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3日下午3点半左右，有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鬼鬼祟祟出现在汉口二道棚子附近，随后将这具尸体推入下面的水田中。此举恰巧被远处干活的农民们看到，他们大声呼喊着追赶过来，此二人夺路而逃，其中有一人逃脱，另外一人在慌乱中落入水田被逮了个正着。
即便如此，此人似乎并不在意，居然厚颜无耻地拿出一叠纸币对周围群众说道：“老乡们，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放我走，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
但是群众们不为此人利诱所动，他们将推进水田的尸体捞出，发现尸体左右太阳穴各钉入铁钉一根，以此断定这是一桩谋杀案，于是将其扭送至警察第十二分局。
至此，轰动全国的“双钉血案”浮出水面。
欲壑难填起杀机
据警察审问得知，被扭送至警察局之人名叫刘佑方，也是这次“双钉血案”的主犯，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身份竟然是武汉著名中药老店“刘有余堂”的少主人。其家族不仅开有多家药店，更是参股了多家大型工商企业，在武汉地区颇有影响。
刘家世代都是湖北巨富，家业一直鼎盛无比，按道理这样的家庭既不缺钱，又不缺乏教育，为何刘佑方会杀人呢？这就要从他的生长经历说起。
刘佑方在抗战前曾就读于武汉文华小学，抗战期间入重庆精益中学读书，上学期间也一度成绩突出，也因此还考中了复旦大学，不过因为当时的战火影响，他在复旦大学上了一年就休学了。抗战胜利后，他在父亲开设的“宜丰银号”里工作，并对外以经理自称。
富家子弟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圈子，刘佑方在圈子内是出了名的豪爽大气，他与一些纨绔子弟们狂嫖滥赌，是武汉著名的花花公子之一。其父刘宜生嫌他不思进取，还多次败坏银号的名声，遂将其解职并停止了对其经济上的接济。
刘宜生此举也不过是想让儿子在社会上锻炼一二，好将来回到刘家主持大局。于是1947年4月，在刘宜生的“设计”下，刘佑方从朋友那里筹来了一笔资金开设了“万兴企业公司”，又请来了以前的狐朋狗友杜国正管账。
如果刘佑方就此把心思用在经营公司上，以他精明的头脑和父亲暗地里的照顾，取得成功并不难，但他偏偏喜欢“赚快钱”，将刘家精明的遗传基因用在了招摇撞骗上，不久便赚了不少钱。得意之下他连连纳妾，在赌场连连输钱不说，还在女人身上挥金如土，所以公司还是逐渐入不敷出，在外亏欠甚多。
无奈之下，这个巨富之家出身的高学历公子居然想出了谋财害命、不劳而获的把戏来。由于他自己开有公司，兼之刘家又是武汉巨富，所以他结识了一些商人和经纪人，于是他打算从这些人里面宰个“肥羊”。
起初，刘佑方打算向一个叫熊向明的纱商动手，但此人警惕性颇高，尤其身上不带巨款出行，刘佑方虽有机会将其杀死，但杀了此人给他带来不了多少钱，只好将念头转到了另外一个纱商汪邵伯身上。
汪邵伯，36岁，安徽太平人，其叔汪占先开设荣丰祥纱号，因其忠厚老实，故而被任命为经理。
经过一番密谋，11月3日上午10点，刘佑方和杜国正来到汉口纱业市场找到汪邵伯谈生意，一张口便说自己有二十台棉纱想委托其出售。汪邵伯知道刘佑方虽然是个纨绔，但其家庭的确有实力，遂不疑有他，专心为他寻找买家。
不久之后，汪邵伯回来告诉刘佑方道：“二十台棉纱已成交，买主是敏记新纱号，说定价格为5.49亿元，而且敏记已经将支票开出让本人拿着，待到刘先生家中交割了纱单之后便交支票。”
刘、杜二人听后大喜，遂带着汪邵伯一同前往北平路32号刘佑方的家中赶去。
到刘家办公室后，杜国正按照之前准备好的蘸了柯罗方（麻醉药）纱布蒙住汪邵伯的口鼻，致其昏迷。随后刘佑方从他的衣服中搜出支票、钱物后，接着将两根3寸长的铁钉分别钉入其左右太阳穴。
杀害汪邵伯后，二人为毁灭证据，商量将尸体拉出去抛尸荒野。他们叫来了刘家的车夫杨行正，刘佑方谎称是自己的同学病了，他要送其回家，于是将尸体抬上车并用一床被子盖住拉到了球场街中学附近，然后将车夫杨行正打发回了刘家。
此时，二人怕汪邵伯还未死透，便再次使用了柯罗方，同时又花了1.5万元叫了一辆人力车到二道棚子附近。
这里四面偏僻，经常有尸体被发现，正是刘佑方心中理想的抛尸场所，故而将汪邵伯的尸体推到下面的水田中。在抛尸过程中，也不知道二人究竟是蠢还是笨，居然被一群正在干活的农民看到，最终出现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案情发酵
本来所谓的“双钉奇案”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尤其又有人证又有无证的情况下，且帮凶杜国正和杨正行也被抓获，这本来就是一桩妥妥的谋杀凶案，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刘家的介入使得整个案子开始扑朔迷离起来。
