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武汉佛教界活动述评|佛学|佛教|佛教界|僧人|圆瑛

来源：《法音》2015年第9期（总第273期）

近代的武昌不仅是首义之城，还是新佛教运动的策源地，太虚于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则是新僧的大本营。在太虚建设“人间佛教”的推动下，武汉的佛教信徒几达数万，各种佛教事业兴盛，包括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佛教居士林、女尼修学院等，大有中国佛教复兴之态。抗战爆发之前，对于武汉的佛教事业，武汉政商界的居士们为力居多。最具代表的是汉口佛教正信会，除了平日研究各宗佛学，按时邀请专家教授讲演佛学，还常年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在太虚法师指导之下，真能实行发扬文化与普及慈善事业之宗旨”。[1]

近代，日本疯狂侵略中国，导致国土大片沦陷。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重，全国各界的抗日情绪高涨，而关心国事、热心社会事业的新僧及居士们也呼吁佛教界响应反侵略运动，参加救护事业，武汉的佛教徒亦不甘落后，既有舆论的宣传，也有实际的行动。武汉沦陷后，充满活力的佛教事业及各佛教团体被迫中断，但全面抗战初期武汉佛教徒保卫武汉、维护佛教事业的努力值得纪念。

一、护国事业

举办息灾法会。息灾法会是佛教界运用宗教方式超度亡灵、祈祷和平的护国方式。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全国各地佛教团体举办的护国息灾法会也越来越多。在武汉沦陷前，武汉的佛教界就举行过多次护国息灾法会。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这一日也成为民众的抗战纪念日。在次年7月7日，为举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汉口佛教正信会联合武汉佛教人士，共同发起长达10天的七七法会，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此次法会的仪式隆重，具体开展了五项内容：第一，延请一百位大德法师，启建仁王护国法坛祈祷胜利；第二，延请蒙藏大德喇嘛数十位，修建绿度母密法息灾免劫；第三，延请数百位男女清修居士，启建净土法坛，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第四，法会圆满日午夜子时举行斋天法仪，祈祷我军胜利；第五，延请大德和尚于圆满日施放五大士焰口一台，普度亡魂，超拔苦海[2]。同时，为响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关于国际反侵略的号召，武汉佛教界决定于1938年2月6日在汉口佛教正信会建立道场，举行“仁王护国法会一天，延请百位法师恭诵《仁王护国经》，以消除浩劫，超度死难众生”[3]。当日，武汉的各大丛林、僧寺、尼庵、莲社、居士林等158个团体、26,400余会众，也分别进行了反侵略演讲活动。[4]

为支持抗战，僧人们从佛教典籍中寻找护国的理论根据。《仁王护国经》是佛教典籍之一，翻阅民国时期佛教期刊、杂志，可察知《仁王护国经》被频繁提及，圆瑛法师、谛闲法师等也做过专门讲演。《仁王经》中讲述了佛教报效国恩、守护国土的内容，它的广泛宣传无疑激发了佛教徒的护国热情。汉口佛教正信会的居士们更是在太虚法师的领导下，决定印刷千部《仁王护国经》，赠送全国僧寺，以供各佛教团体在护国法会的应用[5]。随着武汉形势的日趋严峻，从1938年8月2日起，每晚7点至9点，汉口佛教正信会敦请武昌佛学院代理院长苇舫法师主讲《仁王护国经》，“以佛法理论，唤起大众抗战必胜之信念，并以此功德回向息灾”[6]，并热烈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旁听。

武汉的佛教徒除以宗教方式参与护国外，还在实际行动中践行佛教的慈悲救世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积极参与献金活动。1936年，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佛学院附小、汉口佛教正信会、武昌佛教分会等武汉佛徒，或节食一日，或节省香供费用，筹集款项数百元，委托武汉日报社转汇前方，以慰劳前线将士，表示佛徒爱国不落于人后[7]。收到委托信和款项的《武汉日报》分别于1936年11月20日及12月2日刊登了这一消息。

联合各国佛教团体，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1938年，武汉三镇的全体佛教徒，在太虚法师及汉口佛教正信会大居士李子宽、钟益亭、王达五的带领下，除举行“仁王护国法会”，还致电日内瓦宗教推进会、伦敦佛学会、巴黎世界佛学院、纽约菩提精舍及其他各国佛教团体，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残杀人类、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呼吁世界佛教徒“联合一致，运大慈悲，以般若光照破其妄执邪见”，并建议各国政府“速令日本少数军阀的疯狂病消减，拯救日本多数无辜人民，以及中华士民早获安全”[8]。抗战时期，有不少国际友人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战提供军事、物资、医疗等帮助。为了保卫武汉，苏联政府派来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各国带来医疗队前来救护，其中有来自佛教发源地——印度的救护队。1938年10月4日，汉口佛教正信会接待了来自印度的阿泰尔一行，欢迎这群国际友人，并开展业务上的联络和交流。[9]

