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华彦钧（十）

关于《二泉映月》的定名及其与乐曲内容是否存在联系，历来说法不一，而且，受这一风雅的曲名，以及是“用音乐形象来描绘他想象中的旧时曾目睹的美丽风景”的定位之影响，对此曲的含义理解，也在音乐界及广大音乐爱好者中间似乎已成为一种较肤浅的‘共识’”了，给苦心分析与解读《二泉映月》的音乐研究者及音乐爱好者带来层层迷雾与误区。

一、曲名是由谁定的？

一般认为,关于《二泉映月》的曲名由前往录音的录音师所起并定名。

1，作者黎松寿《阿炳传略》一书中描述曲名缘起时说，录音师问，“这首动人的乐曲叫什么名字？”“……没有名字。”阿炳仍像以前那样回答。在对当时场景的另外一次回忆中，黎松寿又进一步说道：录音师“问乐曲叫什么，阿炳回答没有名字。录音师说，‘当地有个映山湖，就叫《二泉映月》怎么样？’阿炳谦虚地说，你有学问，你说了算。”④据他讲，开始用的是“印”，后改为“映”。但无论用“印月”还是用“映月”，意义并无太大区别。

2，另据《走进阿炳的艺术人生》一书中记载：录音师问“阿炳，叫啥曲名？阿炳回答说无名，后经商定为《二泉映月》”。据该书作者在书中后记记述，此书完成花费10余年，对包括现场录音工作的具体细节在内的华彦钧生平等相关历史进行了全面详实的考证，上述说法应该而且也是相当可信的。

3，吕骥先生在1993年召开的华彦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回忆：“听杨先生说，1950年暑假去江南录音时，作者还没有标题，录音后，杨先生与作者商量，才选定了杨先生提出的这个曲名……。”

从以上当事人及考证者的记述可以明确两点：a，此曲是现场第一次命名，而且是由杨荫浏起名并定名无疑；b，吕骥由“杨先生提出的”说法是作为主管领导听到的汇报，系第一手资料，当然是有力旁证。因此，此曲曲名由谁所起所定，音乐界不应再有争议。

二、关于曲名与乐曲内容的关系

音乐界主要观点认为曲名与乐曲内容毫无关联。

1，吕骥在《关于阿炳的回忆》一文中说：“这个作品……远不是标题所提示的那样，而是无限激情，不断起伏，真是忧患重重，不知何时了。”

2，《南泥湾》曲作者马可说：“气魄太大了！这个曲子虽然题名《二泉映月》，但它不是以写景为主……。”

3，著名音乐家杜亚雄在《阿炳的三首二胡曲》中说：“《二泉映月》标题尽管雅致醒目，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它的标题与内容极为矛盾”……“把它理解为表现月光的曲子，实在是委屈了故人，无形中贬低了它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

4，小泽征尔说：“不能说这是一首伤感的曲子……虽然有哀婉的情绪，但它有着积极的精神，这种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外露的，是一种于无形之中全人类共同的情感。”

除此之外，还有音乐界前辈贺绿汀、孙慎、蒋宪基、刘江鸿、樊祖荫、秦鹏章、钱永利等，均对《二泉映月》曲名与内容的联系提出质疑及不同的看法，并对《二泉映月》丰富而复杂的音乐形象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积极而高度的评价。显然，将曲名定名为《二泉映月》是与乐曲的真实音乐形象不相符的。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说：“随机性是按作品要求的本身而提出的，而且，大体上并不是由对作品的解释而硬加给作品的，这一点是关键的，”

尽管中国传统器乐作品具有以文学性的标题让受众“听”出乐曲中的某种情绪或意境的 赏析传统，但标题从来都是音乐的一部分，脱离开作品要求的本身硬加上去的曲名，必然会偏离乐曲内容的应有之义。

就《二泉映月》而言，因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生命历程及其深刻感悟与理性哲思，都是中国民族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较以往集体创作的传统升华了的、已经显现出中国现代音乐作曲萌芽的创新性作品，定名者仅凭主观意愿而简单地、不加思考地以一个不符合作曲家本意的“标意性”标题，去将某种意义的内容强加给乐曲，就会剥离开作曲家的创作思想同自身经历的坎坷及当时宏大社会时代背景的内在关联，屏蔽华彦钧的音乐创作所因循的中国民族音乐之根脉，从而也就抹杀了《二泉映月》带有的强烈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大大降低了它出色而丰富的感染力。因此，《二泉映月》不是标题音乐，如果一定要给它起一个名字的话，本人建议不妨叫做《天问》更合适一些。（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