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原子弹诞生的摇篮|炸药|王淦昌

作者：肖如

这里是燕山古长城脚下的一片广袤土地，如今已是郁郁葱葱，曾经的移动沙丘上早已是树木成林。然而突然出现的碉堡式建筑、简易的营房、还有周边的铁丝网却让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极少有人知道，这里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爆轰试验场，曾经代号为“17号工地”。也正是在这片土地打响了爆轰试验第一炮，孕育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雏形，被誉为“原子弹的摇篮”。

直到1984年10月，核工业部建立了爆轰试验场纪念碑，这一绝密工程才被解封。

爆轰试验场纪念碑

60多年已过去，曾经不断轰鸣的炮声早已被一片寂静所取代，但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却永远激励着年轻一代不断奋进。

爆轰试验拉开帷幕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派人到中苏边境满洲里去接应样品和资料，结果一次又一次落空。

在预感到这有可能是苏方违约的先兆时，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就提出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需要继续催促苏联按《国防新技术协定》提供样品和技术资料，另一方面以培训为理由建设一个小型的爆轰试验场，以进行模拟试验，及早掌握原子弹的爆轰原理。

由于爆轰试验隐秘且具有一定危险性，当时对试验场地的选址有两个要求：第一，为了满足保密要求，场地需要相对比较隐蔽；第二就是希望离北京九所近一点，方便科研人员的随时往来与交流。

爆轰试验场外景

经过几个月的选址和实地考察，李觉和郭英会两位局长认为在河北怀来附近的一处靶场比较适合，这处场地由工程兵司令部主管，在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的通力配合下，试验场地最终确定在了这里。

这里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军都山和官厅水库之间，地貌广阔，位置又比较隐蔽，非常适合进行爆轰试验。

1960年2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爆轰试验场地17号工地开始动工建设， 6月建成。同年4月21日打响了第一炮后，紧接着第二期工程于同年7月动工，11月建成。爆轰试验场包括药柱浇铸和加工工房（含化学分析）、机械加工间、样品安装工房、药柱安装工房、光电测试站、炸药火工品仓库等不同用途的工房。

十七号工地雷管炸药装配件

当时，苏联毁约的举动更加激发我国进一步坚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信心，大家团结一致，一切工作从零开始。

但研制原子弹，爆轰试验是一个关键环节，而进行爆轰试验，炸药部件的研制必须先行一步。

于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北京九所二室主任陈能宽领导全室工作人员开展起了爆轰试验和炸药部件研制工作。

此时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而且所里要求必须在“五一”劳动节前打响爆轰试验头一炮。

为了培养这支爆轰实验的排头兵，王淦昌还专门给他们上了一周的培训课，从数学到物理再到实验分析。

孙维昌讲述

当一切准备就绪，二室副主任孙维昌带领二室二组、三组科研人员第一批去17号工地，为炸药部件研制和科研生产做准备工作。

古长城脚下，炸药部件研制的帷幕首先拉开了。

“土法上马”抢时间

当时，场地的炸药工房还没竣工，“五一”节要打响第一炮怎么办？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科研人员“土法上马”。

科研人员土法熬制炸药

借用军队帐篷代替炸药工房；没有正规的米哈伊洛夫熔化炸药锅，就用铜焊接出一个双层的桶，靠它来熔化炸药；锅炉房还没有建成，就用开水炉代替；有色金属模具还没到货，就用日杂商店买回的铝锅、铝勺凑数；用牛皮纸、马粪纸加工浇铸炸药的模具；用铜锯和铜锉刀加工炸药部件毛坯......