议设佛教医院。1938年3月26日，副总队长宏明领导的上海僧侣救护队因沪沦陷，救护工作转移到武汉，队伍驻扎在汉口的九莲寺。宏明因前线战事剧烈，根据救护队过去在上海从事救护工作的经验，深感有创立佛教医院的必要。不久，上海救护队的宏明、西竟两法师邀请武汉佛教界领袖木怀、苇舫、海镜、如悲等僧人，屈文六、朱子桥、吴木兰、顾惕生、汤志先、孙厚在等居士，提议在汉口创设佛教医院，“发扬佛教救世精神，并勉佛徒努力救亡工作，以辅助民族抗战国家复兴之盛业”[10]。但据成员乐观法师撰述，他在香港完成救护队特刊的编印后，5月13日携刊来到汉口，但发现武汉的“佛教团体及诸山对本队似持可有可无的态度”[11]，该队也经常受到外界的恶性流言。后来，宏明被疑为“汉奸”，而被卫戍司令部抓走，3个多月后才得以保释出来。宏明被抓引起了救护队成员的士气涣散，上海慈联会的接济终止，沪僧侣救护队也就此解散。随着武汉的局势更加不利，佛教医院的设想最终并未实现。

参与抗战与救护。早在“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后，武汉部分佛徒就积极加入抗战队伍。如1933年报载，“汉阳归元寺前方丈立明，具有武术，素习踪之技，虽丈余高之墙垣一跃而上，收有门徒三四百名，软硬国术，各具专长”，听闻热河失陷，愤不欲生。方丈立明认为僧人也是国民一份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定以佛教大无畏精神，“率所有门徒，北上投赴义勇军，效力疆场杀敌以雪国耻”。[12]

上海战事爆发后，圆瑛法师的弟子宏明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在前线救护伤病者，获得社会舆论的好评，在全国佛教界起了带头作用。1938年5月，汉口佛教会长、香山寺的住持海镜和尚有感于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工作，在圆瑛法师的支持下，也决定在汉口成立“武汉抗日僧侣救护队”，并自任总队长。队伍由120多名爱国僧侣和少数男居士组成，下设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其中有20多名年轻力壮的僧侣组成的担架队和30多人组成的比丘尼护理队。他们从红十字会请人传授抢救和护理的知识，并反复进行训练[13]。集训结束后，海镜率领汉口的僧尼救护队随97军转战湘鄂各地，参与救护工作。

汉口佛教正信会是一慈善团体，除了常年送诊施药，年终施米施衣，火灾施粥施钱，水灾发钱发药外，每遇兵灾，对于伤亡将士，则组织救护队进行救护，成绩颇著。热河失陷后，有感于前方将士热血奋战的精神，汉口佛教正信会与武昌佛学院的缁素教徒，组救护队，“会同汉口红十字会救护队北上，实行救护工作”[14]。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呼吁佛教界“练习后方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15]。武昌佛学院的法舫法师亦发表文章，号召武汉佛徒组织救护队、宣传队等，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16]。同年，汉口佛教正信会又开始组织救护队，定名为佛教正信会慈济团救护队，筹集经费，召集担架工[17]，参加抗战救护工作。1938年9月24日，武汉被炸，死伤众多，时局日趋严重，汉口佛教正信会的救护队，一方面在大队长计国祯居士统领下，分为三支分队，会同红十字会、红卍字会，从事汉口之救护伤亡工作[18]，另一方面设立妇孺避难收容所，把光明影戏院的旧址作为收容所，收容三百人，送诊施药，“救济不能离开之佛教徒妇孺”，并向社会大众募捐经费等。[19]二、撤离工作

1938年8月，随着敌机连日狂炸武汉，“连佛教寺僧，亦为轰炸之目标”，垣颓宇败，死亡之惨，无不发指，“如武昌之龙华寺，殿堂寮舍，均被轰倒。佛学女众院，栋折榱崩。汉阳之棲贤寺，炸倒后院，压死僧人，至其无辜民众”[20]。时局已到达最严重的阶段，武汉的各佛教团体不得不解散和暂停工作，着手撤离工作，随政府和民众转移至大后方。

