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正统（官修）史书大抵有一个大问题：

它们总是用儒学的价值观来衡量历史人物，而非科学客观地解读。

譬如，它们说某皇帝“仁”、“纳谏（听儒生的话）”，那就是好；某皇帝“不仁”，不听劝，即“刚愎”，就是坏。

它们可不管妇人之仁、做作之仁更加要不得；反正不按儒学价值观来做人，就是不对。

儒教徒们选择性地记录甚至改编史实，以此论据来臧否人物，实现巩固儒学思想正统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正史。

很多人不明白：正史的正，不是史实的正，而是史论的正，道统的正。

他们介绍帝王将相，一上来就告诉你好和坏，造成非黑即白的脸谱式人物形象。

符合儒家礼教的，就是文、成、武、德；不符合的，就是桀、纣、灵、炀。

然而，人是复杂的，也是会变的；人不光有儒学强加于身的伦理道德，也有自身的情感和心理。

很多时候，关键人物的心理是否健康，攸关无数人的命运；他们的人格是否健全，影响着历史走向。

而塑造这些关键人物的心理和人格的儿童期、青少年期教育，传统历史是忽略的。

比如，史书一贯强调隋炀帝杨光的“暴虐”、“虚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却不管他的这些“毛病”是怎么来的，只管如何用这些毛病来强化李唐的正统性。

如此史书，何以教导后人？前车之鉴尚且不明，后事之师便不得要领。

那么，杨广的毛病是怎么来的呢？

笔者的观点是：因为他有阴险刻薄、寡恩好猜的父亲，和偏执严苛、控制欲强的母亲。

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其阴险刻薄就不用多说了。

他以北周外戚身份，靠着隐忍、阴谋和背叛，花了几年功夫就夺了自己女婿的儿子的江山；改朝换代之后，按着族谱去屠杀北周宗室、前朝勋贵。

史书评价他：自古得国之易，莫过于隋文帝。

背叛和谋反上位的杨坚，自然寡恩好猜，只要风闻某人造反，哪怕是个功臣，一不取证二不调查，一律处死或贬为庶人。

做了几年皇帝，开始作威作福。表面上体恤民力，却要杨素调集数十万民夫建造仁寿宫（避暑离宫）。

由于赶工，致使民夫死者高达十万，尸骨层层堆积于道，来不及处理。

这也不耽误杨坚带着老婆独孤皇后兴匆匆地去“剪彩”，也不知那漫天的尸臭是否饶了两位的雅兴。

终究是死的人太多，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下，杨坚前脚唱白脸训斥完杨素，独孤氏后脚唱红脸大加赏赐，还表扬：“吾夫妇年老，无以自娱，（你造这宫殿），岂非忠孝？”

这就是杨广的父亲杨坚、普六茹坚（他的鲜卑名）和他的鲜卑妻子独孤伽罗的做派。

杨广的母亲独孤氏也是个奇葩，正好与杨坚凑一对。

首先，她是个控制欲强到几乎变态的人。

在几十年的夫妻关系中，杨坚一切都得听独孤氏的。

杨坚坐辇上朝，她得陪着；杨坚穿衣服，她得伺候；杨坚吃什么，她决定；杨坚几点睡几点起，她要安排；杨坚的日程表，她说了算；杨坚批奏章，她也得指点；大政方针，她也要参一脚。

她早年不许杨坚纳妾，中年不许他纳妃（帝王纳妃是礼法，不准纳妃也算干预礼法，这在古代是了不得的）。

后来杨坚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不久，趁着杨坚上朝的功夫，独孤氏就把这个女人杀了。

为此，杨坚策马狂奔至荒郊，大吼道：“我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对于皇帝丈夫还能这么管教，那对于几个儿子，那就更严格了。

其次，她是个极度偏执、狭隘的人。

前太子杨勇怎么被废的？很大原因是因为他母亲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的妻子穿绸缎，刚装修了房子，又娶了几房小妾，经常听音乐。

这就是罪过！

不满意，于是撺掇杨坚把儿子废为庶人。在古代，一个被废了的太子，将会是什么命运，他夫妻二人难道不知道吗？

儿子这样管就算了，大臣也这么管。只要有官员被传言好色、纳妾、穿新衣服等等，就得等着被独孤氏罢免。

于是满朝官员一齐摆出清教徒式的寒酸样。

什么叫刻薄、什么叫猜忌、什么叫控制欲强、什么叫偏执、什么叫狭隘……

杨广在这样窒息、紧张的环境下长大，他的心理能健康吗？人格能健全吗？

他不阴险、做作、演戏，就活不下来；

他被压抑太久，所以好大喜功，要一展宏图、释放人性；

他被管束太过，所以刚愎自用，不听人劝，名言就是：“朕性不喜谏”；

他从未自由过，所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

他在紧张中度过前半生，所以后半生都在应激状态下，好刑好杀好猜；

他从未体验过慈爱的感觉，所以也不会体会黎民疾苦，终于招致大祸。

这些表现加起来，就能凑成一个传说中的暴君模样。

但这些表现的成因，历史上大概就没什么人研究过。

因为他们君君臣臣得太久了，早就忘了每一个屠夫的心里，往往住着一个受伤的孩子。

历史很简单，因为往往几个人就决定了它的走向；

但它又很复杂，不能简单概括和定义，因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

而人，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