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变法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
可见当时新旧两派斗争之激烈!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保守派得势,新法尽废;一年后,王安石黯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出现了“三不足”之说,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警句之一,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简单来讲,就是说: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王安石说的;经过学者们的考辨,现在一般认为,“三不足”说并非王安石提出的,而是反对派们对其思想言论的概括,或者说是安给王安石的“罪名”。
据《论语·季氏》载,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而“三不足”,就是比照着孔圣人的“三畏”来的——
在反对变法的人看来,王安石简直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三不足”与圣人之言直接对立,离经叛道,自然是歪理邪说。
“三不足”
有意思的是,对于反对者攻击自己的这三句话,王安石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
据南宋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宋神宗曾当面问王安石,是否听说过“三不足”之说,王回答说:没有听说过。
接着,王安石就“三不足”的流言依次向宋神宗辩解道: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
就是说,皇帝陛下你这么勤政,这么努力了,事事考虑百姓福祉,难道还不是畏天变吗?
(在反对派以天灾异象攻击新法时,王安石还曾上对宋神宗云:
“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不难看出,王安石并不是不惧天命,也非完全否认天人关系;而是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不能盲目地相信天人感应,关键还是要从人道出发,修人事以应天,修政以救灾。绝不能因为天灾异象之说影响新法的推行。
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
对于反对派“祖宗不足法”的指责,王安石则几乎照单全收,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
他以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曾任用范仲淹等实施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为例,反问道:
“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
而对于“人言不足恤”的指责,王安石认为,宋神宗“询纳人言,事无大小,惟言之从”,这么注意听取意见了,难道还不是顾恤人言吗?
但他同时又明确指出:“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只要行事符合义理,又何必顾恤人言?
经典有云:“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自己既未违反礼义,就不必顾虑别人的闲话了。
王安石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
千百年来,“三不足”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过去抨击此说的人比较多,有所谓“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
近世以来,王安石作为改革家受到了充分肯定,“三不足”说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同。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写作文化随笔《评“三不足”》一文,对“三不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对于“天变不足畏”,张先生认为,这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荀子《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意思是:大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尧的圣明或桀的暴虐而改变。
到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其实是比荀子倒退了。
也就是说,在张先生看来,“天变不足畏”是进步之说!
张岱年先生
其次,对于“祖宗不足法”,张先生认为,这是明显的法家观点。
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在秦国主持变法的商鞅曾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张先生指出,法制应随时改变,不宜守旧,这是正确的;但对于所谓“旧章”或“祖宗之法”,也要具体分析,不能说全不可改,也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应改则必改。
最后,对于“人言不足恤”,张先生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尽管经典有云:“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但不顾恤人言,还是要以不违反礼义为必要条件;如果违反了礼义,还是应该顾恤人言的。
张先生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哪怕是没有违反礼义,也仍应该博采众议。
当然,他也指出,对于人言,要加以具体分析:对违反事实的虚妄之言,是可以不予顾恤的;但对于反映事实的真诚之言,则应加以重视。
毕竟,集思广益,听取、重视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优良传统。
王安石像
对此,你怎么看?你如何评价千古警句“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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