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米糯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的选题早就定好了——40年前的经典儿童片《E.T.》。

因为太过经典，我都在考虑要不要跳过简介部分：《E.T.》是好莱坞名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代表作之一，讲的是一个意外流落地球的外星生物被人类男孩解救的故事。片中有科幻元素，但准确来说应该算奇幻类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星入侵”题材在好莱坞繁盛一时，比如1953年的《世界大战》《火星人入侵记》、1954年的《魔星袭地球》、1956年的《飞碟入侵地球》、1959年的《隐形入侵者》等等，而且单看片名大家就想象得出当时外星生物的反派设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冷战阴影下美国社会安全感缺失的表现。

这一类型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后来靠特效和尖叫制造票房的科幻灾难片，比如《独立日》《科洛弗档案》《天际浩劫》《洛杉矶之战》等等，而且一多半都有着挥之不去的烂片底色，包括2005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新版《世界之战》。

《E.T.》则截然不同，因为片中外星生物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友好。其实早在《E.T.》之前，斯皮尔伯格已经在1977年的科幻片《第三类接触》中摒弃了将外星人妖魔化、敌对化的老路，于一连串令人不安的铺陈之后，竟然祭出了一个大团圆结局。片尾那个以闪亮光圈与极简音符巧妙合成的沟通模式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种或天真或理想的价值取向在《E.T.》中进一步强化，憨憨傻傻的外星生物完全不具威胁，反倒是人类，似乎有些不怀好意。

美国影评大咖罗杰.伊伯特在“伟大的电影”系列中毫无意外地写到了《E.T.》，而且那篇文章很特别，是爷爷写给孙子孙女的一封信。在信中，罗杰回忆了一家三代共同观看《E.T.》的经历，当时孙子4岁，孙女7岁。罗杰说他们俩“看得全神贯注，中途没上厕所，也没去找不见了的玩具”。

为什么作者会采取书信体这种代入感极强的写作方式呢？因为《E.T.》本身就是一部代入感极强的电影。罗杰在文章中借孙女的提问讲到了“视点镜头”这一概念，也就是“主观镜头”。《E.T.》中的很多段落都用到了这种摄影技巧，要么站在外星生物E.T.的视角，要么站在小男孩艾略特的视角，所以观众（尤其是儿童观众）很容易被带入剧情之中。为了能让小演员们的表演更加投入，全片还采用了并不常见的“顺序”拍摄。

小主人公艾略特的设置也非常贴近生活，不像阶级属性强烈的《长江七号》，将孩子们分化为贫与富两个极端。

艾略特的生活环境实属一般：普通阶层，父母离异；那一边，父亲另寻新欢，根本顾不上他；这一边，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母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对他的关注也十分有限。但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引导艾略特寻找到了迷途的外星人，同理心和责任感又促使艾略特下定决心帮助外星人重返家园。在学校的生物课上，艾略特甚至开始思考解剖活体动物的道德问题，最终上演了一场“解放实验青蛙”的大戏。

好奇心、想象力、同理心、责任感、批判性思维……无论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传习，又或者源于惊人的自觉，我始终认为以上能力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更重要也更基础。它们与那些空洞的大道理、虚伪的大原则、浮夸的大格局、不知所云的大精神blabla有着本质区别，而且是对抗后者侵蚀的“终极武器”。

其实《E.T.》中还有一个角色也跟艾略特一样，满怀着好奇心、想象力、同理心、责任感，大家想起来是谁了吗？对的，就是那个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很长一段时间不见真面目、被斯皮尔伯格故意暗示为反派人物的调查员。

直到片尾部分，调查员才正式现身，并且向艾略特坦言，自己10岁的时候也见过E.T.一样的外星生物。原来这个一把年纪的男人孜孜不倦地追寻，并不是要把E.T.像实验青蛙一样抓起来研究，而是为了“重逢”。

最近一次重看《E.T.》，我对调查员的经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很好奇，在几乎没人相信自己甚至有可能被人嘲笑孤立的情况下，他是如何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寻找答案的？天真和幼稚的界限在哪里？信念和执念的界限在哪里？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界限又在哪里？

艾略特曾跟妹妹说，大人是看不见E.T.的，只有小孩子才看得到，人小鬼大的妹妹当然不会相信。然而在电影中，面对近在咫尺的E.T.，艾略特的妈妈又的确几次三番视而不见（衣柜，冰箱，万圣节）。这样说起来，E.T.的象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即纯粹的童年时光。

E.T.迟早是要离开的，童年迟早是要消逝的，但也不要忘记，拥有起死回生能力的E.T.临别前曾明确表示，自己将存在于艾略特的记忆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有选择的，只要童年的印记还在，好奇心、想象力就在，同理心、责任感就在，让枯燥的甚至濒死的生活重现生机的可能性就在。