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华彦钧（六）

——华彦钧是叫化子吗？

1979年，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访华期间，专程前往中央音乐学院听二胡专业的学生演奏《二泉映月》，一曲奏罢，他被音乐中流淌出的人类共有的积极精神深深感染，而显得有些激动，旁边一位陪同老师见此情景便说，这就是我国南方小城市一个要饭的流浪汉拉的曲子，您不必如此激动。这一劝说立即遭到小泽征尔的反驳，他在之后的记者采访中，给予《二泉映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不是哀伤的，虽然有哀婉的情绪，但精神是积极的、于无形中人类共有的，从而引起我国音乐界对《二泉映月》的关注度再次升温。

这位老师有关流浪汉的说法，让我们想起了始作俑者，就是1979年出版的《阿炳曲集》，文中称有人把华彦钧当作叫花子看待，但又说他与一般寄生于社会的叫花子们截然不同，从来不计报酬，纯粹靠演唱来维持生活。总之，无论怎样，华彦钧都是叫花子。

华彦钧是叫花子吗？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谈：一呢，叫花子就是以讨饭为生的人，说华彦钧是叫花子，就是说他以卖艺为生，上面那位老师干脆就直接说他是要饭得了。这种说法看似没有毛病，但忽略了两个细节：一是模糊了华彦钧走上街头的原因，二是贬低了华彦钧是传艺而不是卖艺的音乐精神与崇高品质，换句话说，始作俑者没有读懂华彦钧，两者不在一个阶层、不在一个档次、不在一个境界上。

华彦钧虽然出身低微，在旧中国没有身份地位，但由于他从小就浸润于道教音乐，后来又子承父业继任道长，长期从事道教斋醮科仪，深知旧中国道教上层贵族与整个封建历代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其父两代经历坎坷与磨难，饱受同行欺辱与霸凌，看透宫观内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黑暗，因而较之一般劳苦大众，他审视黑暗社会现实就多了一个视角，对封建礼教奴役下劳苦大众的苦难了解，就多了一层深刻，从而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道教权贵与官方配合、对底层普通道士的欺压与愚弄，就更能感同身受，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养成其仗义救助、抑强扶弱的可贵品格。

所以说，如果把华彦钧仅仅看作是社会底层的苦难大众中的一员还不够，虽然他没有哲学知识或没有学过哲学，但不等于没有哲学思维，还应该看到他同时有着对哲学、对宗教的深刻洞察力，有着一种要通过音乐的力量，把他面对这一黑暗社会与坎坷人生背后的感悟与思考表达出来的创作愿望与优秀品质。

他也许做不到像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能够把自己所遭遇的坎坷与整个民族的苦难结合起来，但当他从个人坎坷命运中，体会到底层被压迫大众的命运，并甘愿以音乐首当其冲时，那种宝贵的文化自觉意识，就会自然地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民族意识、民族觉醒，不约而同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他对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以及更多苦难大众的境遇的关注，以及他的思想，就同时具有了某种广度和深度，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具有普遍意义，从而也激发了他执着于音乐，并为音乐献身的崇高境界。

华彦钧本来有自己的道观，有自己的道场来展现自己的音乐才华，但无奈抵挡不住国民党卵翼下的道教贵族和文人世家的欺压与围攻，被迫走上街头来完成他的音乐梦想。所以，华彦钧所创作的音乐品质及其展现出的杰出才华，表明他不是在卖艺，而是在传艺，是在进行音乐创作的实践，用叫花子来形容华彦钧，显然有失公允，以貌取人。

二呢，既然我们承认华彦钧是一位音乐家，这一点应该没有人否认，他就不是以拉二胡卖艺为生的叫花子，因为如果这样表述就是矛盾的，一方面，一个音乐家怎么同时又是叫花子呢，另一方面，如果音乐家是叫花子，那么我们今天在大剧院演出的音乐家岂不都成了叫花子？如果华彦钧作为音乐家是在卖艺，那么今天的音乐家的演奏难道也都属于卖艺之列吗？显然不是。

歌德写《浮士德》花费了60年，拿破仑反复读了七遍。华彦钧是在失明情况下创作的《二泉映月》，一部花费20余年浓缩成仅仅6分多钟的乐曲，我们今天又有几个人，包括音乐家、演奏家在反复听呢？所以说，对《二泉映月》不听一百遍是没有发言权的，乐曲中所蕴含的宏大场景与阔达气韵，是华彦钧对个人生命体验与那个社会的感悟而思考的结晶，随便拉出一个沿街乞讨卖艺的叫花子是创作不出来的。（202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