科研人员手工操作炸药部件研制

在帐篷中搅拌炸药十分辛苦，因为帐篷通风不好，满室内都充斥着炸药粉尘，古怪难闻且有毒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搅动。

虽然辛苦，但年轻的小伙子们却都干劲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争着去干，最后干脆轮流搅拌。即便是防护手套和防护服不足，也照样工作。

就是这种简陋的环境下，大家加班加点地工作着，终于在1960年4月21日，爆轰组成功打响了第一炮，圆满完成了所里下达的任务。

第一炮打响后，原子弹炸药部件的各项研制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

当时使用的炸药只有国产TNT和从苏联进口的黑索金，但苏联毁约后，黑索金已停止供应，所以只好暂时使用兵器部支援的一部分来进行研制。

科技人员在十七号工地做炸药理化实验

而制作炸药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每道工序的操作都是精细活，容不得半点分心。

首先需要对炸药进行拆装，检查成分并用天平称重。通过高爆速组、低爆速组发料，检查模具，测烘干箱温度等步骤，才能进入浇注、护理、搅拌、护理、再搅拌的炸药制作环节。最后，还有炸药的正常化处理、打冒口开模、采样切割、理化分析等工序。

后来随着爆轰技术的发展，对炸药部件品种规格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圆柱形发展到多边多角形，从常规爆速到低爆速、高爆速，从单质炸药到混合炸药。通过一次次的摸索试验，工作人员突破了炸药部件研制的各个技术难关。

进行野外炮轰试验

最终的冷实验（俗称“打炮”），要在碉堡的土坑里完成。在炸药部件里插上雷管，放在土坑里的小沙堆上，布好电源线，调好三个方孔后照相机的焦距，这三台照相机是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高速照相机，一切布置妥当，实验的准备工作才算大致完成。

这只是一次“打炮”，有时一天要根据理论设计进行数十次威力不同的爆轰实验，因此17号工地一年四季都在打炮，最多的时候一天爆了22次。然后将实验数据传回北京，为理论部修改深化武器设计方案提供依据。

大家白天忙完实验，晚上还要整理数据、拉计算尺、写实验报告，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声，有时会一直忙到天亮。

就这样，我国最早的冷实验数据，在王淦昌、陈能宽等专家的参与和悉心指导，在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批地诞生了，从而为原子弹的设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苦难中炼就一身钢骨

虽然17号工地在选址时考虑到距离北京九所不能太远，但是碍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还是带来了诸多不便。

当时，北京九所的汽车非常少，各科研组技术人员除了有时可以坐上从北京到“17号工地”的卡车之外，大部分人只能自己背着被褥行李赶火车。如果坐卡车，车程需要一个多小时，但当时途经八达岭的路也较为危险，尤其是冬天下雪转弯时，大家都需要从车上下来，等过了弯道再上车。

科研人员背着被褥行李来工作

坐卡车相对节约时间，坐火车则相对很慢，如果没有车接的话，下了火车还要徒步10多里走到工地，一般从早上出发，一直到下午6点多才能到达终点。

而当时来往“17号工地”的卡车是苏联的嘎斯车，冬天经常抛锚，大家推车的次数多了，还顺便编出了顺口溜：“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来往工地的苏联嘎斯车

行不方便，住的条件也差，试验场地处大风口，自然条件恶劣，夏天冰雹，每到冬春季节，塞外南下的强势气流灌进这片区域，经常卷起漫天风沙。有时睡到半夜，帐篷被刮走了，整个人身上、被子上落满了黄沙。

试验场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张床。把木板架成一个通铺，铺上草垫子和自己的被褥，几十个人就一个个睡在上面，大家管这叫“晒黄鱼”，一个一个地晾黄鱼。为了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人，当时每一间帐篷都安排了两排床，每张床也仅仅只有80公分，晚上出去上个厕所回来可能就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必须扒拉一下才能睡下。在当时物资紧缺的背景下，并没有太多的棉被、棉衣，所以夜晚十分难熬。一直到1961年，科研人员们才从帐篷搬到了平房，后来可以通过烧炉子取暖，但空间还是依然狭小，大家依旧互相挨着睡大通铺。

吃更是艰苦。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主副食都供应不上，工人每月34斤粮食，技术人员每月28斤，后来又减到27斤，平均到每天也就8、9两之间，大家每日都饥肠辘辘。肚子实在饿得难耐，只能冲点酱油膏水充饥，不少人患上了浮肿病。

