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解释

百姓生活饥困，是因为统治者征税过多，所以百姓饱受饥饿。百姓难于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政令繁多，所以百姓难于统治。百姓犯法，是因为统治者奢侈腐化，搜刮民膏民脂，所以百姓以身试法。只有不追求奢侈生活的人，才比重视养生更高明。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百姓饥寒交迫，上面的统治者收的税太多。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百姓难以治理呢，是因为上边瞎折腾。在《道德经》里，“有为”这个词就是妄为，瞎折腾，就把民心折腾乱了。折腾得多了，失去百姓的信任，说什么都没用了。

“是以难治”，其实这原因就在自己的“有为”。

百姓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为了争夺土地，扩大疆域称王称霸，造成民穷财尽，所以难以治理。“无为之治”是针对社会现实的良药。国家难以治理的原因，正是统治者过于有为，或是不断征伐，或是建筑宫室，所以劳民伤财，才使国家难以治理。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百姓把死不当一回事，是因为统治者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要，剥夺财富，穷奢极欲，这财富都聚积在他们手里，老百姓难以生存。百姓觉得没什么活路和希望了，也就不把死当一回事，“是以轻死”。

统治者欲求太多，要求过分，使人民陷于饥荒的境地，生活困苦难以为生。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民以食为天，赋税过重使民众陷入饥荒。政令繁多使人民无所依从，社会秩序难以维系。压榨人民而骄奢淫逸，这就将人民逼上了冒死反抗的绝路。社会税收除了合情合理之外，还要真正用于公共建设和谋求社会福利，而不是落入一小部分人的腰包。

“夫唯无以生为者”，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绝对重要的。不要把财富、好吃的好用的，全都集中在自己这儿来。不把聚敛、穷奢极欲当作生命的重要的部分，这个就是“贤于贵生”。

统治者不要只求物质上的享受，而不顾人民。对百姓的剥削和压榨是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民众不堪忍受，就会冒死反抗。只有那些生活得恬淡、清静的统治者，才比那些重视生命的统治者更加明智。

百姓的思维很多时候是由百姓的生活状态决定的，而百姓的生活状态往往由统治者的治理方针决定。统治者自私自利，则政令苛刻，政令苛刻则百姓生活困难，百姓生活困难则会出现饥饿、暴乱、不怕死的情形。老子推崇统治者从“无为”做起，进而影响所有百姓的思维和行动。

故事

唐玄宗时，姚崇和张说同朝为相。两人的思想倾向不同，经常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张说曾因为被姚崇参奏而贬出京城，两人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后来，姚崇患了重病，日甚一日。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担心张说报复自己的子孙，便问他们怎么自救。

几个儿子沉默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姚崇叹了口气，继续说；“张丞相这个人生活挥霍浪费，尤其喜欢服用和玩赏的东西。我死以后，他作为同僚，必然前来吊唁。你们多拿一些我平生喜欢的东西，如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各种宝器，陈列帐前。如果他不看这些东西，你们要迅速安排家里的事情，否则全家人都会遭到他的迫害。如果他注意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将他喜欢的东西送给他，然后请他撰写我墓碑的碑文。得到他写的碑文以后，你们立即上报给皇帝，并先将石料准备好，尽快镌刻，再告诉他已经经过皇帝同意。”

交代完后事没多久，姚崇就死了。儿子们为父亲发丧，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刚进灵堂，他就盯住了摆在灵案上的诸多玉器宝玩，连行礼时也心不在焉，直盯着不放。姚崇儿子们心中暗喜，忙按姚崇生前指教，将宝玩玉器尽数送给张说。张说稍作推辞就欢天喜地地收下了。

回到府中，张说急忙细细把玩刚得到的宝贝。刚心满意足地收拾好，就有姚崇长子前来求见，原来是请求为其父撰写碑文。张说没考虑，马上答应。姚崇长子千恩万谢地走了。过了两天，张说从偶得宝玩的狂喜心境中平静下来，仔细回味，才觉得此事很蹊跷。姚崇家为何平白无故送这么珍贵的宝玩给自己呢？自己与姚崇的仇怨一直没解开，凭什么要写碑文呢？张说忙派人去姚府，说前日所写碑文有点不妥之处，请求取回去修改。可惜来不及了，姚崇家人说那碑文已奏过皇上并已刻在碑上。张说听说后，顿首捶胸地骂道：“死了的姚元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的才能同姚元崇相比，还差得远呢！”

姚崇深知张说喜欢赏玩宝石玉器的特点，才故意将家中贵重的珍玩送给他，让他在骤得宝物、头脑发热之时为自己说好话，也为子孙们免除了一场大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