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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在疫苗出现后，国人纷纷积极主动的给自己增加了一层保护，但那些发达国家，“自由皿煮”的思想下，却出现了从底层到知名人士，以各种理由，拒绝打疫苗情况的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美国人不知道疫苗能提高他们生存的概率？尤其是在大多数人不戴口罩，感染新冠可能性很高的背景下？

这一心态，除了“快乐教育”导致底层百姓开智程度不足外，很大程度上就缘于美国政府过去上百年历史上，各种耸人听闻的，拿自己国家百姓当实验品的人体试验。

美国人的芥子气实验

最为现在人们熟知的人体试验，应该是二战期间，轴心国的种种行为，包括德国集中营的芥子气和日本鬼子的731。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盟军审判了因为施行人体试验被抓获的德国医生，而且这个被称为“医生审判”的过程，还排在了纽伦堡大审判的第一个。

从资料中，能够看到那些德国医生先后利用囚犯和被占领国的百姓，主导了迫使数十万人绝育的“绝育计划”，和不计其数人死亡的“疟疾实验”以及最臭名昭著的“芥子气实验”。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医生以“上级命令”和“国际法没有相关规定”为由给自己辩护，最后居然只有七个人被判处死刑，剩下八个人得以活命。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在纽伦堡审判中义正辞严，尽显战胜国风采，但他们忘了，自己也做了同样，甚至可以说更加过分的操作——德国人还是用被占领国的百姓做实验，美国人倒好，直接忽悠自己人来当实验品。

二战进行到后半段，盟国靠着苏联的巨大牺牲勉强扳回局面，但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一直在担心一件事情——他们害怕德国人拿出一战时候的老本事，用化学武器来试图逆转局势。

在这种恐慌心理下，美国军方脑子一抽，决定自己先来体验一下，检验以芥子气为首的化学武器的威力有多大。

芥子气会导致暴露在外的人体皮肤承受化学烧伤，也会导致肺部大量出血，最终很可能导致受害者极为痛苦的死亡。但凡脑子正常的人，就不会申请参加这种实验，于是乎，美国军方就决定不告诉那些志愿者真相。

大约有1200名美国士兵在巴拿马接受了这项实验，他们脱掉上衣，被泼洒上不知名的化学试剂，在军方高层和“科学家”们的目光中痛苦的哀嚎打滚，直到要求的时间结束，才能得到救治。

这些人大部分遭受了终生的伤痛，而美国官方为了保密，还在之后的五十年中，不断的拒绝这些人的索赔要求。甚至要求这些倒霉的士兵不得泄露有关事实，威胁他们即便是告诉医生，也要被送进军事监狱。

1993年，这一事件终于被人披露出来，美国官方才开始“寻找”实验的幸存者，给他们赔钱。毫不意外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活到了这个时候并拿到了官方的赔款，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已经93岁了。

曼哈顿计划的辐射&马绍尔群岛实验

制造出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举世闻名，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有数名科学家在工作中遭受到了辐射，因此身亡。

如果说这些科学家是为了人类的科技发展，自觉自愿奋斗在辐射的第一线，英勇牺牲的话，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如此了。

1943年，就有很多项目工人在工作中产生了种种疾病，且很大一部分都是重症。

由于比例异常，这一情况得到了美国官方的关注，经过研判，官方认为这些工人生病的原因，就是长期暴露在放射性元素之中。

尽管判断出了致病因素，但官方还是决定隐瞒事实，甚至他们还发散性思维，主动向不知情的病人体内注射放射性元素，研究对人体的影响。

一些项目人员还将一箱放射性元素送去了罗切斯特大学，装进喷头，喷洒在校园附近的一座牧场，观察放射性元素是如何传播，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对不知情的学生们的保护工作。

这项人体试验持续了二十多年，收集了大量数据，但美国官方依然不打算发布文件，将很多相关的文件列为机密，目前看来，美国官方可能想要等到所有受害者都死光了，才考虑公布与否。

据不完全统计，不计算那些在核反应堆工作的上千名工人，至少有数以百计的人被迫摄入了放射性元素，其中很多人死的非常凄惨。

而在1954年，美国人在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附近引爆了一颗氢弹，却没有告知当地百姓，更没有组织疏散工作，就让当地的百姓暴露在大量的核辐射中，充当人体实验的实验品。

之后五年，当地妇女的流产率和婴儿夭折率翻了一倍，孩子也出现了大量的发育障碍，到1974年，更有许多当地百姓患上了各种放射性疾病，有三分之一的岛民出现了肿瘤。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在现在这一阶段，因为“疫苗”俩字，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则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这个实验的初衷不能说多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地方美国黑人的梅毒感染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所以美国官方就想要研究和治疗这一疾病。

1929年这一项目刚上马的时候，事情还比较正常，参与实验的是重金招募来的志愿者，对实验过程知情，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护理工作。