刘佑方犯案后，连累的武汉刘家也颇受非议。刘家上下谁也没有想到刘佑方会干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来，尤其是刘佑方的祖父刘文钦向来恪守传统道德与礼教思想，平时以家教严格、家风严谨自诩，面对亲孙子大毁刘家声誉和形象的事件更是气的怒火中烧。
怒归怒，骂归骂，但毕竟刘佑方是刘家嫡孙，更何况“是亲三分向”，怎能像外人一样坐视其死不救。于是刘家开始采访各界名流、延请律师、更是贿赂了国民党武汉军、政、法各部门要害人物，企图以金钱保住刘佑方的性命。
于是汉口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陈振刚在接受了刘家贿赂后，即刻发公函给汉口市警察局，要求提审此案。
刘佑方得到刘家的授意，编造了一系列事实来证明他“不是预谋杀人，不是谋财害命”，而刑庭庭长陈振刚居然罔顾事实，居然采纳了这些企图减轻罪行的辩解。
但汉口警察局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凶犯身上搜出三寸长钉一个、法币115万元和数家钱庄银行的支票若干，另外还从其家中搜出预先购买来的柯罗方，这足以说明凶犯是预谋作案，谋财害命！
死者家属和安徽太平同乡会也立刻表示反对，同时呼吁媒体对此案进行揭发，一时间武汉、南京、上海、重庆各大媒体对该谋杀案的详细经过予以报道，并有一些重量级媒体如《申报》更是帮助申述汪邵伯家属的意见，揭露了刘家的暗中活动。
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街头巷议无不为汪邵伯呼冤。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委派武汉警备司令部审理此案，他们认为：刘佑方犯案，属于盗匪杀人性质，武汉接近“绥靖区”，为安定社会秩序，对于盗匪杀人案，可由军法审判。
于是汉口警察局将人犯押至警备司令部，使得刘家由法院审判以图解脱死刑的想法落空。
铁证如山难脱逃
面对警备司令部的审问，刘佑方仍然是一套减轻罪行的说辞。
他交代道：汪邵伯不止到过我家一次，他曾经趁我不在家，调戏过我的女人陈赓梅，因此，可以说他与汪有旧仇。而且此次卖出棉纱20台，他给的卖价要比行情低很多，他心里对汪很不满意，旧恨加新仇就吵嚷起来，最后以致大打出手。
当时汪邵伯先拿东西砸了我眉骨一下，，我还手的时候拿了酒瓶也照他的头部打过去，然后就把他打昏了。当时我以为他死了，害怕吃官司，就叫车夫老杨帮忙把汪抬上人力车拉出去抛尸。
钉子是我在二道棚子钉入汪绍伯太阳穴的，是用装柯罗方的瓶子钉的，钉过以后，瓶子丢到水里去了，钉钉子是他一个人所为，杜国正当时并不在场。
按照这些交代，刘佑方杀人是由于情绪上的转变，并非谋财杀人，故而不能判处极刑。
但是汉口市警察局却将其说辞一一推翻。
“地下室岂是谈买卖的地方？更何况从你地下室搜出柯罗方，还说不是预谋？而且你头部伤痕并非互殴所致，乃群众抓你时所致，这点杜国正也作了交代，你为何要说谎？”
“你说因为口角发生互殴，用酒瓶击打了汪邵伯的部头，那警方为何勘验汪绍伯尸体，也没发现其头部有伤痕？”
“你否认谋财，为什么汪邵伯的支票会到你的口袋中？”
“你说因情绪激动杀人？而你为什么预购铁钉和麻醉药的呢？”
“你说钉子是你一人所为，那么你是怎么准确无误地将钉子钉入的？”
在警察严厉而又严谨的驳斥声中，刘佑方则无言可对，惟有低头不语。
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连审四天，刘佑方的交代越来越漏洞百出，终于在13日交代了其全部作案过程，最终被拟判死刑，15日上午整理好全部供词上报并获得批准。
终结
19日上午，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对“双钉血案”进行宣判：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对杀人主犯刘佑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杜国正共同犯罪，判无期徒刑；车夫杨行正与杀人案无关，无罪释放。
随即，刘佑方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神奇的一幕出现在枪决过程中：刘佑方被行刑士兵从后脑射入两枪居然未死，吓得士兵再也不敢开枪，监刑长走上前对其补了四枪，但仍在苟延残喘，最后又有一名士兵抵其太阳穴再补一枪，这才终于再不动弹。
或许，他在等太阳穴那一枪来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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