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万女子“勤劳挺身队”狂造弹药，二战时期的日本国内是什么景象|军官|军营|军队|士兵|日本

吃饭：1944年3月的东京，配给的副食品为每人每三天三根葱、每五天一片鱼。

做工：1943年起，日本男子被禁止从事事务辅助员、乘务员等17种职业（特攻队需要他们），扩大了对女性劳动力的征用。文部省以工厂就是社会教育场所为由，缩短学校教育时间，动员学生进厂。

至1945年初，300万初中以上的学生和47万女子“勤劳挺身队”队员被动员到工厂和农村。当时八大造船所正式工仅占20%，征用工和学生占55%，朝鲜人、中国人、俘虏、囚犯等共占21%。他们的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天11.4小时，甚至被强行要求加班到深夜并削减休息时间。

为了防止怠工，在中岛飞机尾岛工厂，1944年6月开始了每天三次，每次30分钟的“冲锋时间”。每到这时，由喇叭播放冲锋号令，命令大家以“冲锋精神”工作。但是，因为无法冷静工作，这反而导致次品的增加。

工厂分配到手的粮食少得可怜。这不仅因为法定的配额本身很少，还因为由职阶制导致的粮食侵吞。

“工人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些中学生也想出以伪造餐券或一次吃2人份、3人份等方法来填饱肚子，他们对此没有一丝的愧疚。”而在号召“灭私奉公”的陆军大臣家里，却发现大量隐藏的粮食。

孩童：1944年6月，日本政府执行”学童疏散“政策，将大城市的孩子们疏散到农村等地。孩子们在住处编班，高年级学生担任班长，对班级成员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慢慢地，孩子们学会了讨好班长而不让班长生气的方法，比如将从东京寄来的点心多送一些给班长。……如果想家了，只能在洗手间里哭泣，或者晚上躲在被窝里低声啜泣。

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运动在30年代遭到镇压，小林多喜二在1933年的惨死便是典例。许多曾经的革命者声明放弃原有的信仰，屈服于当时的言论统制。在那时，不美化战争的作品难以发表，连纸张、颜料都是统制对象。

更糟糕的是治安维持法的修改，引入预防拘禁制，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出监狱，便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如果要斗垮一个人，只要告密说他有“唯物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过去，就很容易使他消失。

军队：1943年10月起，日本政府引入“学生从军”制度，学生们需要“解放大东亚”“奠定和平的基础”这样的理念，给死亡赋予意义。

但到了军队里，残酷的军营秩序只会浇灭学生的热情。首先，老兵和下级军官会将从上级军官那受到的压抑转移到新兵身上，大多是实施私刑。粮食配给经过层层盘剥，一个二等兵只能拿到“麦子、稗子或粟，那也只有半碗”，而“小队长的碗里堆得像座小山”。

其次，兵力扩张也导致优质军官供应不足，学生兵们接受的训练基本上是“精神主义”式的，即背诵军人的敕谕和《作战要务令》。新兵间充斥着“仅仅是为了演习的演习”“教官什么都不知道”“和小学的修身课有区别吗！”这样的抱怨。

最后，这样的痛苦使得士兵在战场上更加的兴奋，造成了更加非人道的屠杀，以及数不清的污点。

阶级矛盾：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下，对政府的批判以“爱国”表现出来。日本的知识分子不去想着推翻法西斯体制，而是期盼上层的“净化”，相信有一条“真正的爱国”道路，惋惜二二六事件的结局。城里的大学生、儿童鄙视“吝啬、卑劣的农村人”，军营里的学生军瞧不起农民出身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