这一情况持续了3年，到1932年，没啥突出进展的项目耗尽了资金，但项目组并不打算放弃，他们就决定采用官方惯用的招数——“忽悠”。

这个名为“塔斯基吉”的研究所，转换了研究的思路。他们用免费体检、免费交通费、免费治疗、免费午餐等“小恩小惠”为诱饵，吸引了600名黑人参与实验，经过检测，其中411人患有梅毒。

研究人员并没有如实告知实验人员他们是否患有梅毒，只是对那些得病的黑人告知他们得了“坏血病”，并不是太严重，也不需要做什么阻断措施。这些黑人就正常的生活，将自己的梅毒病毒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这个项目的目的，变成了梅毒对人体的长期影响。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连贯性”，研究人员就必须确保“实验品”不会接受正常的治疗。他们会定期的走访患者，发给他们一些维生素等药片当成安慰剂，偶尔再送去一些现金。

项目组还会以“免费安葬”的名字，说服处于死亡边缘的患者将尸体交给他们，用于死后解剖。

偶尔有一些患者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自己的疾病，项目组也会以各种手段，阻止他们接受正规治疗。

到40年代，青霉素出现，并得到证实，可以治愈梅毒等疾病。1947年，青霉素已经可以在美国民众中得到应用，美国还成立了“快速治疗中心”，想要大规模消灭国内的梅毒。

也就是说，梅毒不再是无药可救的疾病。

然而在这个背景下，塔斯基吉的项目组依然故我，极力阻止他们的“实验品”去参加正规的治疗。

就这么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持续了四十多年，到1972年该项目结束的时候，最早的600名“实验品”只有74人活着，而且还有大量的患者配偶和幼儿也感染了梅毒。

最让人无语的是，这一实验并不是“秘密实验”，其数据长期在美国医疗界能够查询得到，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诉那些可怜的患者，他们可以不用悲凉的去死。

危地马拉梅毒实验

塔斯基吉的梅毒实验，因为其资料完整，而且是拿“自己人”做实验，而臭名昭著。

而在美国的“友好邻邦”，美国人其实还进行了一场梅毒实验，那就是“危地马拉梅毒实验”。

二战期间，大量的美军感染上了性病，战争结束后，政府要负担这些士兵的医疗，就想要寻找到简单直接廉价的治疗手段。

为了效率，政府资助的科学家和大学的研究者以及一家医药公司，就想要用大规模的人体试验来快速获得结果。

这一次，他们没有用本国人来做实验，而是跑去了“后院”拉丁美洲。

研究人员让大量的危地马拉男性去接触感染了性病的妓女，如果那些男性运气好没有感染，研究人员就会联合当地的医生，直接给男性注射病菌，甚至有一个仅仅8岁的孩子也被注射了病菌，并因此患上了性病。

在美方人员的“努力”下，危地马拉的患者数量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其“实验品”接近700人。

可能是畏惧国际舆论，这项实验的记录在事后被很彻底的销毁，事实也被尘封起来。而那些患者，则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

直到21世纪，一名历史学家在整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材料时，才偶然间发现了危地马拉也进行过类似的项目，并将其曝光。

危地马拉总统当时就表示自己“特别震惊”，美国总统也表示了“歉意”，然后就没啥然后了。

军事毒物实验

美国人一直对自己本土的安全充满了担心，生怕日本人、德国人或者苏联人通过什么手段跑到他们的地界下毒。

为了评估国土防御是否存在弱点和出现问题的救治方案，美国人成立了“生物战争局”，暗中给自己的地盘喷洒毒物。

第一次是在1950年，一艘美国军舰架起了他们的水龙头，朝着不远处的旧金山喷洒了成吨成吨的细菌。充满了细菌的水雾长达两公里，在气流的带动下，缓缓进入了数十万人口的旧金山市。

政府人员随后在全市进行了调查，查看有多少人因为感染进了医院。这一数字达到了数千人之多，其中一个人可能因此死亡。

当然，不能说美国官方没有人性，他们特地选择了致死率偏低且不容易产生迅速扩散的一种“粘质沙雷氏菌”，来测试自家百姓的身体健康程度。

当时的旧金山医生们察觉到了大规模感染同一种细菌的情况，也担心是外国的细菌战，便上报政府，同时自行组织寻找感染源。

毫不意外的，政府没有反应，医生们的寻找工作还遭到了不明势力的打压，无果而终。

到了1966年，美国军方又把主意打到了纽约头上，他们用灯泡装满细菌，扔到地铁轨道上，想检查密闭空间的空气流通是否会使得污染物扩散。

结论是确定的，大半的纽约地铁站都检测到了细菌样品。

这是一种引发食物中毒的细菌，会通过地铁乘客的衣服、皮肤和头发进行传播，公布的记录中，没有记载有多少倒霉的乘客因为做地铁而染病。

同样的，也没有记载有任何人因为这种操作受到惩罚。

而类似的给自己人投毒的行为，生物战争局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居然搞了200次以上，平均一年十次！

看了上述种种，也就怪不得美国民众对自家政府充满了疑虑，他们肯定会怀疑，所谓的“疫苗”，有没有可能是新的更大规模的人体试验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