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贾平凹最新作品、笔记体小说《秦岭记》出版上市，首卷语如此评价：“行文貌似实访照录，本事趋于志异奇谈。阅微杂览间，隐约可见生存的时变境迁之痕、风俗的滤浊澄清之势，以及山地深处的人生底细和生活况味。”作家季风读罢表示：“不禁锢，不限制，可称秦岭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若《山本》为人物之精，此作可为诠释文化之髓。”

无论是长篇小说或是志异奇谈，写了一辈子秦岭的贾平凹自我评价：“不停地去写秦岭，即便有多大的想法，末了也仅仅把自己写成了秦岭里的一棵小树”，而所写的无非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

日前，记者与贾平凹聊了聊他的秦岭与《秦岭记》。

生于秦岭，长于秦岭，数十年来，作家贾平凹一直在书写秦岭。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山乡巨变，直至新作《秦岭记》写毕，他说，“我都不知还能怎么去说秦岭”，“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不同于以往的长篇小说，《秦岭记》篇幅短，不是小说，也不拘泥于散文，鲜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波澜壮阔的描写，只是贾平凹将“浮在眼前”的秦岭的山山水水、人人事事未敢怠慢地照样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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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对采访问题的回复。（贾平凹摄）

记者：您常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您儿时在秦岭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贾平凹：故乡在秦岭中，小时候交通极不方便，要到西安只有一条公路，全县每天也只发一趟班车。那里属于秦头楚尾之地，物产啥都有，啥都不丰富，但儒释道文化氛围很浓。镇子是在一个小盆里，确实是“开门见山”。割草砍柴都去山上。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山连绵不绝的。走不出山，就读山。镇前有一条河，知道往东流去大海，想象不来海是什么。

记者：您读书、工作来到西安，在城市开始了写作，但最终决定把“文学根据地”建立在家乡，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贾平凹：写作不时就会出现困境的，那时数次回家乡采风，朴素地意识到要把自己的根扎好，要有自己的文学根据地。这如同孩子在遇到难处，有了委屈，就回家找母亲一样。

记者：从商州到整个秦岭，您的写作历程在变，您心中的秦岭是否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呈现在作品中的？

贾平凹：写“商州”写了那么多中短篇小说，散文。后来觉得“商州”就在秦岭中，逐渐目光扩大，待到长篇小说《秦腔》之后，秦岭的意识才强烈。秦岭之所以称为中国龙脉，不仅是地理上，气候上，更是历史的，人文的，它是最中国的伟大之山，从某种意义上讲，写秦岭就是写中国。

以前我讲过，走出了家乡回头看家乡才能理解家乡，再回到家乡，从家乡看中国，把家乡的故事写出来，那故事就可能是中国的故事。我也说过，这些年来写秦岭，只是把自己写成秦岭里的一棵树或一块石头。

记者：在《山本》的后记中您表示，曾经企图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但终力不能及。《秦岭记》是您把曾经的这个企图付诸笔端的具体成果吗？

贾平凹：写《山本》前是有过秦岭草木记、动物记的写作欲望的。但《秦岭记》还不是。《秦岭记》是我对秦岭的感知和想象，更多在于文化方面。

记者：听说您创作《秦岭记》时，闭关了整整80天，其间写作过程顺利么？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瞬间？

贾平凹：它是在疫情期间写的，没有干扰，能自己支配时间。一旦整理了思路，写起来倒快，因为好多好多东西都积累在肚子里，闭眼一想，全浮现出来，把浮的情景照样写出来就是了。这种状况以前倒不多，可能是那种“厚积薄发”吧。

记者：之前您的作品书写秦岭的山乡巨变，可以称得上是很“实”的写作，而《秦岭记》被称作笔记小说，透露着“志人”“志怪”的无可捉摸，似乎是“虚”的营造，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实”与“虚”的？

贾平凹：“笔记小说”是杂志发表时编辑命名的。现在人一提说笔记体，多就想到志异奇谈，其实我写作时并没有这样的意识。秦岭里发生的事情，不了解的以为奇怪，了解的则觉得那太正常，就是庸常的生活。写作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写实，具体地写实，意境求虚，作品才能升腾起来，产生多义。《秦岭记》里的山水是有了“我”的存在的山水。

记者：时代快速发展，社会变化万千，您的关注点似乎总在秦岭山中的乡村以及生活在那里或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们，这其中是否蕴含着您对自我文学使命的理解、对文学创作本体的坚守？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有时代的、出身的、生存环境的限制，也可以说每个作家都有使命。有使命的作家就寻找他的写作素材，同时，写作素材也在寻找他。

记者：从80年代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您一直笔耕不辍。对您来说，创作的动力是什么？对于有写作意愿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

贾平凹：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从事写作生饥饿之感。对社会，对生活一直敏感，就有写不完的东西。再是，对笔和纸一直保持亲切，写作时才能有好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