1938年9月15日，《海潮音》杂志向社会介绍了武汉佛教的近期情况。作为当时中国佛教最高学府的武昌佛学院，“除有一、二人看守外，俱已迁移到安全地带继续研究了”。佛学女众院、八敬学院，也被迫疏散。菩提精舍被迁移到宝庆办学。武汉的尼众甚多，鉴于“江浙尼众惨遭奸杀”，汉口佛教正信会与苇舫法师呈请太虚，并与重庆佛学社王晓西社董、狮子山云岩法师商定，在重庆的江北静观场塔坪寺设立尼众避难林，“函请福源轮每次带十余人至渝避难”，路费由乐慧斌居士供养五元（如系由宜转轮每人十元）[21]。此外，汉口佛教正信会还发出公告，请赈济委员会指定六项具体办法，指定重庆和湘西作为庵堂、比丘尼的主要避难地点，但愿前往西安者亦可[22]。至于平日以经忏佛事为生的其他丛林庙宇，也在这乱世之时，开始疏散。除此之外，佛教的重要刊物《海潮音》被转移到重庆，继续刊登佛教界文章及新闻事件。

汉口佛教正信会的诸多居士不仅是武昌佛学院的院护，对佛教事业为力居多，还常年不懈地从事慈善事业，尤其在抗战期间，“组织难民所、救护队、慰劳队，及送诊施药施棺等慈善事业，加强抗战力量”，为中国佛教的新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武汉局势的急转直下，该会的活动困难重重，不得不“随缘应付”。1938年10月23日，汉口佛教正信会副理事长王达五呈请太虚，决定停止办公，关闭妇孺收容所；解散职员，发放两个月的解散费；用砖将本会的大门封闭，仅留三教街十九号作为通讯处；在重庆佛学社的海潮音社设立汉口佛教正信会通讯处，方便来渝会员联络[23]。该会理事长李子宽也应太虚法师之电，转移到后方，直至抗战胜利后返回汉口，重新登记筹备汉口正信会活动。

汉口僧侣救护队因海镜和尚被阻隔上海及武汉失陷，接济中断，被迫辗转至洛阳，本应奉命解散，但因“多数同参志在救亡，不忍逃离”，第一大队长云中带领众人转移至西安，暂栖息于大兴善寺。这批来自武汉的僧侣救护队得到大兴善寺方丈心道及朱子桥、康寄遥等居士的支持后，重整旗鼓，并公推心道出任总队长之职，领导一切，设总部位于大兴善寺[24]。该队在心道的带领下，不断改组扩大组织，后改名为“中国佛徒战地服务僧众救护队”，跟随部队由西安开赴河北、山西等战地工作。[25]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为日本的占领区，日本强盗大肆烧杀掠夺，许多建筑和文物遭到破坏，佛教界也未逃此劫。抗战胜利后，经清查，汉口佛教正信会保存较为完好，武昌佛学院的图书除一部分事先运出保存外，其余均被日本驻武昌的东本愿寺劫夺，运到日本，佛学院的院舍也被日本兽医队占用。教室、寝室等，被敌军拆毁，门窗、格扇及院具都荡然无存，仅剩正中四大栋图书馆部分[26]。武汉作为新佛教事业的重镇，它的沦陷不仅是物力的损失、人员的失散，更使救伤济世的人间佛教事业骤然夭折。[27]

三、结语

全面抗战初期，全国各界呼吁积极抗战，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携手并进，抵抗日本侵略。作为“方外之人”的佛教徒面临国家危亡的局面，也积极响应抗战号召，向国内外宣传日本侵略霸占中国的野心。在国土沦丧、抗战情绪高昂的背景下，武汉的佛教界积极奉献自身的力量，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超度亡魂，祈祷和平；讲诵《仁王护国经》，用佛法理论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积极参与献金运动，减食劳军；组织居士救护队和僧尼救护队，开设妇孺避难收容所等，展现了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和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保卫武汉、支持抗战做出了贡献。武汉沦陷后，武汉的佛教各团体也跟随政府和民众撤离，纷纷转移到大后方开展工作。对于武汉佛教界在全面抗战初期活动的认识，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武汉佛教徒在抗战中的表现与近代佛教的改革运动密不可分。以太虚法师为首的佛教领袖，从上世纪20年代，即着手对暮气沉沉的佛教进行改革，整理僧伽制度，建设人间佛教，改革的大本营在武汉，重要刊物是《海潮音》，并以“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为期刊的宗旨。太虚法师领导的佛教改革运动在遭致抵制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批僧青年的支持，其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等佛学院更是培养了众多具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关心国事和社会事业的新僧。而这些新僧，构成了僧人支持抗战的主流。在抗战期间，受新佛教运动影响的武汉僧青年，作为佛陀弟子，积极发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乘佛教精神；作为国民一份子，积极履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