为了补充能量，科研人员们想尽了各种方法，春天吃柳树叶，夏秋之际吃野菜，秋天去果园捡落在地上的沙果吃，后来不知是谁发现耗子窝里有粮食，结果好多人去掏耗子窝，运气好的话，一个耗子窝里能掏出二两粮食，就跟中了大奖似的。

晚上为抵抗饥饿，大家经常进行“精神会餐”。你说你曾经吃过什么，我形容我吃过的美味。聊会儿天，仿佛饥饿就不再那么难以忍受。

可即便条件艰苦，工作量巨大，也没有人退缩，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挡陈能宽与同志们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推进核武器事业的步伐。

正如陈能宽曾经对王淦昌说的：“就是啃窝窝头，也比被人家称作二等公民好多了。”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人人都是英雄

为了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科技骨干。

陈能宽在受命参与原子弹研制中最为关键的“爆轰物理试验”之前，他从未接触过炸药，甚至连雷管都不知为何物。然而，他却不辱使命，创造性地发明了“冷实验”的方法，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世界级的技术难题，却也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隐姓埋名，不为人知。

陈能宽

在17号工地，他经常和技术人员一道通宵达旦地计算爆轰参数，设计出元件后再拿到工地实验、修正。他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冒着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气浇铸炸药部件。蒸气熔化的炸药，气味难闻，而且有毒，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这样炸药部件才能密度均匀，大家轮流作业，大汗淋漓，却从没有一句怨言。50多岁的王淦昌也要争着干这个活，大家看着心疼，就把他推到帐篷外，但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回到帐篷里。

王淦昌

在这里，王淦昌化名王京，从此天才科学家王淦昌“音讯全无”，工地上却多了一个叫“王京”的老头。为了祖国的需要，他也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作为负责爆轰实验全面工作的领导人，他对实验的各个环节都要抓。从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再到最后的测试工作，他都要亲自指导，创新式提出很多实用方法，同时关心着工地上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在工地上最危险的是火工品仓库，除了在这片雷击区的所有建筑上安装避雷装置之外，还规定：进入仓库人员，为了防止静电火花，一律必须穿着纯棉衣服。隆冬时节，也只能脱掉鞋，穿着棉线袜子，在冰冷刺骨的水泥地面上出出进进。王淦昌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回北京后，立即给二机部写报告反映了这一情况，请部里解决了一些布票，买了十几双棉鞋送来，大家这才开始穿着鞋工作。

在沈阳兵工厂从事火工装配的孙维昌也被一纸调令到二机部九所协助陈能宽进行原子弹炸药部件的研制。

分配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在实际工作中，虽然爆轰试验由九所二室负责，但原子弹理论设计离不开爆轰试验，爆轰试验也离不开理论设计，所以工地上也少不了一室负责理论设计的科研人员的身影。

1959年春，九所一室的科研人员从17号工地返回路过樱桃沟合影。

爆轰实验，美国人称作“逗龙尾巴的游戏”，而中国的科学家们却喜欢说是“放炮仗”，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陈能宽却说：“敢于从事危险作业，才是一个核武器研制者起码的素质。”

的确，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任劳任怨干最危险的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国家，献给核武器事业。

从1960年到1963年上半年，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在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专家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基本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这是集体的力量。

随着17号工地爆轰实验的成功，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也拉开了序幕。在离开爆轰现场那天，55岁的王淦昌拔下了几根白头发，把它们悄悄放在了不远处古长城石缝中留作纪念。

在十七号爆轰实验场九院、21所、工程兵三所协作人员合影

1989年，国家授予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自然科学一等奖，虽然奖状上只列出了以王淦昌等10名主要参加者，但在它的背后还有数百位无名英雄默默地付出过，所以这是党和国家给予这个集体的荣誉奖。

1963年，在17号工地上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炸药成型相关数据的九所二室迁往青海省221厂，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事业继续奋斗。

17号工地完成了其过渡时期的历史使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虽然这里一切已归于宁静，但历史不会忘记这片无数人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土地。正如同场地中矗立着的碉堡，会向你诉说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十七号工地遗址局部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