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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视频号无授权连续播出《歌剧魅影》《帕米尔顿》两部爆款音乐剧的演出实况录像，引起了行业内的强烈抵制。盗版影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对演出行业来说，许多问题尤显尖锐。被疫情大大加速的“云演艺”若要继续长远发展，仍有空白等待填补。

近年来，“新现场”高清影像放映系列引进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舞台艺术高清影像

引进一部正版高清影像需6到8个月

作为从业者，北京奥哲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李琮洲既愤怒也有些无奈。近年来，北京奥哲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的“新现场”高清影像放映系列引进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舞台艺术高清影像，但关于盗版的斗争伴随始终。

“引进一部正版高清影像，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李琮洲介绍，“首先，我们要寻找版权方。国外相关行业的分工协作已经非常专业化，即使是同一部作品，制作和发行都可能属于不同的团队。发行方也可以进一步细分，有的只负责线上，有的只负责DVD。我们需要把详细的商业计划告诉对方，比如有多少预算、能得到多少回报、以哪种方式进行播映等等，在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基础上签订合同。之后，对方发来视频等物料，我们开始制作中文字幕，并进行包装和推广。”简而言之，这个过程需要多方对接，考虑到国外邮件回复的速度和后续审批，“没有6到8个月，很难把事情谈成。”

沟通成本高昂是行业共识。2020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提供了超过240小时的线上内容。为了实现每秒都是正版的承诺，在音乐节的筹备期间，工作人员经手了数百份相关文件。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为例，它需要起用指挥、乐团、合唱团和4名独唱，再加上演出场地、委约等附加因素，涉及的版权方可能不少于9个，只有获得全部同意时，这段音频才能被合规使用，歌剧等作品的版权问题更加复杂。直到音乐节开幕前几天，线上内容才全部梳理完毕。

平台态度成为关键痛点

与此恰恰相反，盗播既不需要一套繁琐细致的流程，也几乎不需要成本。

“2020年，疫情最初爆发时，我们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线上播映，盗取视频的现象比较严重。”吴氏策划总经理郑颖说，“不管和哪个平台合作，我们可以约束平台，但用户行为是不可控的。”简单几下操作，一场演出影像就可以被录屏或是直接“扒”下来。现在，在一些平台上，无授权甚至抹去水印的“搬运”内容仍然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李琮洲还看到，更有甚者，把分享这些“资源”作为自己吸粉和日后变现的手段。很多艺术机构尝试向平台投诉，但过程和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一位有过亲身经历的从业者表示，哪怕以官方账号发起申诉，也经常看不到什么效果。

“侵权者不必提供什么资质文件，反而我们需要自证是版权方。”李琮洲解释，为国外引进作品维权尤其困难，“我们需要获得国外版权方的许可，但他们有时候有顾虑，不太希望自己被别人代表。另外，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有翻译件并进行公证，有的还要通过使馆，一个个环节下来，时间成本非常高。有些平台认为我们提供的资料不完整，就不会管，那么我们就只能去‘吓唬’用户，如果用户删掉视频也就算了，有的会一直和你走流程走到头。”

观众的态度则有些暧昧。多位乐迷和剧迷坦言相告，即便是演出行业的忠实受众，也不会额外关注版权问题，“只要能看上演出，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便宜就怎么来。”要求观众自觉举报盗版，很多时候并不现实。此外，尤其在直播平台观看演出影像时，作为普通观众，很难分辨账号究竟有没有得到授权。“没有涉及经济利益等切肤之痛，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苛求观众去做什么。”李琮洲说。相比起来，平台的沉默显然是更关键的痛点所在。

“平台需要吸引观众和流量，肯定希望自己的内容越丰富越好。”郑颖和李琮洲有同感，在实际接触中，平台往往站在一种“无所谓”的立场上，“如果没有人出来主动表明版权属于自己，平台机制就会将视频默认为用户自我上传内容，来维护平台自身用户体验。一来二去，真正做内容的人什么都得不到。”

1973年，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2021年，这些珍贵影像经过8K修复再次与观众相见，由吴氏策划独家代理版权的全球首映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进行

已经有艺术机构选择绕开这种风险。“许多版权方都是和我们合作多年的国外知名院团，有一份信任在。对方越是信任，我们越觉得不能把事情做坏。”郑颖说，综合权衡后，吴氏策划最终决定把重心转移到线下，与有放映资质的剧院合作，“在哪里播、什么时候播、能播几次，这些内容都会在合同里写得很明确，剧院的监管也相对有力。”在疫情数度反复、云端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最大的考虑就是版权的可控性。”

遭遇侵权并非投诉无门

“‘版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对印刷业的保护，后来随着印刷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进步，法国开始把版权改称为著作权。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出现后，著作权的概念进一步发展，既包括作者的权利，也包括作者之外的其他传播人的权利。”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邵海松律师介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有明确规定，国务院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如果遭遇侵权，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申诉，要求撤下侵权作品。

“没有取得授权就把演出录像拿到网络上播出，侵犯了以上3个法律主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邵海松提醒，一旦发现类似行为，权利人首先要及时取证，把侵权行为的事实给固定下来，提供享有权利的证据，向法院起诉或向网站进行控告。《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了侵权行为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都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会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对于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应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司法手段进行维权，虽然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毕竟是对侵犯著作权行为零容忍的重要救济手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维权等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邵海松说，“现在还没有具体法规，要求用户在视频网站上传内容时先提供授权文件，一些事前监督可能还做不到，还是以事后维权为主。”

这也是李琮洲认为平台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的薄弱环节所在：“有些账号上传的盗版视频长达两三个小时，怎么还可能是普通的‘用户自我上传内容’呢？影视领域对这种行为打击的力度更大，很多发行公司都请了专业团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一部电影的票房可以达到几个亿，发行方肯定更有动力来维权，而我们是无法负担这么高成本的。”在技术监测手段上，平台能否给予相对小众的演出行业更多保护，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在疫情发生的前两年，很多线上播映都是在免费赚吆喝，把它作为吸引观众日后走进剧场的过渡方式。但疫情步入第三个年头，从业者们必须意识到，这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业态。如果盗播行为始终得不到制止，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李琮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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