第二，武汉的政商界大居士是太虚法师进行佛教改革的深厚信众和弘法基础。比如武昌佛学院的经费，“只有武汉方面大心居士所认日捐之款维持而已”[28]。以武汉居士为主的汉口佛教正信会自1920年成立以来，一直支持太虚法师的佛教事业，常年从事社会慈善活动，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口碑。汉口佛教正信会在抗战初期，积极组织救护队，献金劳军，开办妇孺避难收容所等活动突出，体现了“人间佛教”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第三，武汉欣欣向荣的佛教事业因日军占领而中断，但佛学院学僧、众多僧尼及居士的及时转移，也为抗战胜利后佛教的振兴保存了力量。此外，一批热血的武汉僧青年，如僧侣救护队，历经磨难，转至西北，重新扩大队伍，继续发挥佛陀救世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奔赴前方战地，从事救护工作。

（作者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1]张圣慧：《参观武汉佛教之印象》，《海潮音》，第15卷，第10号，1934年，第89页。
[2] 《护国息灾法会七月七日起举行十天并追悼阵亡将士死难民众》，汉口版《申报》，1938年7月1日。
[3] 《耶佛教徒明日总动员为国难祈祷文化界定今日开会商讨扩大宣传办法》，（汉口版）《申报》，1938年2月5日。
[4]《佛教法会》，（汉口版）《申报》，1938年2月7日。
[5] 《汉口佛教正信会响应于院长致蒋总裁电》，《海潮音》，第19卷，第9号，1938年，第58页。
[6]《汉口佛教正信会讲经》，《海潮音》，第19卷，第8号，1938年，第54页。
[7] 《武汉佛徒减食劳军》，《海潮音》，第17卷，第12号，1936年，第109-111页。
[8] 《武汉佛教徒响应反侵略运动》，《海潮音》，第19卷，第2号，1938年，第56页。
[9]《汉口佛教正信会最近工作》，《海潮音》，第19卷，第10号，1938年，第25-53页。
[10] 《武汉佛教徒发起创设佛教医院》，《海潮音》，19卷，第5号， 1938年，第60页。
[11]乐观：《沪渝僧救队及国际宣传队的经过》，《狮子吼月刊》，第11、12期合刊，1941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94卷，第464页。
[12]《和尚也当义勇军》，《海潮音》，第14卷，第4号，1933年，第109页。
[13]陆川整理：《抗战僧尼救护队》，载肖志华、严昌洪主编《武汉掌故》，武汉：武汉出版社 , 1994年，第53页。
[14] 《佛教徒组织救护队》，《海潮音》，第14卷，第5号，1933年，第119页。
[15]尘空：《民国佛教纪年》，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民国佛教篇》，第86卷，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219页。
[16]法舫：《武汉僧众组织起来》，《海潮音》，第18卷，第12号，1937年，第1页。
[17] 《汉口佛教正信会组织救护队》，《海潮音》，第18卷，第10号，1937年，第47页。
[18]海潮音社：《各地佛教徒的进步姿态》，《狮子吼月刊》，第11、12期合刊，1941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黄夏年主编，第94卷，第477页。
[19] 《汉口佛教正信会最近工作》，《海潮音》，第19卷，第10号，1938年，第25-53页。
[20]《武汉佛教寺僧遭惨炸》，《海潮音》，第19卷，第8号，1938年，第53-54页。
[21] 《武汉佛教近况》，《海潮音》，第19卷，第9号，1938年，第57页。
[22]《汉口佛教正信会通告：救济武汉各庵堂比丘尼指定四川重庆、湖南湘西两处为避难地点愿往陕西者亦可》，《佛教日报》，1938年6月24日。
[23]《汉口佛教正信会停止办公》，《海潮音》，第19卷，第11号，1938年，第56-57页。
[24]《汉分会战地服务团僧众救护总队改组公推心道法师为总队长一大队赴前方工作》，《佛教日报》，1939年，7月13日。
[25]《汉口僧众救护队更名中国佛徒战地服务僧众救护队盖为扩大组织加强抗战力量》，《佛教日报》，1940年，2月22日。
[26]《武昌佛学院近讯》，《海潮音》，第27卷，第1号，1946年，第25页。
[27] 太虚：《慰问沦陷区四众同人》，《海潮音》，第19卷，第11号，1938年，第1页。
[28]寄尘：《歧途底一群》，《人海灯》，第2卷，第10期，1935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