这样卑躬屈膝斯文扫地，还认为继续和他们纠缠，被人认出来，会有麻烦。随即他回忆起他们过往的意气风发的少年景象，最后感叹道：“真是天壤之别啊!谁能想到会有今天?”事实上，同作为知识分子的杨义堂更觉自己同他们有一份惺惺相惜。杨义堂借颜之推的口，感叹五代十国时期，无数文人的悲惨机遇。事态的发展让所有人被迫裹挟进历史滚滚的洪流中，战乱让稳定的士族阶级成为人人欺凌的底层民众。杨义堂用历史作为幕布，创作勾勒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景象，他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动荡中，去重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存在依据。由此，文本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与文学性。

四

读杨义堂的这几部长篇历史文学作品，就像听评书一样，让人不忍放下，非要一口气读完才肯罢休，然后又久久回味，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已经深刻地印证在了脑海里。杨义堂在故事的写作中特别注意塑造人物形象，注意挖掘出历史人物中自有的故事性，对于影响重大的情节用力去刻画。《大孔府》里的小圣人孔德成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族子弟，有的“温良恭俭让”的性格，但是他从小读《论语》《左传》，做人的底色是不容怀疑的。在日寇即将占领曲阜的时候，他不愿意离开故土，想着不与日本人合作就是了。但是当孙桐萱将军说，日本人会逼着你投降的，他明白了，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成为傀儡，于是他带着即将临产的妻子，坚定的踏上了抗战的道路，在武汉发表抗战宣言，在重庆成立孔学会宣传抗战。他的这一壮举成全了孔德成，在使作品呈现出正义力量。而孔府的几个女人的命运也是十分坎坷。陶夫人性格刚强，善于算计，但是孔府内忧外患，在一次次大的时代浪潮冲击之下，心力憔悴，终于不支，英年早逝。善良本分的大小姐孔德齐面对整天花天酒地追求戏子的丈夫，忍无可忍，服毒自杀，二小姐孔德懋有着坚韧的性格，于乱世之中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典当度日，干各种粗活，竟然成为一百多岁的世纪老人。《大运河》的白英老人本来是生活恬淡的乡村读书人，不愿意做官，但是在工部尚书宋礼与其玉结金兰、成为仁兄弟之后，又全力辅佐宋礼治河，最后因积劳成疾，累死在治河成功要去京城领赏的船上。《抗战救护队》中，红十字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是个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医术精湛，很有办法，但是他从小在海外长大，不善于人际关系，既支持国民党战场的抗战，也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地救护，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排挤。他被取消了总队队长的职务，但是他心系抗战，又主动到住印军当军医，指挥了印缅战场的战地救护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竟然没有得到一块红十字救护纵队的抗战勋章。

杨义堂作品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滋养，小时候读的小人书上的精彩故事，少年时代乡场上民间艺人长篇故事的说唱艺术，让他对故事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是对中国文本、中国故事写作方式的自觉回归，杨义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候正是西方流派大行其道的时候，他也写过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习作，但是由于积累不够，都没有成功。在他四十岁以后开始写长篇历史文学作品的时候，自觉地摈弃了西方流派的写作，认真研读《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重新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重新树立中国文本的写作方式，为中国读者而写，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注重人物、故事、情节，情怀，用中国风格讲述中国好故事。三是借鉴影视剧的讲故事方式。有人说，影视剧是这个时代的唐诗宋词，影视剧有自己的创作规律，讲究故事更加曲折，冲突更加密集，好吸引观众的观看。杨义堂写的第一部长篇历史文学作品《大孔府》的时候，就瞄准了影视剧改编，想把孔府的故事搬上荧屏，因此专门学习罗伯特·麦基的《故事》等编剧教材，探讨剧本写作的精髓，因此，杨义堂的历史文学作品才更好看，已经有腾讯影视购买了他的作品，正在改编，准备搬上荧屏。

结语

我们习惯认为作家与其他人不同，有人把作家看作是历史真实功能的对立面， 但杨义堂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在反历史的景观化社会中接续历史的重要意义。《大孔府》用小圣人的一生看透中国的百年兴衰;《大运河》在历史的遗骸中发掘了运河文化;《抗战救护队》将中国战地救护的发展置于中国近代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北游记：苏禄王传》将“水上丝路”拉到时代的幕布下;《鲁国春秋》追问的是该如何去记忆历史、书写历史;《千古家训》挖掘了历史的巨擘如何形塑文人心灵的重要话题。杨义堂用自己博大的历史观，将历史性与文本性相结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创作坚持文化化人，用自己多年研究不断进行历史的主体性阐释。虽说，作家要与时代同行，但与时代同步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历史。时代的浮沉会衍生出不同形态的叙事，历史意识必然要伴随左右，否则将会囿于时代的孤岛。他的创作实践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总体要求放在首位，真正做到讲述中国故事，勇于回望过去，捍卫历史真实。这可以说杨义堂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掀起了文化巨浪，在民族的复兴中进行着文学呐喊。

　　注 释：

[1] 何建明.九死一生留家训 矢志不渝盼复兴[N].文艺报.2020.07.10(第3版：文学评论)

[2] 何建明.杨义堂作品的成功在于四个“发”字[N].文艺报.2021.0726(第5版：文学评论)

[3] 杨义堂.抗战救护队[M].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5:374

[4] 杨存昌.借用历史参照，为时代培根铸魂[N].中国艺术报.2019.06.24(3版 文艺评论)

[5] 张立国.时来英雄奋 事去陵谷迁[N].中国艺术报.2019.04.19(3版 文艺评论)

[6] 吴福平著.文化原动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

　　作者简介：

张天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发表于《济宁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